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造枪、几百村民跪倒在地……7个村庄的故事，太狠！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

作者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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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我都很难忘记这个村庄。1999年10月22日的马大塘村，一如北方的村庄，安静沉闷，灰蒙蒙的。偶尔遇到的村民，脸上都闪烁着警惕、慌张、不安的神情。

马大塘村，位于豫南潢川县黄寺岗乡。两天前，这个小村庄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件：村干部勾结黑势力，带着火枪、棍棒、匕首等凶器对一些曾反映当地农民负担过重的群众大打出手，造成20多人轻伤，9人重伤。

群众描述的现场令人惊悚：10月20日下午2点左右，马大塘村的村会计李明库带着家住黄寺岗乡街上的刑满释放人员王学亮等两人，来到上访代表余天云家中，拉起卧病在床的余天云的儿子余开江就打，恶狠狠地说：“你爹管事太多，这次来就是认认你的脸，你家以后的麻烦会不断。”“再管闲事，把你的眼剜下来示众。”

时隔20分钟左右，王学亮又带着一二十人来到村头，对群众大打出手。身中17刀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的农民余长中哭着说：“我质问他们为何打人，几个人恶狠狠地朝我扑来。我儿子上来用身体挡住我，被连捅几刀晕倒在地。这时一个人从怀里掏出一把自制火枪，逼我跪在地上。我趁他不注意转身逃跑，被几个人摁倒在水沟里，又打又砍，直到晕死过去。”

被歹徒们开枪打伤的余开江迟迟不敢就医，藏身另外一户农民家堆放杂物的小黑屋里，他说：“歹徒走时撂下话说，我家人管事太多，要斩草除根。”歹徒行凶时极其残忍，连老人和妇女都不放过。老农余发早被连扎3刀。

当地群众反映，这一恶性事件的导火索是当地农民负担过重，群众连续上访，这会大大影响当地干部的“政绩”，因此使一些干部心怀不满，存心报复。

当我和河南分社的同事林嵬、陆欢等人采访“马大塘事件”离开时，马大塘村几百名男女老少跪倒在地，请我们帮他们主持公道。

怀着悲愤的心情，我们连夜写出《马大塘的干部为何这么狠》一稿，在《瞭望》刊出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终于为马大塘村村民们讨回了公道。

▲刊于《瞭望》1999年第46期

愤怒之余也有不少思考。时任黄寺岗乡党委书记张建城说：“马大塘村现有村干部9人，组干部75人，电工3人，每年工资就得5万多元，招待费也得2万多元，不收钱怎么办？”这番说辞无理无情，也很无奈。

马大塘村仅仅是当时农民负担过重、干群矛盾尖锐的一个缩影。表面是干群关系问题，深层次则是县乡财政体制问题。当时有句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状态——“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镇财政拆了东墙补西墙”。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城镇化时，没钱还要办事、养人、出政绩、撑场面，难免出现诸多“马大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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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瞭望》2000年第50期

2004年，我来到重庆市涪陵区焦石镇瓦窑村，采写了新闻调查《“十年卖血村”凸显基层执政乏力》（合作者郭立、陈敏）。

瓦窑村，一个卖了十年血的村庄，上百村民要靠卖血凑够学费、药费和肥料钱等一些日常开销。在这个长期“失血”的村庄里，卖血后晕倒在血站、看到卖血通知就像看到银行取款单的辛酸场景，在村民眼中已变得十分平常。

2006年，我来到贵州松桃县太平乡的两个“造枪村”，采写了新闻调查《“造枪村”警醒贫困地区路径选择》（合作者张琴、秦亚洲）。

其中一个村自然条件极差，1439人仅有500亩田和200多亩地，人均不到半亩。村里95%的房子为木房，大多为数十年前盖的老房子。2005年村里人均收入只有400多元，有的村民连粮食都不够吃。有的村民生病拖了几十年也不敢到大医院就诊，只能找些止疼药吃着；另一个“造枪村”的基本情况是，人均土地只有0.8亩，人均年产粮食只有400多斤，年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不通公路，信息闭塞，从乡镇到村里走路要四个多小时。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在某种程度上，贫困成为这两个村村民铤而走险造枪贩枪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两篇新闻调查在《瞭望》发出后，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当地政府专门制订了相关政策进行帮扶。一个“卖血村”、两个“造枪村”，在当时并不罕见。对这三个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穷”。特别是刚从繁华的都市而来，这种“穷”直击你心灵最软弱的部分。尊严、理想、自由，都在“穷”中消磨了。

法国社会学者图海纳（Touraine）认为，近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地位高低不同，而同时又都在同一个结构中；而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主流结构之外。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也在当时的中国发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用“断裂”来描述这一社会状况，也即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成果与这部分贫困人口之间出现了断裂，这也是解释“造枪村”和“卖血村”出现的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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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和三位同事采访陕西省神木县永兴办事处的王花疙瘩村、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上湾村和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碾房塔村。

三个村，分属两个省（区）三个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处于中国资源富集区。这些受资源开发拉动财政实力迅速增强的地区，均存在令人困惑的“富财政穷百姓现象”：榆林市2005年财政收入已跃居全省第三位，下辖的神木县成为西部百强县，但是这个财政大市的12个县市区全部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突破90亿元，下辖的准格尔旗是我国西部地区3个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旗县之一，但是全市的8个旗县也都是国家或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不仅如此，资源开发还破坏了当地的水源、土壤等生态环境，河流断流，农田减产，导致当地贫困地区的农民更为贫穷。

王花疙瘩村昔日河水丰盈，百姓殷实。此前却由于煤矿开采，一直赖以浇地的王花疙瘩河因开采塌陷而干涸。以致全村400多亩水浇地成了荒地，山地更有一半左右“只长草、不长粮”。村民奥宽厚眼噙着泪说：“如今水地变成了旱地、旱地变成了牧地（长草），牧地又不让放羊。我家种了14亩水浇地、30多亩山地，现在一年只能打10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因为采煤，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上湾村现在连水源地都塌陷了，未及搬迁的村民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去驮。

在准格尔召镇碾房塔村暗访，村民们说，日子过得太苦了，除了几亩旱地上种点玉米、杂粮，几乎没啥收入，往往大病等死，小病借债。当地村民住房以半泥半砖结构为主，家家户户没有像样的电器。

资源富集地区“富财政穷百姓”的背后，是中央与地方、收益与分配、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现象博弈。财税分配体制有其不合理的成分，当时每吨煤的纯利润在80～120元左右，但对县财政的贡献仅为5块钱。天然气开采对地方经济贡献也十分有限。当时煤炭价格比前几年涨了10倍，但在煤炭采空区，一些大型煤矿的补偿仍然是此前几年的每吨0.2元的水平，相当于老百姓才得了利润的1/500。

而从更深处看，则是与生态文明相对立的发展理念。

我和秦亚洲、刘军、丁静合作采写了新闻调查《这些“百强县”竟是贫困县》在《瞭望》刊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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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因此，当好“瞭望者”非常重要。这7个村庄只是深厚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众多的有责任心的“瞭望者”一起，就能够推动我们的国家激浊扬清，不断进步。

那7个村庄，说的分别是农民负担问题、农村极度贫困问题、生态问题，这是我们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

今天我们再回望：

——2004年2月８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历史性地实施“两减免（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三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正式免征农业税，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以“多予、少取、放活”为特征的农村改革的生动注脚。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如今“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在引领中国。

历史，越远越清晰。对比历史视野中的村庄和今天的抉择，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有胸怀发现问题、有能力解决问题，更有魄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