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民国政府为什么败亡?

2021-10-28内忧外患警示 编辑:admin

温铁军:民国政府为什么败亡?(点击网文)

大约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权更迭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

一、内部因素导致动荡不安

新中国遭遇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说起。每个人说到民国经济时,都会说到民国有个黄金十年,就是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当北伐节节胜利,打过长江、到长江沿岸时,正好是1927年,由于当时蒋介石政权全面反共清共,在名义上以各种手段完成了政令、军令统一,但在各地方实际上还是自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快进入清末以来一直追求的工业化、城市化趋势中。所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黄金十年,在民国史上是客观过程。那个年代平均增长速度很高,接近9,我们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大约在9.6左右。

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会出现资本集中(主要在城市),另一方面会出现风险集中,受资本运动规律的影响。民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时积累着风险,那么风险什么时候爆发呢?取决于民国当年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事实上,这种危机从两次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重要口岸都开放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控制已经如入无人之境。当然很多情况当时还看不明白,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的本源。长期以来中国是处于贸易顺差的第一大国,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殖民化、全球化,但对中国仍然是贸易逆差。其中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只有用鸦片贸易,才有可能改变英国的贸易逆差。之所以有两次战争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打服了上层,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接受了鸦片,但消费量不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内陆地区全部鸦片通商,贩夫走卒军队士兵都开始吸食鸦片,意味着下层也鸦片化了。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鸦片带形成时,就把有限耕地转变种可以产生利润的鸦片,于是这些地方就发生了粮荒,这一带往往是社会动乱最严重的地方。鸦片贸易的结果,是中国从1860-1870年前后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出现财政赤字,最终导致清末政府无论怎样改制都是债务缠身、最终走向破产,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进入民国后这个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民国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输入中国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当市场开始形成,什么东西都要加个“洋”字,洋火、洋面、洋火……。加了“洋”字说明中国很大程度上自身生产能力不足,只能大量进口,导致一般消费品都是西方的输入品。这种情况下,恰恰形成市场空间,只要发展民族工业,在本地就可以节约很多运输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从轻工业入手兴起,是个很快的过程。但问题在哪儿呢?在于任何工业化都是资本增密的过程,资本增密就必须资本积累,那资本从哪儿来?很多工商业经营者原来是地主,他们是地主兼工商业,或者叫做“在外地主”。“在村地主”以前在村里,多多少少还要与村庄保持关系,灾年减租、租户困难时给救济等,平时村里还有义仓,丰年时东家(地主和村里精英)还得存点粮食到义仓以备灾年,村庄内部不那么冲突。

一旦地主变成“在外地主”,那么他的钱就得用到城市买卖之中,比如染坊、磨坊、油坊、企业、加工等,这就要求现金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收租时是“下打租”——根据实际收成决定东家和佃户的分配,同时也可以缴纳实物租,所以很多可以商议。这种情况下,地主承担的是成规模的农业集中剩余向城市做流通主体的职能,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剥削者,客观看还是有在村庄的功能。因为集中地租没有交易费用,租值没有被耗散、是集中的,因此农业向城市做贡献帮助城市工业形成积累的交易比较平滑;但当地主自己从事工商业需要用现金时,就必须“上打租”——啥都没种时先交租,农民啥也没种就得先交租。这下麻烦了,高利贷开始进入乡村,没收成之前就得先借高利贷去交租。金融介入后剥夺率就高于地租多少倍了;同时,农村开始使用工业品,工商业资本也下乡了,这个过程是农村因“金融资本+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导致小农破产、乡村社会衰败。因此,以前从“村内地主”的实物交易变成“在外地主”的货币交易,租佃机制改变导致严重的农村衰败局面。于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农民革命、农民运动。当时农民分地是一方面,更主要希望到城里打下来,去分店铺。这个在农民革命中始终是延续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动荡加剧。国民政府需要扫平各方,财政越来越多向军事开支倾斜,每个地方势力背后都有国外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真正完成大一统局面是困难的,直到最后也没完成。只不过二战后美国一家独大了,美国援助蒋介石才有了军令、政令、财令相对统一的体系。所以,二十三十年代虽然是黄金时代,但同时也导致农村衰败、地方分割。假如我们现在讲的是民国自身,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本身派生了内在机制性改变,导致农村衰败、小农破产、革命形成,接近着我们看外部问题,西方在1929年-1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影响下,开始出现了代价向外转移的情况。

二、外部因素加速变局形成

西方每次全球化都是向外转嫁成本,而这次大危机也一样。民国早期像清朝一样,从明朝开始就以白银作为货币,但中国不是主要的产银国家,所以跟主要产银五国签订过白银协定,这些国家向中国提供相对稳定平价的白银。但一发生西方经济危机,美国产银州认为银价不合理,议会抗议,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开始调高银价。当时中国国内白银主要当做货币用,不能轻易调高白银价格,否则会发生通货膨胀。于是有人开始走私白银,国内平价国外高,开始出口白银,这就导致中国受不住外部输入的银价波动影响。

于是从1935年,中国开始了货币改革,放弃白银改行法币,用纸币替代白银。只要进入工业化、纳入全球贸易,中国自身就会受到国外经济危机影响,直接受到影响的是白银危机。同时期日本比我们早开始工业化,更早更大的受到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很焦灼,要么破产要么军事扩张,而日本的选择就是军事扩张。1931年日军进占东北,1935年进占华北,这些都是在以西方战争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其实日本侵华战争就是二战的开始,只不过因为西方掌握话语权,不这么说。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西方1929年、1933年大危机作为引子所造成的。直接引发的就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国自身尽管工商业发展仍在发展中,但首当其冲的是白银冲击,接着受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部也有农民革命。多种矛盾交织使民国进入危机阶段。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国内经济维持一定增长率,通货膨胀不严重,之后转向战争状态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通货膨胀开始。国家开始增发货币,因为需要黄金白银买军备。当时美国是要置身事外的,利用战争正好出售军火,所以当时将近一半日本的军事装备是从美国来的。因此教育家陶行知作为留美学生非常愤怒回国,说射向中国的枪炮子弹48%都是美国提供的,我不能在屠杀人民的国家待下去了。

对美国来说,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军火就能缓解生产过剩,越大就越有经济复苏机会。对中国来说,也得买军火,因为一战德国是战败国,国民党军队得到很大的德械师来装备中国。战争导致财政亏损,真金白银买就得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就得靠印钞,印钞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从1937年战争打响,通货膨胀就开始了,在抗战八年期间,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西方对中国还有战略援助,所以稍微还算稳得住。然而,一旦抗战结束后,1946年国内战争打响,导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更严重,货币贬值更厉害了。我以前在人民大学讲课时,用过一张图,一张地方钞票,票面印成60亿元(如图1)。当民国政府1948年改行军安券时,60亿换1万军安券,这是重大的通货膨胀,恶性到了一定程度,越是通胀经济越没法运行,最大的问题是任何实体经济都不可能在高度通胀下生存。只要宏观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做产业和实体经济的人,都受不了。当时民国政府没办法,也请美国专家和海归搞了顶层设计,从美国借款4800万美元,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美元与黄金固定兑换率为基础,发行军安券,把国内所有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市场全部取缔,国家收回,这样储备有了稳定基数,降低恶性通胀。这个设计逻辑合理,但没法操作,四个月后彻底失败,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国民政府摧枯拉朽的垮了,是因为财政垮了、金融垮了,军队没有军饷了。

所以,民国最终演化成惨痛教训,1949年经济发展时,很大程度上是民国追求现代化败亡而延续下来的。当新政权靠农村农民革命打下天下时,有个重要差别是,很抱歉,农民革命是去现代化的,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靠着向农民承诺分配土地。1946年以来,当国共内战时,双方最大的差别是国民党连减租减息都做不了,共产党是以1946年开始的土地革命来应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是以保卫土改果实来动员农民来参军参战,历史上都是屡试不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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