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拷问“双盲实验”（点击视频）
调查丨一款“神药”与数百名瘫痪患者

7月的燕赵大地酷暑难耐。
54岁的梁秋玉侧躺在床上，身旁凌乱地放置着几件康复设备，使本不大的床略显拥挤。阳光炙烤着屋外的庄稼地，屋里的小吊扇吱吱呀呀地转动着，却感受不到丝毫凉意。

梁秋玉是河北邢台市威县常屯乡南大城村的村民。2020年底，因头晕耳鸣，她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诊。住院期间，她前后注射了30支“脑苷肌肽注射液”，之后全身瘫痪，最终被确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也称格林巴利综合征）。

“脑苷肌肽注射液”属于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在临床上，这类药物常用于缓解帕金森病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症状，改善脊髓损伤后神经的修复等。不过，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只是辅助用药，“不存在于任何疾病的诊疗指南中，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其疗效”。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多年来，神经节苷脂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多家医院、诊所，多次登上中国药品销售金额榜单，年销售额一度接近百亿，甚至被冠以“神药”的称号。

然而在光环背后，神经节苷脂类药物伴随的不良反应频发，疗效也被多方质疑。“神经节苷脂类致格林巴利维权互助群”群主刘志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群里都是因为使用了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后，出现全身瘫痪的患者，“目前有130人，加上之前退群的将近200人”。

而据“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公益社群”负责人徐成翔估计，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后患上吉兰-巴雷综合征的人数至少上千。

“每当看到新病友入群，心里就会有股无名火。不明白为什么这类药物还不退出市场，让这么多的家庭经历痛苦。”一名患者家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同的患者，相似的遭遇
9个多月前，梁秋玉还是个种地能手，一个人照管着4亩地。除了种地，她还负责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做饭、收拾屋子。梁秋玉的丈夫苏仲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和儿子、儿媳三个人之前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老伴在操持。”

如今，她却只能躺在床上。

据梁秋玉与家人描述，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治疗期间，医生在毫无告知的情况下给她使用了“脑苷肌肽注射液”。梁秋玉的“住院患者每日费用清单”显示，2020年12月21日使用了15支(每支2毫升)，22-24日每天5支，共计30支。

12月31日，因头晕耳鸣症状有所改善，在医生的建议下，梁秋玉有过一次短暂的出院。“其实当时腿已经走路不方便了，之前入院的时候还能自己走，出来的时候需要搀扶，浑身没劲。”据梁秋玉回忆，因担心病情反复，她当晚没回老家，住到了弟弟梁秋晨的石家庄家中。

2021年1月1日，梁秋玉的四肢完全使不上劲，还伴随着严重的胸闷症状，喘不上气，处于半瘫痪状态，又于当日再次住院。1月5日，被确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

在梁秋玉确诊吉兰-巴雷综合征后，苏仲文当时就怀疑，会不会是药物引起的。于是，他在手机上搜索相关信息，逐一筛查梁秋玉用过的药品，直到发现“脑苷肌肽注射液”可能引发瘫痪。

据苏仲文回忆，他很快找到医生反映，当时医生给他的答复是，既不肯定是“脑苷肌肽注射液”引起的吉兰-巴雷综合征，也不否定。

7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同梁秋玉家属一道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务处了解情况，医务处负责医疗纠纷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使用“脑苷肌肽注射液”和患者确诊吉兰-巴雷综合征之间到底有多大关联，“不做鉴定谁也不能说（有关系）”。

如今，梁秋玉的突然瘫痪已经把这个家拖入了泥潭。

苏仲文说，从妻子发病到现在，治疗费前前后后花了近20万元，其中自费的有11万元，基本都是借的。“现在我和儿媳已经把工作辞了，回家专门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儿子在外打工每个月也就几千块，仅能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治疗费根本没有着落。”

梁秋玉自己也很内疚，觉得拖累了全家，情绪一直很低落。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给孩子们添了这么多负担，自己什么也干不了，真是生不如死。”

与梁秋玉远隔数百里、家住北京市的刘胜，也有着同样的遭遇。

“父亲每次问我，他怎么突然就动不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刘胜的儿子刘朝阳说，“说实话，我心理压力特别大，是我把这款药送到父亲手里的。但谁又会害自己的父母呢？”

刘朝阳提到的这款药全称“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商品名“申捷”），也属于神经节苷脂类药物。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2月10日晚，他父亲因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被送往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就诊。经过救治，2月13日父亲的神志有所恢复，可以进行一些简单交流。同日，医生让刘朝阳去朝阳医院西门外的一家药房购买药物“申捷”。

据刘朝阳回忆，当时医生说是养护神经的，对缓解他父亲的病情有用。当时，他一共买了3盒，共15支。之后，2月15日、3月2日医生又分别开了3盒，前后一共用了45支。

2月22日，刘胜出院。次日下午4点多，刘胜刚吃完自己削的苹果，正拿着水杯喝水，突然觉得手尖有麻木的感觉。他说，“接着20分钟不到，整个手就完全耷拉下来。”

刘朝阳回忆说，当时父亲这种无力的状态在身体蔓延得非常快，“最初指尖开始麻木，然后蔓延到整个双手，再到四肢”。当晚八九点，刘胜已经无法站立，被街坊邻居用轮椅抬下楼，送上了救护车。

在北京朝阳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认为可能是缺钾，让他输液，在临时留观室留观。2月的北京，天气冷冽。但刘朝阳回忆，待在留观室的父亲却因为胸闷、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不断有豆大的汗水滴落。

因无法长时间佩戴口罩，2月24日，刘胜在家人的陪伴下选择回家。次日凌晨，刘胜四肢完全瘫痪，再次被送到北京朝阳医院急诊住院处进行救治。

据刘朝阳提供的“病程记录”，3月1日医生的查房记录显示，患者有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可能。不过，3月2号医生又一次给刘胜开了“申捷”，同时还让刘朝阳拿着患者脑脊液和血液样本到其他医院做神经节苷脂抗体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神经节苷脂抗体阳性，最终确定患了吉兰-巴雷综合征。

刘朝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测医院的医生认为，从这份结果看，应该是某种药物引起的身体反应。但北京朝阳医院给出的解释是，这份检测报告只能确诊吉兰-巴雷综合征，并不能说明病因。

在院方看来，刘胜是自身免疫力所引起的吉兰-巴雷综合征，无法确定是否与神经节苷脂类药物有关。

因病情一直没有起色，刘胜5月6日从北京朝阳医院转出，前往朝阳急诊抢救中心继续康复。

7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前往刘朝阳买药的那家药店进行实地探访。药店工作人员在交谈中透露，“申捷”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购买，“现在还可以买到，300多元一盒。”

不断增加的病例

梁秋玉、刘胜的遭遇并不是个案。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近几年，因注射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后出现瘫痪，最终被确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病例屡见不鲜。

在这些患者中，他们最初去医院看病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为脑梗，有的因为头晕耳鸣，有的因为做甲状腺结节手术，有的甚至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虽然，不是所有使用这类药物的患者都会出现瘫痪，但是一旦被确诊吉兰-巴雷综合征，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

刘芸也是神经节苷脂相关性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中的一员。2019年4月25日，刘芸因甲状腺良性结节，进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就诊。4月30日手术当天输注“复方曲肽注射液”和“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各5支，之后三天每天输注“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5支。在出院后第二天晚上，刘芸突然全身瘫痪。5月11日被确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

“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普通的甲状腺结节手术会导致全身瘫痪。”刘芸的丈夫王占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手术当天，医院在没告知家属的情况下，使用了两款类似成分的药物，其中‘复方曲肽注射液’的剂量达到了一天的最大用量。”

如今，两年过去了，刘芸因气管切开，无法长时间脱离呼吸机，完全护理依赖，吃饭靠喂，翻身需要别人帮忙，大小便也无法自理，每天要经气道瘘口吸痰20次左右。“人的尊严和自由都没了。这不是生活，只能算是活着。”王占群黯然说道。

数十亿的市场规模

2019年11月，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鲍秀兰曾在微博“鲍秀兰诊室”上回复孩子家长提问时指出，“不建议使用神经节苷脂、鼠神经等脑营养药物。没有循证医学的依据证明有效，国际上都不用。经科学研究证明，神经节苷脂、鼠神经等脑营养药物因为通不过脑膜无法进入脑内，所以无效。”

艰难的维权之路

距离刘芸患病已经两年多了，然而维权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

 

她的丈夫王占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走司法诉讼的周期很长，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维权的渠道并不通畅。“最初，我每个星期都会向主管部门举报一两次，但半年后发现，举报如同石沉大海，毫无结果。”

柴敏表示，从法律上看，与神经节苷脂类药物相关的医疗纠纷，一般先由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使用神经节苷脂与患者产生的不良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再根据鉴定结果判定是否应由医院或药企承担责任。

不过，她也提到，由于医疗技术的专业程度高，非专业人士难以进行判断，法院一般也只能从医生、医院的操作是否符合操作流程进行评价，而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患者就更难评判医生的操作是否存在过错了。这也是患者维权的主要难点。

刘志辉认为，神经节苷脂相关性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2016年国家要求修订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剂说明书后，部分药企并未及时修改说明书，在打“擦边球”；二是医院和主治医生存在过度用药（重复给药）和超范围用药的问题；三是在患者使用药品时，大部分医院并未尽到风险告知义务。

多名患者及家属反映，在他们与医生进行病情沟通时，大多数医生的答复都是，不否认因为使用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导致吉兰-巴雷综合征，但也不确认。

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渠道是一级一级进行上报的，一般不接受个人的举报。对于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关联性吉兰-巴雷综合征这种不良反应，医生有时候会选择不向医院上报，这样一来，医院便不知情。此外，因为在输液时，患者很难见到药品的说明书，很多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症状属于不良反应，医生也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017年1月，赵新因摔伤住进石家庄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其间，被注射脑苷肌肽注射液，出现四肢无力、浑身瘫软，后被诊断为吉兰-巴雷综合征。2019年12月20日，赵新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告上法庭，目前该案件尚未结案。

那么，医生在患者疑似或确诊吉兰-巴雷综合征的情况下，仍使用神经节苷脂类药物，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柴敏认为，若医生在上述情况下仍使用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则存在过错，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因医生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最终将由医院承担相应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如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

神经节苷脂类药物的生产企业涉及数十家药企，其中梁秋玉所用“脑苷肌肽注射液”由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当被问及是否有要求赔偿的时候，她的儿子表示，他们目前已正式起诉院方，后续也打算起诉药厂。

中国新闻周刊查询相关药品信息了解到，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长春翔通药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均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说明书”的注意事项添加“国内外药品上市后监测中发现可能与使用神经节苷脂产品相关的吉兰-巴雷综合征病例”等内容，并提示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禁用本品。

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尚没有收到患者对“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这款药品的不良反馈。“一般收集到药品不良反应，会上报给公司自己的药物警戒部进行评估，药物警戒部会对不良反应病例进行跟踪调查，根据他们的评估，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吉林振澳制药有限公司不良反应部一位工作人员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收到过关于脑苷肌肽注射液的不良反馈。这位工作人员解释，“因为药品都会有不良反应，而且这款产品其他企业也在生产。我们已经按照国家药监局2019年的发文及时修改说明书了。”

刘志辉说，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在被动接受治疗，医生和医院应当做好药品风险告知的义务。另外，对于一个没有被写入治疗指南的药物，能够在国内大范围使用，是否涉及背后的利益问题尚未可知，药企是否又真正做过神经节苷脂类药品的药理安全性研究，也需要打个问号。

对苏仲文来说，他目前最大的心愿是妻子梁秋玉能早日恢复。他现在每天给她做3-4次康复锻炼，但几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病情并未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