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耕地面积锐减40%：“天府粮仓”究竟怎么了？(点击原文)

四川成都平原地理条件优越、城市优势突出，被称为“天府粮仓”，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一度严峻。

2021年公布的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显示，与“二调”数据相比，成都平原耕地面积10年时间减少了40%。

面对严峻形势，四川重拳出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势头。显然，这是一根牵动各方利益的难啃的“硬骨头”。多年趋势如何能够一朝扭转？政策落地如何把握轻重缓急？当地干部群众认为，对投入较大、已成规模的农业结构要慎重调整，对占用耕地种草挖砂等行为既要抓现象又要抓根源，对新区闲置、地产或工业项目停产烂尾等存量顽疾要敢于亮剑，不能借口“增量发展”绕路而行。

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民收入补差难

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园林绿化需求旺盛，成都周边农村出现了耕地改种花卉苗木的现象。

成都西郊一个典型的传统纯农业社区，是当地无公害水稻种植基地。半月谈记者发现周边田里有的改种了桂花、蓝花楹等花木，有一片约50亩的农田成为草莓观光采摘园。

位于成都平原灌溉核心区的另一个传统农业村，交通便利，灌溉渠系发达。半月谈记者在村务公开栏看到，全村耕地面积3261.5亩，大部分土地流转用于花卉苗木种植。

这是成都平原灌溉核心区某传统农业村，该村耕地面积3261.5亩，大部分土地流转用于花卉苗木种植

“现在地方政府鼓励花木老板腾退‘林地’还耕，响应者不多。”一位花木业主说，一边是每亩3000元腾退补贴，一边是亩产值远超3000元的花木，“换你会怎么选？”

也有一些积极变化在发生。位于成都金马河畔的一个村，几个月前地里成片是覆膜草皮，现在半月谈记者重访看到，许多草皮已起走，土壤薄了一层，已复耕晾晒。有的田里草皮还覆盖着薄膜。村民夏应树正在给一块草皮浇水，旁边一块地已经翻整准备种玉米。他说，家里两亩地以前流转给老板种了草皮，上个月成都市领导带队过来现场办公，要求所有草坪收完这一茬就不准再种，统一改种粮食。

一位流转耕地规模化种粮的业主说，一亩柑橘种植收益几千元，种粮食只有一两百元钱。成都平原一些地方的耕地大量种植柑橘。

经济作物曾作为农民增收主力被力推，如要改变这种结构，农民收入如何补差？采访中多位农民说：“就算土地复耕成田，我也不想种粮，打小工每天挣150元，能买多少米？”

基层监督把关难，闲置存量消解难

在成都平原北部某市，半月谈记者沿沱江上游石亭江暗访，在某镇一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附近，意外发现一处口粮地挖砂情况。只见3辆大型挖掘机保持作业姿态停在此处，地面已挖出一个约20亩、最深处超过10米的深坑，坑底四周是层层叠叠的河床砂石层，剖面可见最上面一两米厚的耕作土层已被挖走。

大坑旁是巨大漏斗，砂石就地用传送带送进粉碎机，制好的砂石已堆成一座小山。一名路过的老人说，这里面有她家的几分口粮地，以前种植水稻，每年亩产上千斤稻谷。她本不同意占用，但胳膊拗不过大腿，砂厂老板按每亩3.8万元的价格给了补偿。目前，当地政府已对此成立专班展开调查，对涉嫌在耕地上盗采砂石提供保护的当地派出所原负责人周飞鹰采取了留置措施。

这是在成都平原北部某市某镇一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附近拍摄的一处建在口粮地上的采砂厂

总体来看，建设用砂石需求旺盛，开采砂石点多面广，基层一线监督形式较单一，对执法者考验较大。

此外，2015年前后，一家企业集团在成都平原北部某经济开发区合计取得工业用地1218亩，土地出让年限50年。半月谈记者在该企业下属一家能源公司看到，厂区不但没有厂牌，连大门和围墙都未完工，厂区内荒草丛生。该企业在当地的10余家下属企业及合作企业，或停产、或建设滞后，土地闲置且不退还，至今处于艰难处置过程中。

在成都平原北部某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集团下属某能源公司的厂区土地闲置撂荒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一份调研报告指出，2020年，在成都平原北部某市两个开发区内，共有5个项目1376亩停工停建，长期烂尾；24个项目3477亩围多建少、用而未尽，其中1489亩土地空闲；25个项目883亩建成后停产停业，经营不善。该市以“提前下清”方式、未批先征的2.46 万亩集体农用地大部分闲置撂荒。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为换届后的地方政府出了很大的治理难题。

痛下决心动真格，保护耕地须“长牙齿”

这些情况引起了党委和政府高度警觉。

遵从中央保护耕地的相关精神，四川省委2022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未能完成耕地保护目标任务的，要按照有关部署和要求抓紧制定耕地恢复补充方案，有计划、有目标、有节奏地推进，逐步恢复补充；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测，探索推行“田长制”，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全覆盖耕地保护网络化监管体系等。

4月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加强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的十条措施（试行）》。5月5日，成都市召开耕地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成都市委主要领导强调，要以“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硬任务硬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在成都西郊一个典型的传统纯农业社区，农民在种植水稻

相关举措包括全面摸清全市耕地“家底”，聚焦耕地质量、耕地撂荒、节约用地等问题，实行严格的“清单制+责任制”，确保排查到村、到组、到户、到田块；治理上统筹发展与安全，把保护耕地放在城市发展全过程中谋划推动，统筹数量与质量、当前与长远、保地与增收，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又要确保种粮农民不吃亏、能获利，如针对花木果树种植等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问题，成都市正严控增量、稳妥有序消化存量，开展“以粮为主、粮经统筹”试点。

其他地市也出台了相关措施，整个成都平原开始雷厉风行的摸底和整改。四川省广汉市建立台账，直面历史存量，逐宗研判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时限。针对查实问题已组织处理党员干部3名，行政处罚企业66家、罚款2425万元。此外，当地还开展“亩均论英雄”节约集约用地评价，盘活“僵尸”企业和低效企业22户、土地1168亩；依法对363亩闲置土地开展收回工作。

这是在成都西郊一个典型的传统纯农业社区拍摄的水稻田（左上）和改种经济苗木的部分农田

为解决土地复垦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德阳中江县还探索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提供从耕地、播种、管理、收割到烘干的一条龙服务。在各种措施支持下，德阳今年计划播种粮食470万亩，总产量200万吨，大豆扩面1.2万亩，计划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3.8万亩。

来源：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李昌平：实事求是（八）—— 承包田，到底是“责任田”还是“福利田”？(点击原文)

上篇文章中写到1995年江汉平原耕地的年租金，是400元/亩左右。湖北农口朋友私信说，没有这么高。不专门作答，但下面的讨论会涉及到。

1997年以前，我国农村有农业税、农林特产税、粮棉油定购任务、三提五六七八九统筹费、义务工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集资款等负担，这些负担都落在土地上。1997年以来，逐步取消了粮棉油定购任务、农业税、特产税等各种费用。2003年前后，国家反过来加大农业投入，增加各种补贴，还大规模启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总之2003年前，农业是自我造血并向城市及工业输血。此后逐渐转变，不仅不用向外输血，还接收外部大量供血。输出减少和输入增加相加，最近20年，平均每年不少于2万亿吧！

不可否认，近20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风貌有了很大改变。但是，1997年二轮承包以来，我国除新疆、内蒙、东北等少数省份外，农地及农民家庭的农产品综合产出却大幅下降。有一半以上的省，由粮棉油肉蛋等净调出省、变成了净调进省。我国也由豆粮油肉蛋等净出口大国变成了净进口大国，每年仅净进口的大豆和粮食总量，就需要6至8亿亩耕地生产。大家百度一下进出口数据就知道了。比较而言，我国的进出口数据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就是说1997年前，我国农业养活国人绰绰有余。近20年，每年减少农业负担和增加投入2万亿，反过来需要大量进口，才能养活国人！我的问题——既然取消了农业各种负担，还对农业增加了海量投入和补贴，为什么农民反而降低了生产积极性？为什么农地和农民家庭的农产品综合产出量，大幅下降？

中国1997年以来的农地承包制度及一系列配套制度，诱发一个奇怪现象：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延长了承包期、承包权物权化、取消一切税费负担、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各种农业补贴，但加剧了家庭农业的副业化，土地及庭院经济产出大幅下降。怎么办呢？

如是：鼓励承包农户流转土地——加大扶持大户及龙头企业力度——小农户消极抵抗土地流转——政府行政手段操作土地流转——财政补贴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离开财政补贴就死——老板农业一批接一批新生和倒下——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

谁能参透上述奇怪现象的机理呢？对此，能不能直面数据和现象，能不能实事求是，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深刻反思一下呢！？看来，至少现在还做不到！

我今年60岁，毕业后分配到公社工作，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从事三农发展的实践与探索。我认为制约中国三农发展的最大瓶颈有两项：一个是农业土地制度出错了，一个是农村农业组织制度出错了。没能实事求是，没有与时俱进！

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30年不变”、接着承包地取消定购粮棉任务、再接着承包地不交承包税费和不出义务工、再接着是按照承包地面积发补贴、再接着承包地可以继承……再接着就是承诺2028年三轮承包“再顺延30年不变”。这样做的结果是：承包田由“责任田”变成了“福利田”。拥有承包田的农户只有福利，且没有任何义务与责任。

在这样的制度前提下，由于农产品价格和其它商品价格的比价越来越不合理（1995年到现在，粮食收储价由0.55元/斤上涨到现在1.25元/左右，而同期肥料、种子、农药、工资、教育、医疗及房价等的涨价幅度比粮食价格涨幅高出几十倍或更多），再加上环保限制及资本挤压，农户家庭多种经营及循环农业模式失去生存空间，分散且超小承包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机会成本极高、风险极大，“躺平”成为无义务责任“承包小农户”最理性选择。

三十年不变，再顺延三十年不变，就是几代人不变！中国是多子均分制，家庭承包地规模被均的越来越小，农地及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占比越来越低，低到了无关紧要。农业，成了家庭的副业，甚至副业也算不上了；农地，就成了家庭的鸡肋——和闲置老宅差不多。土地产出多少农产品，对家庭无关紧要。甚至出现了千古奇像：农户守着农地领补贴，拿补贴买粮食吃。

一家三五亩承包地，转包给别人，年租金就一千多元。对一个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农二代而言，土地荒着少收入一两千元，是没所谓；如果几亿进城的农二代都如此，这对国家而言，就危险了！

二十年前，我曾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但是，我从没有像今天这般对中国农业抱有深深的忧虑！

不是没有办法，是不能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就没法实事求是。我国农村必须完善四项基本制度：基本产权制度、基本组织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基本治理制度。这四项基本制度是一个体系，是三农走出困境的制度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论三农》一书都讲到了，遗憾的是学习不深入，贯彻落实不坚决。

中国乡村振兴，缺少一场大讨论、大反思，需要一场大变革！要着重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

本文为《实事求是》系列文章的第八篇，未完待续，请大家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