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中医人邓铁涛曾说过：“中医历经几千年，推而不倒，靠什么？靠治病有效果。如果中医治病无效，早就被人民所抛弃了。”这是真正的中医人，中医人讲话从来都是这么言简意赅，治病有效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但简单背后有着并不简单的历程，中医这个“推而不倒”的根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上去寻找，要从无数代中医人洒下的每一滴汗水中去总结。我们今天常讲要弘扬传统文化和坚持文化自信，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找到了中医治病有效、推而不倒的答案，就找到了坚持文化自信的一大底气。
01 三千年积累在战国结硕果：中医是世界上最早形成完备理论的医学
中医学说的创立最早始于“三世医学”，其代表作是《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经》和《素女脉诀》，这是中医数千年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医药典籍。汉代《礼记·曲礼》说战国时人们讲究“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表明“三世医学”的正统地位早在那时已经深入人心。
继“三世医学”之后，在春秋战国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中医人也贡献出大量医经、经方典籍，这些书目及其主要内容被西汉刘向收入《别录》。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汉书·艺文志》时，将它们择要分类记载为“医经七家”和“经方十一家”，其中“医经七家”以《黄帝内经》、《黄帝外经》为代表，“经方十一家”以《风寒热十六病方》、《汤液经法》为代表。
这十八家中医典籍共有四百九十卷之多的医学论述，内容囊括了“经阐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的丰富医学知识，它们标志着中医的理论根基已经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构建起来。可以说，中医是世界上最早形成完备理论的一门医学，其理论体系在成型之后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巩固和发扬而从未被推倒。
也许有人会问，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具有产生完备医学理论的条件吗？
实际上，从华夏先民石针治病、火熨灸疗的医事活动算起，到先秦时期大量医经和经方典籍的涌现，其中所经历的时间跨度有悠悠三千多年之久。这个漫长过程中流传的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歧伯论经脉等传说虽然难以得到医史上的确证，但这些历史传说无疑是先民在长期医事实践中所凝结的文化成果。
这足以说明中医理论体系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全面形成，是以三千年漫长的实践探索、效果检验和经验积累为基础的，它不是神话迷信，更不是空中楼阁。
相比之下，随着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西医，才不过只有两百年左右的发展历史。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医生给人治病要么是灌肠、要么是放血，除此之外别无他技。所以现在这个商业模式大获成功的西医，无论实践积累、文化积淀都远远比不上中医。
而说到文化，则不得不说中医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哺育。中医理论根基建立起来的那个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华文化最为灿烂的百家争鸣时代和诸子思想学说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医的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诸子百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医的医学观与传统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
02 以病为标，以人为本：中医的理论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应相通
“国医大师”邓铁涛曾说：“中华文化的源头一直和中医结合，唯物辩证法与中医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医与传统文化相应相通之一：“气一元论”与中医的“以气为本”。
中医对人的认识是“以气为本”，认为是“气”构成了人体的物质和功能。《黄帝内经》中记载的“气”有271个种类共2997个之多，《素问》中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医对于“气”的认识，与古代诸子学说对此的认识有着高度一致性。
《国语》说“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强调“气”与人事之间的变化关系。《鹖冠子》说“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把“气”视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管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以“通天下一气”将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本质都归结为“气”。
这个诸子百家普遍认同的“天地万物即是一气所生”的“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易经》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意思是气聚则生成物形，气散则导致物形变化。所以“气一元论”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而绝不是唯心的神魔主义。也就是说，中医对于人体“以气为本”的认识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正确的认识。
然而遗憾的是，如果你跟别人说“构成物质世界的本原是气”，他基本会说你是瞎扯淡。而如果你说“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是夸克”，那么他会认为你说的是科学。类似这种存在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名称歧视”并不少见，这些人之所以心存歧视大多是源于认知的粗浅。除名称不同外，中国古代哲学所谓的“气”与现代科技所谓的“夸克”，在内涵上并无根本性差异，无非就是“气”是宏观笼统的概括，“夸克”是微观精细的描述。
中医与传统文化相应相通之二：“天人合一”与中医的整体治疗。
中医以人为本，以病为标，重视治人而不是片面治病。钟南山院士在谈对中医的看法时就曾说过，“中医讲各个脏器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中医这种整体治疗理念的思想源头就是“天人合一”，而这个源头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它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庄子》说“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循环。这些“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体现到中医理论中，便是《黄帝内经》所主张的“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
所以中医讲究的整体治疗是以人为中心，从人与自然、社会三者间的关系探讨人的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注重全面诊察病人的身体及其所处四时气候、地域水土、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整体联系。比如，中医认为非典肺炎在广州是“风瘟夹湿”，到了北京则是“风瘟夹寒”，在治疗上能做到因人而异、因时间而异、因地域而异的千人千方。
但遗憾的是“天人合一”这个词，常常被很多不闻其详的人给想歪了。“天人合一”实质上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要顺应自然规律，这不正是今天人们所主张的理念吗？这也反映了中医理论的客观正确性在哲学上才能更到位地体现出来。而现代科技短短两百年的发展，远远未到能解释一切的境界，西方标准的格局还有待更大的拓展。
中医与传统文化相应相通之三：古人正邪观与中医的正邪相争。
古人的正邪观同样来源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符合自然规律则为正，不符合自然规律则为邪，邪是导致各种问题的根源，这很唯物而毫不唯心。《尚书》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礼记》说“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逸周书》说：“亡正处邪，弗能居此”，都是强调要存正去邪。
中医的正邪观，是以正邪相争来描述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若人体中正气胜邪气或正邪之气相平衡，则为健康状态；若正邪之气不平衡且以邪气占优势，则为疾病状态。中医治未病的预防理念，就是能通过预判人体正邪相争的态势而防病于未然。《黄帝内经》说“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将邪气归为阳邪、阴邪两类，以此区分人体内外病症的病因。
不少人看到这里可能早就“名称歧视”了。中医在两千多年前将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和抗病能力称为“正气”，将致病因素称为“邪气”，有什么不妥吗？无非就是一个名称，难道只有免疫力、病原体这样高大上的叫法，才有资格治病救人？中医的“气”是物质的，“正气”和“邪气”同样是物质的，这两个词是单纯到不能再单纯的医学术语，与神魔小说的光明与黑暗是十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两码事。
在这个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内因认识的基础上，中医形成了“扶正”、“祛邪”的治病理念，极为重视通过培补正气来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正如“国医大师”邓铁涛所讲的那样：“我们的治疗不是只知与病毒对抗，而是既注意祛邪，更注意调护病人的正气，并使邪有出路”。所以“祛邪”与“杀邪”有很大不同，中医治病讲究的是疏导与调和，而不是大动干戈地冲杀病原体。
中医与传统文化相应相通之四：古人辩证法与中医的辨证论治。
代表先秦中医先进水平的《黄帝内经》，在诸多领域都反映了中医理论与老庄、墨子、易经等诸子百家哲学思想的结合，其中“辨证论治”理念的形成就是中医吸纳和融合诸家思想精华的重要成果。
在古代诸家思想学说中，都能找到中医“辨证论治”所体现的辩证法思想。例如，《周易》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表达了物极必反的辩证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表达了事物阴阳两面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
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源头形成于《黄帝内经》之中，“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便是《黄帝内经》所确立的辩证治病理念，特别是书中所归纳的“病机十九条”为应对复杂病症提供了执简驭繁的辨证方法。
继《黄帝内经》之后，东汉时张仲景写成巨作《伤寒杂病论》，书中将理、法、方、药相结合，全面地创立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这标志着中医的临症医学有了完备的方法体系，也更表明中医的理论体系最迟在汉代已经全面地建成了。03 中医数千年推而不倒，但该怎么在现代科技铺开的医疗商业模式中突围？
纵观中医数千年发展史，从远古到春秋之间的三千多年是中医的实践积累期，从战国到东汉之间的六百多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全面形成期。
这一阶段著成的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黄帝八十一难经》，囊括了中医的基本理论、诊断方法、辩证原则、治疗法则、药物理论、配方理论、预防理念等方方面面，为中医这门医学扎下了牢固的理论根基、建起了全面的学术体系。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之间的七百多年是中医理论体系全面建成后的实用发展期，其鲜明特点是综合性和专科化著作的大量涌现。
比如，晋朝王叔和写成中医史上第一部脉学总结性著作《脉经》，推动了中医脉学理论的规范化发展。隋朝巢元方等人编成《诸病源候论》，促进了中医病因学说的系统化发展。同时，中医的专科化发展在这一时期成果卓著，比如外科的《刘涓子鬼遗方》、骨伤科的《理伤续断方》、产科的《经效产宝》、儿科的《颅卤经》、针灸学的《针灸甲乙经》等等，标志着中医理论在各专科领域应用发展中的广泛开花结果。
随后自宋代以来的一千年间，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同样不断取得大量创新成就。
比如，中医的药理学说汲取病理学的发展成果，将病理学引入对药物性味功效主治及其配伍、禁忌、分类、炮制等的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新的发展，促进了辩证用药的普及和药理学说的成熟。再如，中医免疫学逐步从稀痘发展出高效、安全的人痘接种术。又从伤寒学说体系中分离出温病学说，使中医的传染病学专科领先世界，明朝吴又可的“戾气说”更是对传染病病因提出的伟大创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医则是千年树根基、千年树体系。有人说它是迷信，像这么孜孜不倦于探求客观生命规律的“迷信”，大概绝无仅有了吧。中医在近代以来遇到困境的原因，绝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它是骗子医学，而是中医作为宏观医学难以融入追求微观探索的现代科技体系。
不过，这可能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在“国医大师”邓铁涛看来，中西医这对宏观和微观医学之间原本就存在共同发展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已经在发展的介观科学。邓老说“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但现实的前景并不美妙。
中医诊病是用望闻问切，是靠医生的自我医术修养，而不是工业科技制造的各种仪器，所以一些制造业大概不愿看到传统中医的普及。而在治疗手段上，中医不仅不会给病人上设备，甚至连成品药剂都用不到，只用原生态的药草就把活干了，所以化工制药业也不会愿意看到传统中医的普及。
归根结底，如果传统中医取代现代医学的主导地位，那么现代科技在医疗这个重大民生领域的用武之地将所剩无几，从经济上说就是医疗行业的市值将会大大缩水。
正如一些网友所讨论的那样：面对现代科技在医疗行业上成功铺开的商业模式，传统中医该怎么突围？
主要参考资料：《中医学思想史》（李经纬，张志斌），《医学史》（杨建宇），《中国医学史》（甄志亚），《中医生命哲学》（张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