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非营利”医院的遭遇
一患者在一家“非营利”医院的遭遇
2005年07月16日 08:54:2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叶蕾
从7月13日开始，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全市地铁、公交限期10天拆除全部违法医疗广告，今后将加强监管，定期对地铁、公交车上发布的广告进行检查，杜绝“男科、妇科诊疗中心”之类的违法广告再次出现在公交、地铁。这个消息，对曾经受这类广告误导，正准备提起诉讼的余文（化名）来说，无疑是个安慰。
令人心惊的诊断
5月20日，余文发现自己的阴茎有少许分泌物，他怀疑自己患上了男科疾病。他想起曾在地铁里看到的北京天桥医院的广告：“北京天桥医院，前列腺炎专科诊疗，53年历史，市医保定点单位。专业化，现代化，品牌化，人性化。”6月8日，他按照广告中的地址来到该医院。
进入医院以后，他感觉这里的确是非常“人性化”：刚进门，就有导医小姐热情接待，陪他办好手续，并带他来到1号诊室。接待他的是车忠兴医生，余文注意到，医院进门处的公告中写着，车医生是长期从事男性泌尿系统研究的专家。
“你这个病很严重！”车医生的话让余文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洗桑拿？有没有跟小姐接触？”余文说他是经常洗桑拿，但并没有接触小姐。车医生说通过毛巾也可传染，并给他开了化验单。化验结果显示，他已患前列腺炎，两项重要指标都已远远超出正常指标。
车医生对余文说，你的病要马上治疗，否则可能要恶化，“你带了多少钱？不够我可以先借给你。”车医生还告诉余文，他很可能已经传染给了妻子。余文非常着急，第二天就带着妻子来到天桥医院检查。果然，妻子被诊断患有宫颈糜烂。随后的6天，夫妻每天双双来到天桥医院治疗。
扑朔迷离的病情
6天的妇科治疗，使余妻苦不堪言。渐渐地，她隐约觉得，自己的病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严重。她悄悄中断了治疗，到北京市崇文区妇幼保健院再次检查，结果是无宫颈糜烂。
妻子的无病使余文松了一口气，却抹不掉心中的疑问：“医院误诊了我妻子，那我呢？我到底有病没病呢？”
但定期化验的结果让余文有了信心，两个不正常的指标每检查一次都更趋于正常。他决定继续治疗。治疗20多天，他一共花了近两万元。
6月27日，化验结果显示他的炎症已基本治愈。可余文的怀疑却无法消除。
7月6日，他最后一次到医院进行化验。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这一次，他决定换一个身份去检查。
为避免被导医小姐认出，他戴了一顶帽子，低低的帽沿遮住了大半张脸。用了一个化名以后，他摆脱了导医小姐的跟随，走到8号诊室，找到了邓国辉医生。邓医生对他是初次诊断，同样开了化验单。余文以假名进行了化验。化验结果令他震惊：与他初次就诊时的结果一样。根据那份化验结果，邓医生又开始重复以前车医生说过的话，告诉他已患前列腺炎，病情很严重，必须赶快治疗。
之后，余文摘去帽子，恢复真名重新挂号，来到1号诊室。车医生又给他开了化验单，余文再次化验。结果是，病已痊愈。车医生说，接受治疗以来，余文的病情一天天好转，每一次化验结果都显示病情减轻的趋势。按这个趋势发展，7月6日就该是痊愈的日期。
自相矛盾的解释
同一个人，半小时的间隔检查，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当余文拿着两份诊断书问车医生时，车坚称：“你没病。”
余文又去问邓医生。邓医生说余文肯定有病。至于为何车医生的治疗没有效果，他不作评价。
余文又找到了这家医院的院长。院长说，既然两份化验单不同，现在无法确定余文是否有病，希望他再在医院做一次检查，才好下结论。“如果有病，在医院继续治疗，我们可以给予优惠或是部分减免；如果没病，我们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
而余文拒绝再次化验，他认为，医院有诱导患者治疗的嫌疑。
在余文的一再要求下，院方出示了车医生的行医资料。资料显示车忠兴于1993年7月获得职业医生资格，学历为大专，职业类别是临床，专业一栏写的是医疗。2004年12月8日到北京天桥医院工作，聘用的科目是外科专业。
“这种情况的出现都是因为邓医生的介入。不然的话，你现在早就好了，也没这事了。”院长说。余文要求医院赔偿其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遭到院方拒绝。
7月9日，余文来到北京和平里医院重新检查，化验显示他确实仍然患有前列腺炎。余文说：“我以前在天桥医院花的近两万元都打了水漂。”
余文在和平里医院打了3天的点滴，花费1000多元，原有的症状就已经消失。针对余文在天桥医院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化验结果，为他施治的和平里医院的汪医生说：“取液都是从同一部位取出来的，同一天内不可能有太大差异。”
面目不清的非营利医院
7月12日，记者采访了天桥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针对记者提出的“天桥医院到底是公立还是私立”的问题，宣武区卫生局办公室副主任戴蕊说，它的性质是非营利的，但跟一般政府办的医院有些不同。
据她介绍，天桥医院是2004年3月审批成立的，由原来的大栅栏医院和天桥医院合并，并加入了一些个人投资，确定的资质是一级综合医院。当记者追问“如何对其审核监督，确保医院是非营利机构”时，戴蕊说，应该有个监督机制，但由于它不完全是政府办的，在财务方面还要向投资人负责，所以政府的监督作用也比较有限。
记者向有关专家咨询，专家认为，民间投资的非营利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怪胎。从国外的情况来看，非营利机构只有出资人，没有投资人，只要是投资，肯定要营利。营利与非营利的区别，主要是投资人能否分红。由于我国目前对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不够完善，有很多医院打着非营利的旗号。一旦医院以营利为目标，就会出现过度服务，如多做检查、多开药，甚至没病说有病等，这样对患者非常不利。
记者获悉，近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对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予以否定，认为我国的城镇卫生体制改革方向应以政府为主导，医疗服务应体现社会公益性。
2005年07月16日 08:54:2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叶蕾
从7月13日开始，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全市地铁、公交限期10天拆除全部违法医疗广告，今后将加强监管，定期对地铁、公交车上发布的广告进行检查，杜绝“男科、妇科诊疗中心”之类的违法广告再次出现在公交、地铁。这个消息，对曾经受这类广告误导，正准备提起诉讼的余文（化名）来说，无疑是个安慰。
令人心惊的诊断
5月20日，余文发现自己的阴茎有少许分泌物，他怀疑自己患上了男科疾病。他想起曾在地铁里看到的北京天桥医院的广告：“北京天桥医院，前列腺炎专科诊疗，53年历史，市医保定点单位。专业化，现代化，品牌化，人性化。”6月8日，他按照广告中的地址来到该医院。
进入医院以后，他感觉这里的确是非常“人性化”：刚进门，就有导医小姐热情接待，陪他办好手续，并带他来到1号诊室。接待他的是车忠兴医生，余文注意到，医院进门处的公告中写着，车医生是长期从事男性泌尿系统研究的专家。
“你这个病很严重！”车医生的话让余文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洗桑拿？有没有跟小姐接触？”余文说他是经常洗桑拿，但并没有接触小姐。车医生说通过毛巾也可传染，并给他开了化验单。化验结果显示，他已患前列腺炎，两项重要指标都已远远超出正常指标。
车医生对余文说，你的病要马上治疗，否则可能要恶化，“你带了多少钱？不够我可以先借给你。”车医生还告诉余文，他很可能已经传染给了妻子。余文非常着急，第二天就带着妻子来到天桥医院检查。果然，妻子被诊断患有宫颈糜烂。随后的6天，夫妻每天双双来到天桥医院治疗。
扑朔迷离的病情
6天的妇科治疗，使余妻苦不堪言。渐渐地，她隐约觉得，自己的病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严重。她悄悄中断了治疗，到北京市崇文区妇幼保健院再次检查，结果是无宫颈糜烂。
妻子的无病使余文松了一口气，却抹不掉心中的疑问：“医院误诊了我妻子，那我呢？我到底有病没病呢？”
但定期化验的结果让余文有了信心，两个不正常的指标每检查一次都更趋于正常。他决定继续治疗。治疗20多天，他一共花了近两万元。
6月27日，化验结果显示他的炎症已基本治愈。可余文的怀疑却无法消除。
7月6日，他最后一次到医院进行化验。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这一次，他决定换一个身份去检查。
为避免被导医小姐认出，他戴了一顶帽子，低低的帽沿遮住了大半张脸。用了一个化名以后，他摆脱了导医小姐的跟随，走到8号诊室，找到了邓国辉医生。邓医生对他是初次诊断，同样开了化验单。余文以假名进行了化验。化验结果令他震惊：与他初次就诊时的结果一样。根据那份化验结果，邓医生又开始重复以前车医生说过的话，告诉他已患前列腺炎，病情很严重，必须赶快治疗。
之后，余文摘去帽子，恢复真名重新挂号，来到1号诊室。车医生又给他开了化验单，余文再次化验。结果是，病已痊愈。车医生说，接受治疗以来，余文的病情一天天好转，每一次化验结果都显示病情减轻的趋势。按这个趋势发展，7月6日就该是痊愈的日期。
自相矛盾的解释
同一个人，半小时的间隔检查，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当余文拿着两份诊断书问车医生时，车坚称：“你没病。”
余文又去问邓医生。邓医生说余文肯定有病。至于为何车医生的治疗没有效果，他不作评价。
余文又找到了这家医院的院长。院长说，既然两份化验单不同，现在无法确定余文是否有病，希望他再在医院做一次检查，才好下结论。“如果有病，在医院继续治疗，我们可以给予优惠或是部分减免；如果没病，我们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
而余文拒绝再次化验，他认为，医院有诱导患者治疗的嫌疑。
在余文的一再要求下，院方出示了车医生的行医资料。资料显示车忠兴于1993年7月获得职业医生资格，学历为大专，职业类别是临床，专业一栏写的是医疗。2004年12月8日到北京天桥医院工作，聘用的科目是外科专业。
“这种情况的出现都是因为邓医生的介入。不然的话，你现在早就好了，也没这事了。”院长说。余文要求医院赔偿其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遭到院方拒绝。
7月9日，余文来到北京和平里医院重新检查，化验显示他确实仍然患有前列腺炎。余文说：“我以前在天桥医院花的近两万元都打了水漂。”
余文在和平里医院打了3天的点滴，花费1000多元，原有的症状就已经消失。针对余文在天桥医院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化验结果，为他施治的和平里医院的汪医生说：“取液都是从同一部位取出来的，同一天内不可能有太大差异。”
面目不清的非营利医院
7月12日，记者采访了天桥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针对记者提出的“天桥医院到底是公立还是私立”的问题，宣武区卫生局办公室副主任戴蕊说，它的性质是非营利的，但跟一般政府办的医院有些不同。
据她介绍，天桥医院是2004年3月审批成立的，由原来的大栅栏医院和天桥医院合并，并加入了一些个人投资，确定的资质是一级综合医院。当记者追问“如何对其审核监督，确保医院是非营利机构”时，戴蕊说，应该有个监督机制，但由于它不完全是政府办的，在财务方面还要向投资人负责，所以政府的监督作用也比较有限。
记者向有关专家咨询，专家认为，民间投资的非营利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怪胎。从国外的情况来看，非营利机构只有出资人，没有投资人，只要是投资，肯定要营利。营利与非营利的区别，主要是投资人能否分红。由于我国目前对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不够完善，有很多医院打着非营利的旗号。一旦医院以营利为目标，就会出现过度服务，如多做检查、多开药，甚至没病说有病等，这样对患者非常不利。
记者获悉，近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对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予以否定，认为我国的城镇卫生体制改革方向应以政府为主导，医疗服务应体现社会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