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伤医，是医者之痛，还是患者之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曾暴力伤害医生陶勇的崔振国一审被判死缓，国家惩治暴力伤医案件的决心毋庸赘述。与此同时，有关医患矛盾的讨论也并未停息。

就在前不久，浙江、江西连续几起针对医生的暴力犯罪让人扼腕痛惜。据人大新闻系官方公号“RUC新闻坊”统计，仅2009-2018年，中国内地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就有295起。

而就在半年前，我国首部健康“基本法”实施，明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暴力伤医，是医者之痛？还是患者之痛？医患冲突的根源在哪？对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胡大一。

从1965年进入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算起，胡大一踏足医疗领域已近56年。从卫生队、县医院、大医院，他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体制，在医疗高度市场化的今天也仍然活跃在一线岗位上。

在他看来，受公众所关注的一系列暴力伤医事件系偶发并有多方因素，不应被泛化为“医患关系”的讨论。真正的医患矛盾，源于医疗体制的市场化，医生和患者间有了经济纠纷。

中国新闻周刊：暴力伤医事件是医患矛盾更尖锐的体现吗？

胡大一：我觉得有一个基本面要清晰。首先，要肯定广大医生都是好的，无论是2003年的SARS和去年的疫情，还是抗洪救灾、国际援助，医生都是冒着生命的风险去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第二、要肯定的是广大的患者也都是好的，杀医、伤医虽然说不断有报道，社会关注度高，但从发生的总体概率来看，我觉得是个别现象。我认为不应该把这种事情泛化为医患矛盾，各行各业都存在矛盾，能够掏刀行凶的都是刑事犯罪，刑事案件又脱不开整个社会的背景，其远远超出了医患关系。伤人者有没有精神病暂且不谈，过度解读容易把医患关系妖魔化。

第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话题，这样的讨论，这是我们需要深度去探讨的。

第四、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能根治的疾病寥寥无几。

中国新闻周刊：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讨论？

胡大一：为什么我们新中国前30年没有听说过医患矛盾，也没发生过杀医事件，那时候医疗技术水平等低，可用的药物寥寥无几，影像技术非常落后，可能同样一个疾病当时来十个患者只能治好两三个。但医生和患者的关系非常和谐。

当时有这么几个因素：首先从医生角度，他们是不需要为医院创收，不需要为自己挣奖金的，也不需要天天到外面去开会干别的事，不需要写SCI文章，也没有那么多课题，医生就是天天看病，正常上班。患者认为医生治得了病救不了命，如果得到一个医学不能治的病，那医生也没有办法。群众非常理解医疗、医学能力是有限的。

更关键的一点是，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的纠缠。城市是公费医疗，农村是合作医疗，患者不需要付他们经济能力不能支持的费用。

我们现在把医疗推向了社会，推向了市场。医院靠自己通过看病人扩大门诊量、做手术。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叫创收，医院要创收才能代表院长的业绩，才有扩大病房、扩大医院建筑、购买新型设备，招聘高级人才，发放医护人员的工资还有一些奖金。

各个科室也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收入，经济收入才能维持科室的情况，而且是要包产到户的。医院系统有各种考核标准，经营指标就是其中很重要的考核标准。业界用经营指标来评估医院，医院用经营指标来考核科室，科室用经营指标来考核个人。医院和医院之间要评比，科室与科室之间要评比，科室内每个医生之间有业绩考核。所以现在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变成了一种消费层面上的服务关系。

在新中国前30年最多就是一个X胸片，胃肠照影，现在我们有了CT，有了核磁。可以说新药是层出不穷，影像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现在同样一个病，可能十个病人我们能治好七八个，但是患者对医疗的满意度下降了，开始出现一些医患的纠纷和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满意度下降大概有哪方面的原因？

胡大一：医院追求效应考核要求门诊的病人越多越好，急诊的数目越大越好，床位住的越满越好。有的医生一上午被要求接诊至少五十个病人，有的甚至上百个。

对患者来说，就是半夜三更排几条龙的长队挂号，看病三分钟，甚至没问上几句话，右手提一堆病例复印的材料，左手提一堆先进的影像资料。甚至有的医生看完病人，和患者都没有一个延伸的交流，三言两语就化验单、住院单检查单、甚至医药单全出了。

医学是人学，医疗最重要的是“话疗”，没有语言的沟通怎么会知道患者有什么病呢，他们是因为不舒服的症状来看病的。

所以医疗的基本诊断病人的入口是症状性，一个胸痛是不是心绞痛，你问一个半小时问的清楚那是高明医生，那怎么可能一两分钟问清呢？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创收就难以发展，国家医保投入无法缓解吗?

胡大一：如果让医院去靠创收来解决医院的发展，解决医生的收入，我觉得医疗不是这么回事，国家投入不断增加，但是政府看不到实效，群众看不到实惠，因为投入进去都被创收给稀释掉了。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本进入了生物医学技术。资本确实大大推动了医学发展的进程，影像技术、药物开发等等。但是另一面也把医疗事业带进了不归路。我认为今天任何人都应该承认，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而且非常疯狂。资本会快速地淘汰低成本适宜技术，而用最新最贵的，更贵更新的药物一半不如老药，这是德国最近的一个研究。

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对医疗机构、医生都是有重大影响的。医院创收要靠最好的影像、最新的技术、最贵的药，医生也要用最新的技术、最贵的药物，所以大家都被资本裹挟走进了不归路。最早的时候，进口心脏支架3万块钱、国产2万块钱，经过多年进口2万多、国产1万多，但其实际的成本中位数717元最便宜469元，政府投多少能满足资本的胃口呢？

光支架就占了整个高值耗材的10%，还有人工关节这些呢？再比如现在任何一个骨科医生用的都是洋钉，国产做不出钉子吗？做不出钢板吗？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这个利益是大家共享的，它是一个利益链。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医疗单位、医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宣传新技术，产生对技术的过度崇拜，做新技术既有名又有利何乐而不为呢。患者自己的想法也是便宜没好货，他们怎么知道技术的好坏？还是要听医生的介绍。有些疗法被宣传得很神奇，患者要花钱买命，结果花了钱命没有买到。

实际上，很便宜的技术不等于是坏技术。但如果用最便宜的技术让医生用更多的时间去问诊，和病人多谈谈话，怎么带来回报呢？

中国新闻周刊：公立医院也存在过度医疗的情况吗？

胡大一：实际上公立医院更多，私立医院的业务量没有多少，大专家做手术大多在公立医院，不在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数量很多，但是他们真正的营业额不大。有些公立医院一年能挣上百个亿，里面这个毛数水分多乱，没有过度医疗、过度检查吗？

中国新闻周刊：医患冲突也源于患者对医疗期望值过高？

胡大一：我觉得社会应该广泛了解，医学本身有巨大的局限性，医生不是万能的，我们对医学的期望值可能高于其实际能解决的能力。比如我们国家有一亿多的高血压患者，但是95%以上都没有弄明白病因。

患者对医疗的期望值过高，这里边也有资本和医疗本身的问题，医疗被宣传得太神奇，天天讲达成什么成就，让患者看着眼花缭乱，好像医疗可以起死回生。

当患者需要付钱来买这种期望但最终没有买到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失望。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医患矛盾在中国被讨论得尤其频繁？

胡大一：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医生他们是有职业保险的，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约定，如果说我对这个医生不满意，我不需要去跟医生理论，我可以直接把医生告到法庭，所以在国外有玩笑说，医生和律师是对冤家，患者有事找律师上法庭，法庭判了以后无论需要不需要赔偿，医生的直接保险由保险公司赔付跟医生没有关系。

本来应该是更多一些社会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患者找医院没有用，找卫健委也没有用，等于是直接让医生和患者面对面。比如说前段时间娄底发生的一起伤医案，因为一个农村私人诊所他没有协调矛盾的机制，患者没找到医生，把他儿子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