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国对人类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挥了重大作用。近现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中医药跌遭误解和打压，除中医药界外的各界名流，对中医药支持者寡，反对者众。这是社会进步时期的一种反叛。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自诞生至今的二千多年来，护佑我中华民族，为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医疗技术，其意义完全不亚于中国的四大发明。

早在１９５４，毛主席就说过：“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人疫情斗争中，中医药再立新功，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和各种传染病斗争了几千年，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这也让公众又一次认识到了中医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跌遭西方列强欺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片鄙弃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浪潮中，中医被当做封建、落后、迷信、不科学的东西，不断受到质疑。

一、近现代反对中医的名流及其言论

当时维新派、洋务派、留洋派诸名流，支持中医者寡，反对中医者众。众多名人对中医的反对和敌视，差点没把中医赶尽杀绝。而最先主张废除中医的，是清末国学大师俞樾。

1、俞樾(1821-1907)，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写了《废医论》和《医药说》两篇文章，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

2、吴汝纶(1840-1903)，晚清文学家、教育家。把西医比作“贲育”，把中医比作“童子”，认为和西医比，所有中医典籍全部可以烧掉。中医“含混谬误，一钱不值”，“拒绝中医，实为卓识”。

后来，吴汝纶病重，只等米（美国）医，拒看中医。米医不能确定其病，虽经多方努力终于不治，享年63岁。李鸿章评论说："盖笃行其志，到死不肯一试中医也。"

3、严复（1854-1921），《天演论》译者，近代启蒙运动大家。认为中医“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在其给外孙女的信中说：“肝气之病近稍瘥否？要治，总须上等西医，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4、 孙中山（1866-1925），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本来学西医出身，后罹患肝癌，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有人劝其服用中药，他拒绝道：“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是有效的，但其诊断知识却是缺失的。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孙中山革命前一直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一生都反感中医。1925年病重，住进协和医院301病房，仍坚持不服用中药，称"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

5、梁启超（1873-1929），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激烈的抨击中医“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后因尿血拒看中医执意看西医，被割除一个肾脏拔出七颗牙齿后疾病依然如故。梁启超的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时北京同济医院压力颇大。梁先生撰写《我的病与同济医院》一文为同济医院开脱：“据那时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说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然后生怕大家误解科学，又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东西。即如我这点小病，虽然诊查结果，不如西医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样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发表这篇短文的微意。”时人评论说被西医害死，还不说西医一句坏话。

6、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曾这样评价中医：“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言辞可谓极端。

7、汪精卫（1883-1944）， 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孙中山的遗嘱执笔人、汪伪政权负责人，认为“中医没用可废除”。他声称：“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甚至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1928年，汪精卫授意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了废止中医的议案。遭到了举国中医界的反对。

8、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曾这样评论中医：“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对中医有深仇大恨似的。

9、胡适（1891-1962），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认为“中医不科学”，后来生病西医没办法治，被上海名医卢仲安治好，最后只好自我解嘲说：“中医不科学，糊涂，但能治病；西医很科学，清楚，但治不了病。”

10、鲁迅（1881-1936），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在日本学习西医，因父亲生病不治对中医最为深恶痛绝。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我还记得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首开中医骗子说之先河。

11、郭沫若（1892-1978），新诗奠基人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这样说过：“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决绝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12、傅斯年（1896-1950），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他认为中医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他说："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则记载了关于傅斯年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因为他们曾为中医问题激烈辩论了一场。后来，傅斯年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在傅斯年眼中，中医问题，甚至没有资格进入“科学”视野。

纵观历史，中医真可谓命运多舛了。但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中医可以说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一路走到了当代文明面前，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漫长岁月中，其所挽救的健康生命不可胜数。那么，这些先贤名流为什么视中医药如寇仇，而大加口诛笔伐呢？

二、近现代名流力反中医药的原因

1、认为中医迷信落后，医巫不分。生活中也的确有医术不高品质低劣者故弄玄虚，籍此骗钱。

2、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救民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候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成为潮流。“打倒孔家店”，甚至提出废除汉字，提倡拼音文字，似乎老祖宗的一切都是错的，要不何至于落后挨打？在坚船利炮之下，我们被打痛了，于是病急乱投医，丧失了文化自信。

3、认为中医有悖于科学精神，阻碍科学进步，尤其是阻碍学习西医。的确，中医是中国古人根据生活中的疾病摸索总结出的经验汇总。来源于实践。但缺少了西医的《解剖学》《病理学》科学依据。显然就落后无知了许多。若彼时全面推行西医，当时国家现状是既无仪器设备，复无制药工业，进口器材和药品要花费大量硬通货，而且当时全国西医人才太少，这样必将导致下层贫苦人民无钱可看，无医可看，无药可用的悲惨局面。

4、个人遭遇。中医是高度依赖经验和悟性的一门学科，不是实证科学，没法定性定量和标准化，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其中不排除有些人医术低劣，欺世盗名，或故弄玄虚，有意把中医神秘化。比方鲁迅在《父亲的病》中提到，给他父亲看病的中医，药方就不说了，光是药引，一般的生姜、竹叶根本不用，至少也是芦根，或经霜三年的甘蔗。后来这个中医“平生的学问”都用尽了，就又推荐了一位学问更高的中医。这个中医，药方中总有些稀奇古怪的丸散和药引，十分刁钻。比如，蟋蟀一对，特注“原配”，以至于鲁迅在文中嘲讽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还有"平地木十株"，让人不知所以，似乎不如此就表现不出自己有学问似的。药引找到了，还要一种“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鼓皮做的。有回这老中医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这也许是前世的事。鲁迅家花了无数的银子，最后父亲还是走了。中医在鲁迅心中的形象，彻底坍塌了。

结语：

中医药积几千年之医疗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然而，近现代以来，中国跌遭西方列强欺侮，政界、知识界、文化界知识分子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人文知识、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恨屋及乌”，“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中医药就是那差点被倒掉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