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封直达生产小队的信，见证了他扭转农业危局的急迫心情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公社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生产大队就相当于现在的村、屯，生产小队就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不过百十人左右。然而，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的一封直达全国农村各生产小队的信，如春风般驱散了农民心头的乌云。

1959年，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刚刚闭幕，本已卸任国家主席职务的毛泽东，刚刚轻松的心情又紧绷起来。起因是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这五个产粮大省的一份报告和由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报送的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报告的内容就是这些省份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春荒，导致大量农民外流，春耕生产停滞，许多地方还因为吃不饱饭出现了浮肿病。

毛泽东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没有人再比他更了解农民、理解农民，没有人再比他更懂农村、更懂农业。农村、农业是国家的根基，中国革命就是依靠广大农村和贫苦农民才取得了胜利，如今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年，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他感到分外痛心也深有触动。于是毛泽东提笔将这两份报告加了一个很醒目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并批示周恩来将这两份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

俗话说，农业方面的灾情，往往是七分天祸，三分人祸。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次春荒的发生，是与一个时期以来的浮夸冒进风分不开的，是“人祸”。他觉得，在此全国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有必要将大跃进的教训进行总结，对农业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作风和有关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和解决，尽快把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尽快稳定农业生产。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亲自撰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在这份几千字的通信中，讲了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满满都是干货，可谓语言生动，实事求是，说的全是内行话，不但切中时弊，指出了现象，道出了本质，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尤为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毛泽东的这封信直接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竿子插到底，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该有多么急迫。

一、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二、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三、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四、关于播种面积问题，他说：“播种面积要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六、关于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做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谈到了他的初衷：“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在中国，对农业谁也没有毛泽东内行，农村农业的事情谁也别想瞒过毛泽东。毛泽东外出考察，去的最多地方就是农村，问的最多的就是天气和收成。有一次在视察过程中，发现窗外田垄异样，竟然当即叫停专列，亲自走到田里向农民询问。当了解清楚情况后，随即在列车上召集当地的省市县大队干部开会，批评了那些违反自然规律的官僚主义做法和浮夸作风，还把人民群众比作“上帝”，说：“你们把人民这个上帝惹翻了，咱们非垮台不可。”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他给全国农民写的一份“代言书”，他在告诫全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尊重农业规律，尊重科学，多倾听基层干部意见，多倾听农民意见，少说假话，多办实事，否则一味浮夸冒进，“一害人民，二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