裘法祖

    大清早来到中科院资深院士裘法祖教授的家，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一大瓶鲜花开得正艳。裘老一边让座一边喃喃道：“送花的姑娘前面刚走，你们跟着就到了，有点巧呢。但是她始终不肯要我的钱。”见这句话引起我们的兴趣，裘老的保姆告诉记者，裘老偶尔到外面去买东西，别人都认识他，不肯要他的钱，像这瓶花，原打算只买花的，谁知连花瓶也一起送来了。但裘老是个讲原则的人，钱是一定要付的，没办法只好以“不要了”来“威胁”卖主。这不，卖花小姐只象征性的收了几块钱，赶紧走了。

　　坐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真真切切的裘法祖。全武汉的人都知道同济有个院士医生，名叫裘法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其医术之好、医德之高、人生经历之传奇，向来为人们所称道。

(一)

　　1914年，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一个“书香世家”，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8岁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他的母亲竟是死于在国外只需要十几分钟做个手术就能够解决问题的阑尾炎。他一拳狠狠地打在桌子上，立志要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从此，他更加勤奋学习医学知识，课余时间几乎全部泡在图书馆里，被同学们称为“图书馆长”。

　　1936年，裘法祖西渡德国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在异国他乡的裘法祖，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勤奋潜心攻读，1939年秋通过了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14门功课全部优秀，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施瓦本医院当外科医生。由于勤奋努力，不到5年就被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之后又受聘于土尔兹市立医院任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是绝无仅有的。

　　在德国前程无量的裘法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1946年底，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他婉拒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毅然辞去外科主任的职务，卖掉汽车、退掉房子，带着他的德国籍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回到阔别已久满目疮痍的祖国，受聘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年后，他接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现同济医院)外科主任一职。

(二)

　　40年代，在我国外科界有“全才”之称的裘法祖敏锐地觉察到，传统的“大外科”已不能适应外科医学的发展，于是着手勾画在外科领域建立专科的蓝图。不久即在国内率先将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小儿外科、泌尿外科、脑外科即神经外科等。在他的精心扶植下，各专科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逐步发展，自成体系。

　　在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方面的不懈探索，是裘法祖在生命科学领域不断创新的一个缩影。传统的脾肾静脉吻合术，出血多，手术时间长，成功率低于50％。裘法祖经过反复摸索，采用肠钳夹胰尾的方法，使脾静脉处于无血状态，大大降低了分离难度，手术时间缩短到2～3小时，成功率提高到80％以上，被国内医院广泛采用。1970年，他又首创“胃底横断术”，在外科学上，这个成就被视为“分流型手术向断流型手术”转变的开端。在此基础上，他又创建了别具风格的“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使断流型手术更趋完善，成为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和肝硬化的一种有效的常规手术。这一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60年代，器官移植在美国崭露头角，裘法祖和他的学生吴在德、夏穗生闻风而动，于1965年9月创建了腹部外科研究室。在十年“文革”中仍施行百余例异体原位肝移植，并建立起我国自己的肝移植模型，在中国掀起了器官移植的热潮。1980年，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经卫生部批准成立，裘法祖任所长并随即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病房。20多年来，该研究所已发展到6个研究室，拥有一批先进仪器的卫生部重点实验室，能开展包括肝、肾、胰、脾在内的14种人体器官和细胞的移植。1988年他倡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接着又创建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裘老告诉记者，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为1999年5月在武汉起草的《中国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和《人体器官移植法》鼓与呼。现代医学领域里，器官移植已成为救治某个脏器功能完全丧失患者的有效措施。但在我国，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立法滞后，器官移植的发展受供体短缺的制约，每年有上万患者在等待器官，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得到，绝大多数患者在等待中死亡。

　　裘法祖就是这样，即使到了晚年，也要站在医学的前沿。

(三)

　　裘法祖不愧是“全才”，除了医疗实践，他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也成就不菲。

　　从1948年与同事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起，他先后主编过《一般外科手术学》、《医学百科全书＆＃8226；外科学基础分卷》和《医学百科全书＆＃8226；普通外科学分卷》，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外科学》。他与吴阶平教授共同主编的《黄家驷外科学》是我国医学经典著作，被新闻出版署先后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他还兼我国权威学术杂志《中华外科杂志》副主编和总顾问、《中华器官移植杂志》总编辑、《腹部外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德国医学》杂志主编等。

　　从60年代开始培养研究生，裘老至今已培养出三代学术带头人。仅在同济医院，经裘老培养起来的副教授以上的医学人才就达50人之多。他治学严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读书——看病——再读书，是他指给学生的求学之道。他强调外科医生务必做到“三会”，即会做手术、会写文章、会讲课。裘法祖用他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影响了外科学界的几代人，被他的学生们自豪地称为“裘氏风范”。

　　裘法祖熟悉国外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以自己在德国学术界的影响，广泛与德国医学界人士联系，打开了交流的渠道。同济医学院先后与德国的5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四)

　　“医学归于大众”，是裘法祖在1948年创办《大众医学》杂志时为该刊确立的宗旨。5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裘法祖始终遵循着这一宗旨。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血吸虫病重疫区。1964年，裘法祖受国务院、卫生部的委派，担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协作组的外科负责人。他率领医疗队直奔疫情最重、条件最艰苦的偏远农村。施行脾切除术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最有效的手段。对于裘法祖来说，手术技术毫无问题，然而，在穷乡僻壤，哪里有手术条件呢?

　　那一张张被血吸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却满怀期望的脸，紧紧揪着裘法祖的心。他亲手布置手术室：在凹凸不平的地上铺一层砖，桌子就是手术台。在顶棚上蒙一层塑料布，农舍就成了手术室。没有无影灯，就用100瓦的电灯泡，没有高压消毒器，就用蒸笼代替……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这种手术出血量大，当地没有血源，怎么办?裘法祖灵机一动，将切除的巨脾内的血液收集起来，重新回输给病人，难题迎刃而解。

　　多年来，裘法祖的病人中有中央、省市的领导，有普通工人和农民，也有港澳台同胞和国际友人。在病人面前他恪守医德，无论是谁，都一视同仁，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在裘法祖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凡他参加的手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术前必须亲自检查病人，术后的几个晚上要亲自察看病人。凡外出会诊或抢救危重病人，无论多累，下车后必须直奔病房或手术室，不允许丝毫拖延，直至病人脱险才能离开。手术所用的器械、纱布等物品，术前他要仔细检查，术中的摆放位置都有严格规定，术后要一一清点，一根针、一块纱布都不能少。因而，长期以来裘法祖的手术台被病人视为最安全的手术台。

　　裘法祖有一句格言：“技术上有高低，但医德必须是高标准的。”他曾在《假如躺在你面前的是你的亲人》、《回忆五十年外科生涯》等文章中强调：医生要把每一位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全国各地许多素不相识的病人和医生，出于对裘老的信赖，写信向他咨询病情和求救，每月平均达六七十封，每年有800多封。对一位8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读完这些信件，就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可是，裘老仍坚持亲笔回复，经常回信到深夜才上床休息。他的学生们要求代笔，均被谢绝。裘法祖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学识、精力、情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的病人。

(五)

　　晚年的裘法祖，身子骨依然硬朗，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裘老告诉记者，他现在每天只睡不到5个小时的觉，吃的也很简单，每天都是稀饭、牛奶和一些简单的菜，从不吃补品。他的业余爱好很广泛，小提琴、钢琴、网球、摄影、集邮等，都在兴趣之内，但最感兴趣的还是写作，每天晚上看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作，次日凌晨一点半才上床休息。他不好烟酒，但对喝茶要求很高，写作时必须有一杯上等的“龙井茶”相伴，并且茶要泡得很浓很浓，几乎到了不苦不喝的地步。

　　美满的异国姻缘是裘老保持健康的另一个秘诀。他的夫人罗懿出生在德国伊萨河畔一个工程师家庭。她聪明美丽、温柔善良。四十年代初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时与裘法祖相爱，1945年两人结为伉俪。罗懿爱裘法祖的诚实与勤奋，为了丈夫的事业，她抛弃了舒适的生活，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随裘法祖来到中国。早些年，她的亲人劝她回德国安度晚年，她却说：“我的位置永远在丈夫身边。”

　　回首50余年的夫妻生活，裘老感慨万千。他自豪地说他们的婚姻是世界上最美满的婚姻。但他同时说：“几十年来，我欠夫人的太多了。现在可以称得上补偿的，就是前段时间每天晚餐前陪着她到外边散散步，或者逛逛街买点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夫人罗懿对武汉的环境和简单而清静的生活早已习惯了，她对自己晚年的生活感到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