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俩先枪杀主审法官,又疯狂追杀办案警官,只因当年的一起冤案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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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机枪回乡为父报仇，一战歼灭百余仇人(点击原文）

于是，杜义德就带着这挺机枪，一下子就消灭了上百仇人，为惨死的父亲报了血海深仇。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面并不简单，因为它不单单是杜义德一个人的仇，更是许许多多和杜义德一样的革命志士的仇。

原来，1912年5月12日出生于湖北黄陂塔耳岗的磨盘区杜家村的杜义德，和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一样，家里很穷，可以说是受尽了人间疾苦。

杜义德的父亲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租种了胡家湾大地主的地，每年的收成大部分都交了租，余下的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杜义德本有兄弟12人，却因为贫穷和疾病，仅有5人活到了成年。

杜义德从小就和哥哥们一起走街串巷找活干，日子很苦，但也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杜义德在14岁的时候，被家人送到了武汉，跟着胡家湾的胡锯匠在一家木工家具店当了学徒工，帮人拉台锯，就是干那种把原木锯成薄板的活计。

在这里，杜义德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不但要锯木头，还得兼顾各种打杂的活，整天累得腰酸腿疼的，但木工店的老板却并不把他当人看，经常对他非打即骂。

在武汉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杜义德结识了在武汉做宣传工作的李先念，被其先进的思想所吸引，经常在工余去李先念那里听讲座，慢慢地对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公平有了初步的理解。

有一次，因为干活实在是太累了，杜义德在锯木头的时候不小心锯歪了，老板不由分说拿着小铁锤对着他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击打，打得杜义德眼冒金星，血流如注，一下子就昏迷了过去。

在工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愤怒的杜义德要和老板说理。但老板哪里会听一个小工讲理，顺手拿起一根木棍就要打杜义德，幸好被其他工友好说歹说给揽了下来，杜义德才避免了再次挨打的命运。

气愤不过的杜义德就辞了这里的工作，但黑心的老板根本不给他结算工钱，反而找他讨要饭钱和住宿费。

气急的杜义德几乎要爆发了，还是胡锯匠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钱拿给了杜义德，让他赶紧离开这里，才化解了一场更大的冲突。

离开木工店以后，杜义德又回到了家乡。他在武汉的遭遇使的父亲既气愤又心疼，再也不提让他出去打工的事情了。

就这样杜义德又在家乡待了一段时间。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不久，起义的主力军鄂东军来到了黄陂木兰山区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在塔耳岗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红军的到来，让木兰山区沸腾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随着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活动的展开，当地也成了了农民协会，聆听过李先念讲座的杜义德毫不犹豫地率先加入了农会，自己还绞尽脑汁写出了一副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贴在农民协会的大门上。

加入农会以后，杜义德经常带领大家做宣传，号召农民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成了农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杜义德对地主还乡团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红军的到来和革命宣传，在这里掀起了一场革命，杜义德也和许多小伙伴一样，参加了村里建立的赤卫军，他们要拿起武器保卫自己，防止地主还乡团时不时的袭击和骚扰。

有一天，杜义德和同村的好友、同样是赤卫军小战士的杜娃子一起，进山寻找在木兰山区打游击的红军部队，但因为木兰山太大了，他们年纪又小，没有找到红军的他们不得不返回村里。

不幸的是，有一次杜娃子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到了地主还乡团，被残忍的敌人剖腹杀害示众。

杜娃子的死，使得杜义德把对地主还乡团的狠，深深地埋在心里，他发誓有一天一定会为死去的小伙伴报仇雪恨。

发生的第二件是杜义德父亲的惨死。

1929年2月，红军再次回来了，杜义德与家乡磨盘区的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参加了红军，并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

因为表现积极优秀，杜义德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就担任了4大队的宣传队长重任。

担任宣传队长的杜义德，经常带领战士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一边宣传红军的理念和革命思想，一边想方设法为红军筹集给养。

此时的宣传队，也是一直战斗队，他们还要不停地与围剿红军的各路国军和地主武装周旋，遭遇战、伏击战等等都是家常便饭。

从小在山区长大的杜义德，有一个特殊的本事，在漆黑的夜晚与茂密的森林里，他根据树皮的厚薄就可以分辨出南北。根据他的的经验，向南的树皮薄，朝北的树皮厚，根据这个特性，他能够带领部队很快摆脱敌人的追击。而直到天亮了，敌人还因为迷失方向在山林里打转转。

杜义德还经常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把敌人引诱到山林里，进而对其进行狠狠地打击，极大地打击了敌人嚣张的气焰。

杜义德率领的宣传队在黄陂一带打出了威风和名声，那里的敌人一听说和杜义德的宣传队交手了，就开始大骂，又是***的这个“尖黄陂”。从此，“尖黄陂”就成了杜义德的代号。

由于杜义德率领宣传队在黄陂一带打了不少胜仗，这让敌人惊恐不安，对“尖黄陂杜义德”恨之入骨。他们打不过杜义德的队伍，就开始动歪脑筋，打起了杜义德家人的主意，想从家人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妄图让杜义德的红军宣传队不战而败。

一天，敌人静悄悄地摸到了杜义德的老家，准备抓杜义德家人，并以此威胁杜义德和红军。

见还乡团进村，村民们纷纷躲了起来。杜义德的父亲知道这些还乡团肯定会找打自己的头上，他决定让妻子柳华山带着孩子们外出躲避一段时间，自己独自去面对这些敌人。妻子临走前，他并交代到：“找到地方躲起来后，最近几天都不要出来，一直待到风声过去，我不在后，照顾好自己和家庭。”

果不其然，妻子带着孩子刚走没多久，敌人便踹开了他的家门，先是在家里一阵翻箱倒柜，见没有什么发现，就把矛头对准了杜义德的父亲，勒令他交出儿子杜义德。

敌人的无理要求自然没有得到回应，恼羞成怒的敌人对着他就是一阵疯狂的毒打。

但老人家岂是轻易屈服之人，对敌人的毒打根本无动于衷。

见敲不开老人家的口，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老人家抓走，关进了县城的监狱。

在监狱里，杜义德的父亲受到了各种残酷刑具的折磨，但都没有屈服。敌人被其强大的意志吓住了，见从他身上实在是拿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便残忍地杀害了他。

临刑前，老人家大义凛然地说到：“我这条老命，已经活了大半辈子，如今死得其所，有何怕的？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儿子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得知父亲被害的消息，杜义德对敌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母亲也托人捎信给他，让他不要冲动，以免落入敌人的圈套，但一定要给父亲报仇！

杜义德知道，作为一名红军战士，是有纪律的，他现在不能去报仇，等有一天红军强大了，他一定会去为父报仇！

父亲被害以后，杜义德把满腔的仇恨都用在了打击敌人的行动上。很快，作战勇敢、而且善用计谋的杜义德被提拔为红四方面军第4军10师30团3营营长。这一年，杜义德从19岁。

在部队，杜义德有一个特点，只要是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无论是多么的艰巨，杜义德都会回答“坚决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克服困难！”“坚决消灭敌人”！而从不提什么先决条件。

不但如此，每次的任务还都能坚决完成。

杜义德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杜坚决”的称号。

随着形势的发展，杜义德先后率部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北。杜义德也在战斗中快速地成长了起来，先后担任了4方面军第10师29团政治委员、红30军89师政治委员和红31军第91师政治委员等一系列职务，这个时候的杜义德也不过才20多岁。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杜义德在1935年1月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

当年3月发生的嘉陵江之战中，脾气火爆的杜义德还差点和同样火爆的疯子王近山“火拼。”

那是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打响了嘉陵江战役，在四川省西北部强渡嘉陵江，对国民党四川军阀邓锡侯的部队发起进攻，战役由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挥。

战役打响之后，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战士很快就拿下了滩头阵地。在抢占了滩头阵地以后，杜义德被徐向前任命为渡江总指挥。

为了快速强渡嘉陵江，徐向前命令杜义德迅速率部架设浮桥，掩护大部队迅速过河，并且特别给其下达了一条严令，部队过江之前，任何骡马、辎重不得上桥。

这可以理解，骡马辎重虽然重要，但渡江讲究的是快速，带着这些显然是累赘。

也正是因为这一条命令，差点让杜义德和王近山打起来。

浮桥架好以后，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从浮桥上通过，杜义德也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以便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从浮桥方向传来，杜义德一看，原来是浮桥被堵，原来顺畅的通道出现了拥挤和堵塞。

杜义德急忙跑过去，发现堵塞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牵着战马上了浮桥，而简单的浮桥显然经受不住这些战马的重量，桥面出现了倾斜，马匹失去平衡，几乎动弹不得，堵塞也就发生了。

见此情况，杜义德大喊一声，“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趟。”

但桥上牵马的人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根本不搭理杜义德的指挥。不但如此，一边牵马试图继续前行还一边挑衅着，“不行，得从桥上过。”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不听指挥？杜义德也不管来人是谁，违反命令耽误渡江就是不行，掏出手枪就把堵路的两匹马击毙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了！

见自己好不容易搞来的战马被打死，牵马的军官大骂一声，拎起手枪就对准了杜义德的脑门：信不信我打死你？

杜义德根本不怕来人的威胁：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两人的争吵惊动了徐向前，当了解原因之后，把牵马的军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后来，杜义德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疯子”王近山。

解放后，杜义德曾经问王近山，那次你不会真的对我开枪吧？王近山哈哈一笑，我又不是真的疯子。

两个人也是不打不相识，后来两人还真成了搭档，一个是军事首长，一个是政委，而且两人合作还是很默契的那种。

杜义德在战场上也的确是一个拼命三郎，甚至差一点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那是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险。

部队急需从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但因为敌人的火力太猛，红军战士们几经冲锋，依然未能打破僵局。

见久攻不下，杜义德就着急了，一下子从战壕里跳了出来到头往前冲，不料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正好打在了他的胸口。

突遭打击，杜义德一下子摔倒在地，战士们急忙把他抬下来送往后方医院。

经检查，那颗子弹从杜义德的胸部贯穿而过，差一点点就打中了心脏！

一定要把杜义德救过来！四方面军给军医们下了死命令！

那个时候红军的战地医疗条件是很简陋的，甚至连麻药也没有。为了给杜义德的伤口消毒，军医们不得不将纱布浸泡在盐水里，然后穿过伤口来回拉，把杜义德痛得咧牙咧嘴。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任何语言都是无法描述的。

好在杜义德命大，他在军医的精心治疗下，终于捡了一条命。

在长征途中，杜义德因为其英勇表现，先后担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4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红军骑兵师师长和红军西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等重要职务。

西路军失败以后，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一同被编入右支队进入了祁连山。

由于战事不利，接连遭遇重大失败，军心很是不稳。在躲避敌人追击的路上，大家风餐露宿，很是凶险。有一天早上醒来，王树生发现部队少了许多人，身边只剩下了直属警卫人员和通讯员等人，满共不到20个人！

太势单力薄了，这样很难躲过敌人的追击。大家一天能够更换多个藏身地点，甚至有战士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举枪自杀。

但这些困难，都没有能够压倒杜义德，他捡起这名战士的枪，说道，死，很容易，但我们不能死！

几经折磨，杜义德和王树生他们带领仅存的几名战士， 在1936年端午节期间，回到了延安。

在延安，杜义德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与鼓励。

1937年1月，杜义德在红军大学第二期、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后来，根据工作的需要，杜义德先后担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第129师新4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第二地委书记、冀南军区指挥部副司令员和冀南军区司令员等一系列职务，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杜义德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和那个有自己不打不相识的王近山成了铁杆搭档。

杜义德和王近山的组合，使得六纵如虎添翼，战斗力十分强悍。“六纵就是能打。”这是邓小平当年对六纵的评价。

而中原野战军的总部机关，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就是随六纵一起行动的，可见总部对六纵的信任。邓小平曾经说过：“跟着六纵走，放心！”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流传着一句话：“要找刘邓，先找六纵。”

1947年3月，王近山出了车祸受伤住院，因此六纵的指挥则完全交给了杜义德。临行前，王近山握着杜义德的手说：“军、政指挥全靠你一个人了！”杜义德说：“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作为政委，杜义德是又当爹来又当妈，但这完全难不倒杜义德，凭着过人的胆略和智慧，硬是把六纵带得如铁军一般，仗打得有声有色。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强渡黄河后，后面国民党军集中了3个整编师追击，前面还有整编85师守在汝河南岸拦截，部队面临的形势很是危急。

这个时候，考验指挥员胆略和智慧的 时候到了。杜义德传令全军，烧毁文件，将带不动的野炮就地炸毁，全纵队轻装前进，像猛虎一般向汝河南岸的敌人扑去。

敌人没有想到解放军像会飞一样转眼就打了过来，一下子乱了阵脚，被打得哭爹叫娘。六纵很快就为主力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部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战后邓小平高兴地拍着杜义德的肩膀说：

“这一仗打得好！我们靠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挺进大别山一战后，刘伯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表扬杜义德：

“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怎么能不让邓小平喜爱呢？

所以，在得知杜义德请假，是为了杀光这里的地主还乡团，为自己的父亲和千千万万个被杀害的乡亲们报仇的时候，邓小平完全理解杜义德的想法和做法，这不仅仅是杜义德个人的私仇，更是大别山那些数十万被地主还乡团杀害的群众的仇恨！

这仇非报不可！

他不但批准了他的行动，还特意让军械库为杜义德配备了一挺机枪。

临行前，邓小平叮嘱杜义德，仇，必须报，但绝不能伤及无辜。

当杜义德率领战士们包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地主还乡团时，这些曾经杀人如麻的敌人乱成了一锅粥，争相逃命。

但杜义德和战士们怎么可能再让这些沾满老百姓鲜血的敌人跑掉呢，一阵机枪扫射，这些手上沾满了罪恶的敌人统统报销了。

事后杜义德统计，这一仗消灭了上百名反动武装分子，自己父亲的血仇也终于得报了。

那个著名的曾经偷掘慈禧墓的东陵大盗军阀孙殿英，就是被杜义德的部队活捉的。
淮海战役期间，围歼黄维兵团，同样是杜义德部队的杰作。

抗美援朝期间，杜义德担任三兵团政委一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杜义德所在的志愿军第三兵团部队打的。

此后，杜义德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任上，邓小平曾经对他说：“有你在西北，我就放心了！”

2009年9月5日，杜义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