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的医生们，为什么放弃了行医？
《医师报》官方账号 健康问答专家, 来源：医学界 作者：朱雪琦
医生生涯的转折点
2011年大年夜，是张瑞平（化名）医生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那是他在医院工作的第三年。他是上海一家二级甲等医院的心内科医生，在呼吸内科轮转时，他碰到了一位呼吸衰竭的患者。
尽管已经过去了9年，但是张瑞平依然清楚的记得当晚发生的事情。患者的情况突然恶化，张瑞平作为值班医生，建议进行气管插管，因为是有创操作，患者家属不同意。反复沟通后，仍然没能说服家属。当晚，患者救治无效身亡。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诊疗的细节已经模糊。但是张瑞平记得，患者的病史确实存在漏洞，因为是大年夜，上级医生反应也不够快，副高级和正高级的医生都不在。当时病区没有氧气面罩，需要到其他病区去取，也耽误了救治的时间。
这些都成为了患者索要赔偿的“把柄”。患者家属的远亲在区卫生局工作，张瑞平认为，这让他们熟悉医院处理类似纠纷的套路，“那就是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意反复扯皮。”
最后，没有正式的投诉和起诉，医院提出免除四五千元的治疗费用，患者写了谅解书。
虽然科室被罚钱，平摊到每个医护身上也就几百块，但这次医疗纠纷让张瑞平意识到，如果发生纠纷，医院并不会保护医生。
张瑞平还记得辞职前一年，一位心衰患者在医院跳楼自杀，尸体落在二楼一个平台上。当时是他从二楼的窗户爬出去，把尸体搬了进来。虽然医院在救治过程中并无过错，但是家属依然不依不饶，要求赔偿，事情闹了很长时间。
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张瑞平感到，“在医院3年时间，虽然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是好相处的，但是只要你1000个里面碰到了一个，就够你受的了。”紧张的医患关系让他的压抑感一点点积累，大年三十的这场纠纷发生后，张瑞平动了强烈的辞职的念头。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年，张瑞平本应晋升主治医生。当时，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一万元左右，又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本没有任何理由辞职。但是纠结了近半年时间，第二年夏天，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他下定决心，提交了辞职申请。
医院对类似纠纷的处理态度尤其让张瑞平失望。“在和患者打交道时，我们是弱者。医务处的处理逻辑是，在医生吃小亏的情况下摆平纠纷。”医务处曾经劝张瑞平，反正也就罚几百块钱，无所谓。“但是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我是很压抑的，甚至觉得屈辱。”
“医生需要自我保护，多做检查，用药趋向于保守，出于保护性的目的，病史也写的很复杂，实际上对于诊疗过程毫无用处。”张瑞平直言，在医院里，医患关系的紧张体现在方方面面，而这些都让他感到很疲惫和失落。
他向“医学界”举了个例子，一个病危的患者，如果家属看起来像是会闹事的，医生会每天和家属谈话，每次谈话都要留有文字记录。“上午写一个已告知家属病危，下午再写一个，一天写两三次，实际上没什么用。但是如果真的要打官司，至少病历上能体现，医生已经充分告知了病情的严重。”
当医生一两年后，张瑞平在潜意识里会给患者分个类，哪些看起来容易闹事，在诊疗过程中，就会增加一些本不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而这些，都背离了他当初从医的初心。
?麻醉医生弃医从法
麻醉科医生力涛（化名）同样因为医疗纠纷辞职。而且，辞职后，他研习法律，拿到法律硕士学位，直接转行到了医院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
15年前，力涛是河北一家二级医院的麻醉医生，那是他做麻醉医生的第9年。他仍然清楚的记得，2005年8月20日上午，一名10岁男孩因为扁桃腺手术被送进手术室，开放液路时，由于男孩较胖，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没什么穿刺经验的我尝试扎了一次，成功了。当时我还有些沾沾自喜，却不知这是男孩不幸的开始。”
麻醉后不久，男孩对肌松剂琥珀胆碱敏感，出现了异常心动过速、高热惊厥、二氧化碳蓄积等恶性高热症状。经全力抢救，虽保住性命，却成为了“植物人”。
这对男孩父母来说是个不能接受的结果，他们向医院“讨要说法”并最终上诉到法庭。
这件事摧毁了力涛专业上的自信心。曾经，他在麻醉时自信满满，意外发生后，他感到自己是井底之蛙。“我想起自己在面对恶性高热时，是多么的无力，我感到整个人都垮掉了。”
力涛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随后的几次手术麻醉也莫名其妙变得磕磕绊绊，他只想逃避工作。男孩父母来医院“讨说法”更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很同情这家人，“一想起当时男孩父母揪心的状态，我就不由暗骂自己的无能。”他对“医学界”回忆。
在长达4年的诉讼中，力涛越来越感到身心俱疲。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北京某司法鉴定机构以没有常备恶性高热特效药“丹曲洛林”为由鉴定医院存在过错。力涛说，恶性高热发生率只有1万5千分之一，“丹曲洛林”又比较昂贵，所以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常备，当时在中国大陆，仅北京协和医院一家医院备有“丹曲洛林”。
一审按照这个鉴定意见判医院赔偿82万元。二审发回重审，虽然力涛和医院对鉴定和判决结果非常不满，但因为同情患方的不幸，男孩在ICU仅医疗费就花了31万多，最终还是接受了补偿45万的调解协议。
赔偿主要由医院承担，分担到个人身上的很少，但是医疗过错的鉴定结果，力涛始终耿耿于怀。
医疗诉讼的第2年，力涛就动了转行的念头，他当时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管医生有没有错，都要赔偿。“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合理的鉴定结果对医院、医生产生的影响”，他说，这成了他最后下定决心辞职，并且研习法律硕士的初衷。
在医患之间，没有强者
2001年，张瑞平刚刚考上医学院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放弃医生这个“铁饭碗”。那时候，关于暴力伤医、医患纠纷的报道还很少。医生群体的口碑不错，医生这个职业，和法官、金融从业者一样，都是好工作的代名词。
现在回头看，当年医学院毕业的同班同学，有一半左右已经转行，有的卖起搏器，有的自己开公司，也有的跳出医疗圈，卖保险或者卖汽车去了。在张瑞平看来，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学生，不会因为考不了证放弃这个职业，“不做医生，大多都是因为在医院里的发展不符合自己的预期。”
2017年，“医学界”曾对医院人才流失情况进行过分析。调研显示：接近75%的医生都有过辞职的想法，在辞职的原因中，医患关系紧张在工作强度、薪酬收入之后，位居第三。此外，73%的医生认为医患关系比以往“日益恶化”、近9成医生认为医疗体系是医患冲突最大的责任方。
张瑞平现在在一家医疗数字营销公司工作，对于当年辞职的决定，他并不后悔。在他看来，因为医疗体制畸形化的医患关系，短期内不会改善。
力涛的执业时间比张瑞平更久，从业13年后，他在中年选择了转行。2009年考上法律专业硕士时，力涛已经35岁。
毕业后，力涛成为了一名专门调解医患纠纷的法务人员，他在河北邯郸一家医院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2012年后，每年他要处理三四十起大的医患纠纷，二三十起小的纠纷。9年时间，他处理的医患纠纷已经超过了500多起。
他认为，进入2000年后，中国的医患纠纷才开始愈演愈烈。“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医生群体在社会上处在一个弱势的舆论地位。”他认为，因为医疗资源配置的失衡，医生成为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
一开始，因为从医的经历，力涛在调节纠纷时，完全站在医生和医院的立场上，现在，和很多不幸的家庭打过交道后，他尽量站在医患双方的立场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毕竟，在医患之间，没有哪一个是强者，保护医生，也同情患者。”他说。
导读,“其实在公立医院，医生的幸福感真的很低、非常低”
去年，43岁的陆烨医生离开了任职19年的九院，加入了睿宝儿科。
很多人不能理解他的选择，甚至当时连家人都不赞成，觉得他可能是“疯了”，但是1年多后的今天，我们见到的陆医生，面容温和、气色明亮，专业领域科研与技能均有所提升、家庭关系和谐稳定，他说“从不后悔这个选择”。
“被边缘”，幸福感极低
众所周知，九院是一家以口腔科室闻名全国的三甲医院，但是作为一家综合医院，儿科就成为了九院一个“存在即可”的科室。作为一名儿科医生，陆烨医生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被边缘”，评级、课题基本都轮不到儿科。
“当时想在医院申请做一个儿科脱敏的项目，直接被否决了，领导告诉我‘你只需要每天按时坐诊就可以了’，19年来一直都很迷茫。”陆医生说。
儿科是一个很“看”季节的科室，一旦流感爆发，科室就像菜市场一样，都是人。“记忆中最多的一次一天看了100多个病人，平均3分钟就要看一个人，没时间喝水、上厕所，每天午餐都要两三点才能吃。”
365天几乎无休，饮食不规律、轮班倒工作制，导致高血压、胃病齐齐找上门来，身体一度“崩溃”……
“其实在公立医院，医生的幸福感真的很低、非常低，除了一些大咖教授可能会高一些，像我们这些不算知名的医生，真的很辛苦。”
43岁，决定离开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陆医生萌生了离开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就职的想法。四十不惑的年纪，离开体制的“铁饭碗”，去私立医院，很多人都劝他再想一想，是不是太过于冲动。
“我是个医生，只要医术够好，没听说哪个医生会被饿死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不管在哪里，凭借我自身的行医经验，我总能做出一番事业来。”面对朋友和家人的质疑，他这么说。
离开九院后，他才知道，有一位他曾经的患者将他推荐到了上海的生活圈，称他为“备受家长推崇的十大儿科医生之一”，陆医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医生”。
“没想到只是对前来看诊的家长们多了一点耐心，多解释了几句，就获得了这个成就，实在是很受宠若惊，”他说，“这说明什么，说明患者的要求并不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究竟应该跟患者建立怎样的一种联系，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就这样，带着信任他的一批患者，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他离开了九院，到了睿宝儿科。
自带流量，扎根私立医院
陆烨医生有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群内有他曾经的患者家属，也有家属介绍的其他家属。陆医生会定期在群内进行一些疾病防范的宣传教育，提醒家长做好孩子患病的记录管理，对于群内家长的提问也会一一解答，这些人可以说都是陆医生的“粉丝”。
“我现在的病人很多都是在我这就诊的老人了，他们都比较信任我。”陆医生很骄傲的跟我们说。
陆医生的专业在过敏科，年初的时候，陆医生与睿宝儿科领导申请开设了脱敏门诊，这个在很多公立医院也都属于很紧缺的科室。
“现在孩子过敏的特别多，但是为什么会过敏、怎么进行脱敏治疗，很多医院医生是不清楚的，我们睿宝儿科现在在做的这个脱敏课题可能是唯一一家做脱敏门诊的私立医院。”
陆医生还有个目标，就是通过他熟知、专业精通的过敏科，打造一个精品门诊，以点带面地扩大睿宝儿科在市场上的知名度，作出自己的品牌。
近距离接触患者，还原医疗本质
跳槽到私立医院后，陆医生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与患者之间的距离。
“以前一天看很多病人，就只有那么短短三五分钟的接触，过后基本没有交流，这对于过敏病症的日常管理其实是不利的。来到私立医院之后，首先我会对前来面诊的患者进行30-40分钟的详细了解，之后还会互换微信，日常沟通回访用药感受、症状改善情况，为后续的治疗做足准备。”
这样坚持下来，基本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家长都非常满意，这是在公立医院绝对做不到的。
“现在我们医患关系紧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沟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去战胜疾病，而不是相互猜忌。”谈到医患关系，陆医生这么说，“当然，公立医院的医生每天看那么多患者，也的确没有办法跟每个人都去长时间、深入的交流，毕竟排队的人还都在等着。”
同等质量的诊疗，更高等级的服务
像睿宝儿科一样的私立医院在上海还有很多，通常采用的是预约制的就诊流程。也就是说，患者提前电话预约，双方确定好门诊时间、医生后，患者前往就医。从患者抵达私立医院起，就将享受到医院全方位、贵宾级的服务——无需排队、护士贴心、医生一对一详细咨询。
“大众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私立医院，甚至于说有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信任私立医院的医生。但是我想说，私立医院的医生也都是经过系统的学习、有多年行医经验积累的，你到私立医院来，享受到的是与在公立医院同等质量的诊疗技术，同时还有私立医院高端的、温馨的服务体验。”
除了医疗水准外，人们对于私立医院的顾虑可能还来自于费用，普遍都认为私立医院就会很贵、会被坑、多花很多钱。对于这一点，陆医生告诉我们说，以睿宝儿科举例，患者到私立医院就诊，花费主要是在医生的诊疗费，相当于买断了医生的时间，其他药费与公立医院都是一样的。
“医疗在全世界来看，费用都不低，不管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非洲这样的落后地区。区别只在于说他们会有保险，能够分担一部分的医疗费用。”
睿宝儿科也与知名保险公司京东安联合作开发了一款儿童医疗保险产品，覆盖儿童就诊费用，购买保险后到医院就诊可直接刷卡、无需再付费。
陆医生建议
目前来看，私立医院的整体实力和公立医院还是没法比的，毕竟公立医院经营运转了这么多年，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学科领域。但是，近些年私立医院在常见病、多发病领域深入钻研，切切实实贴近老百姓，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如果患者经常性有过敏、咳嗽、感冒、发烧等常见病，那么建议患者选择私立医院就诊，详细与医生沟通了解为什么自己总是会患这些疾病，如何才能避免。”
很多家长可能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孩子生病了可能会很慌，陆医生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建议：
“如果孩子有一些慢性病，如过敏、咳喘，建议家长将孩子的接触物、症状表现、持续时间、用药情况等进行记录，实际、有效地记录能够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