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苏轼与王安石

王安石比苏轼大十六岁。他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晚年自号半山居士，被封“荆国公”，谥号“文”，所以人们又称他“王荆公”“王文公”。苏轼考上进士时，王安石已经是宋代政治、思想、文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明星。他们同样受知于欧阳修，却因政治、学术、性情、人际关系等多重因素，在此后的岁月中，亦敌亦友，剪不断理还乱。

变法前，王安石与苏洵父子的过节

早在他俩相识之前，王安石就在欧阳修家的宴会上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多次碰面，但彼此没有丝毫好感。王安石向来以正统儒家自诩，与苏洵在学术渊源、思想观念，乃至文章风格等方面都极不相同，并多次在众人面前抨击苏洵。苏洵则更是视王安石为仇敌，不仅写诗作文明里暗里针对王安石，还曾对欧阳修说：“此人将来必乱天下！”劝欧阳修不要跟他交往。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考试分为“秘阁六论”与“御试对策”两场。秘阁是朝廷重要的藏书之地，在里面任职的都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人。“秘阁六论”在秘阁举行，要求考生写作六篇命题论文。“御试对策”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考官就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问题，由考生对答，称为“对策”。

在王安石担任考官的“秘阁六论”考试中，苏轼兄弟顺利晋级，并没有遭遇任何阻力。不过，在接下来的“御试对策”中，苏辙的对策在考官中引起了激烈争论，有的认为应评为最高等级，有的则主张淘汰。大家意见难以统一，最后由仁宗皇帝拍板，苏辙以第四等次被录取。王安石虽然没有参与“御试对策”的选拔工作，但他认为苏辙的对策偏袒宰相，一味攻击皇帝，和依附权臣的西汉大臣谷永毫无区别。因此，当朝廷为制科及第者授予官职时，身为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公文）的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书。

这件事情，使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雪上加霜。据说，随着王安石声望越来越高，京城士大夫无不趋之若鹜，苏洵心中不忿，还写了一篇《辨奸论》，痛斥王安石是“阴险狠贼”的“大奸慝”。当然，这篇《辨奸论》的作者究竟是不是苏洵，直到现在仍有争议。

变法中，王安石与苏轼兄弟的矛盾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财政改革领导小组——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推行新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宰相陈升之、副宰相王安石担任长官，另外还需配备检详文字官两到三名，相度利害官若干名。检详文字官参与讨论财政改革措施，并起草新法；相度利害官则将出使各地，督促、检查新法施行情况。

刚过而立之年的苏辙被任命为检详文字官，因为他曾在三月写了一篇《上皇帝书》，提出对国家政治的看法，认为当以理财为先。这一观点，与神宗皇帝、王安石不谋而合。由此看来，在用人方面，王安石并没有任何成见。然而，在新法的讨论、拟订与颁行过程中，苏辙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意见存在分歧，矛盾越来越大，他于八月份坚决辞去检详文字之职，从此完全站在反变法的立场上。王安石对此十分恼怒。

和苏辙一样，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也持反对态度。熙宁二年三月，他写了《议学校贡举状》，明确反对科举改革，还对当时其他几种改革意见进行了批判。文章层层深入，论辩滔滔。神宗读罢赞叹不已，立即传旨召见苏轼，命他就当前时政发表看法。这次召见，苏轼给神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后神宗多次想重用苏轼，但都遭到王安石的反对。王安石认为，苏轼的议论不过是些书生空论，并没有实际的用处，但足以蛊惑人心，扰乱是非。如果把这样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一定会给改革事业造成破坏。

熙宁二年八月，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出了一道考题，具体内容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晋武帝平定吴国，因为独断专行而取得胜利，苻坚讨伐东晋，因为独断专行而兵败亡国；齐桓公因为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王哙因为专信子之而导致灭亡。相同的事情结果却不同，为什么？）这个考题明显在针对当前的朝政现状，因王安石曾鼓励神宗独断，而神宗对王安石专信不疑。王安石见到考题之后很不高兴。当神宗再一次提起想要重用苏轼时， 王安石便毫不客气地抨击苏轼不过是“奸邪之人而已”。

熙宁三年（1070）三月，苏轼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对新法一一加以驳斥。这一系列言行，深得众多反变法派官员的高度认同与赞赏。而王安石则对他更加厌恶，认为苏轼虽然有才华，但其言行对变法益处少，害处大。

熙宁三年八月，苏轼遭到台谏官弹劾，说有人反映苏轼在嘉祐、治平年间，往返汴京和蜀地途中从事走私活动。朝廷下令彻查，当年为苏轼掌船的篙工水师，全都遭到传唤。但是，经过几个月深入细致的严查，并没有找到任何真凭实据。苏轼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官场险恶，不免心灰意冷。十二月卸任京城之职后，便自请外任。神宗批示“与知州差遣”（任命为知州，相当于今天的市长），宰相办公室不同意，改为“通判颍州”（相当于颍州副市长），神宗又改批为“通判杭州”。杭州属东南第一大都会，按规定，这一职位与知州同一级别。

王安石对苏轼的关注与赏识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七月离开汴京，在地方任职九年，先后担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直到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爆发。

当苏轼因写诗讥讽时政遭到御史台羁押时，王安石隐居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他于熙宁九年（1076）辞去宰相之职，退归田里已经三年。虽然，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一直是他的反对派，而且直到此时，御史们也仍以“苏轼与金陵丞相论事不合”为说辞，但王安石并不赞成以言罪人的做法。据说，苏轼被囚期间，他曾驰书相救，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找机会向神宗进言，他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虽然苏轼怀才不遇，不免有怨望之词，但若因此严加惩处，恐怕后世之人会说陛下不能容才。”

虽然，过去的二十多年，苏轼以及他的父亲、弟弟，与王安石之间有过许许多多的恩怨纠葛，但是在他们各自的心中，彼此都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元丰三年（1080），有访客从苏轼贬谪地黄州来到江宁探望王安石。一见面，王安石便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客人说：“子瞻住在临皋亭，有天夜里，醉梦而起，作《胜相院经藏记》千余言，仅修改一两字，即成定稿。我有抄本，现在船上。”王安石忙派人取来。当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他站在屋檐下展卷细读，喜上眉梢，评论道：“子瞻，人中龙也！但有一字不够稳妥。‘如人善博，日胜日负’，不若曰：‘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苏轼听到后，拊掌大笑，认为王安石堪称一字之师，欣然提笔，加以修改。

不过，另有一个说法是，苏轼原稿本就是“日胜日贫”。倘若真是如此，也许是抄本误作“日胜日负”，则王安石作此修改，恰好说明英雄所见略同。

王安石与苏轼金陵相会

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途中经过江宁，系舟秦淮河上，他很想拜会王安石，但身为谪臣，加上昔日的恩恩怨怨，他不敢造次。于是亲书诗文十篇，寄往半山园王安石府邸。最后一页写道：“元丰七年七月十一日，舟行过金陵，亲录此数篇，呈丞相荆公，以发一笑而已，乞不示人。轼拜白。”

收到苏轼的诗书，王安石十分惊喜，也完全明白苏轼的顾虑，第二天便身着便服，乘驴而往，主动到苏轼停舟之处拜访。苏轼大出意外，来不及戴帽子，更来不及换衣服，立即跳下船来，拱手而揖：“苏轼今日敢以野服（村野平民的服装）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此后，苏轼逗留江宁的日子，便经常与王安石相晤。

一天，他们谈起苏轼在密州的旧作《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王安石指出，其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两句用典极为精妙。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恰巧在座，他不解地问：“这两句诗不就是描写雪后的景色吗？屋宇覆盖着深雪，恍如玉楼，四野弥漫着雪花，恰似银海。哪里有用典？”王安石解释道：“这里的典故出自道家典籍，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双目为银海。子瞻，是这样吗？”苏轼笑了，自从这首诗写出来，还没有人看出这里的用典呢。后来，他和朋友谈起，不胜钦佩地说：“学荆公者，岂有如此博学哉！”

苏轼这两句诗，和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一样，其妙处恰在于，不懂典故的读者，可根据诗歌的字面意思，体会诗句的意义和美感；而懂得其中典故的读者，便能在此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的联想与审美的愉悦。这是用典的最高境界，但非才高博学者不能做到。

苏轼兴趣广泛，喜欢收集药方。王安石素有偏头痛的毛病，在朝任职时，有一次突然发病，痛不可忍，神宗送给他一种药水，说：“左边痛则灌右鼻，右边痛则灌左鼻，左右皆痛则两个鼻孔都灌。”用药后当场止痛。神宗说：“禁中自太祖时传下来数十个秘方，这是其中的一个。”并将这个秘方赐给王安石。而这一次，王安石又将秘方转送给了苏轼。王安石还劝苏轼在江宁买房安家，比邻而居，以后便可常相往来。苏轼也曾有“买田金陵，老于钟山之下”的打算，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八月，苏轼离开江宁，继续北上。临别之际，王安石手抄近作四首相赠，苏轼次韵回赠，其中一首写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王安石退休后，经常像普通老百姓一样，骑着驴子在山野间游玩，没有一点达官贵人的排场。诗歌前两句描写的就是王安石骑驴出行的情景。目送苏轼远去的身影，王安石对身边人说：“这么杰出的人物，不知几百年才能出一个啊！”

一年多后，王安石去世。当时，政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旧党执政，苏轼回到朝廷，并迅速得到升迁。然而，当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士全盘否定新法时，苏轼却并不赞成。尽管他曾因反对新法而蒙受了极大的苦难，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对待新法时，完全没有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从利国利民的客观角度考虑问题。他主张对新法进行详细具体的研究，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这一思想不仅抛弃了个人成见，而且超越了党派立场和意气之争，以事实为宗旨，以真理为依归。

这种独立不倚的精神，使他再一次遭到同僚的排挤。激烈的朝政斗争，让苏轼身心俱疲，他渴望退隐归田。这时候，当他想起王安石，想起“从公已觉十年迟”的诗句时，一定更加钦佩王安石的急流勇退，钦佩他迅速从政争中抽身而出、悠游田里的智慧和勇气。

网友们评论如下：

北宋除了在军事方面遭人诟病，其他如国家制度设计，君权相权制衡，选人用人机制，文化艺术水平感觉比上千年后的现在还要强！！

他俩根本没有可比性。。一个是开创者，不管是当官秉政还是文风开派。。一个被后世捧的太高太高。。却恰恰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典型代表。

政治相左，文才相吸，气量相近。拿得起，放得下，真性情！

王安石和苏轼均为人中龙凤，人品贵重的天下英才！只是是政见不同，虽有矛盾瓜葛，但依然惺惺相惜！

两位心胸坦荡的伟人

王安石变法是为啦政府和百姓，文彦博、司马光等是为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人品心性云泥之别。

二人都是千古人杰。

这是写二圣最为客观的文章！

真诚鱼遇雨愉

真文人，有气量

王安石好风格，虽然变法不是太成功，但人格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都是有大格局的千古奇人，只是政见不同罢了，没有个人恩怨

仁宗朝星光熠熠，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皆是人中龙凤，文章人品都是一等一的，虽然他们政见不和，但私下里惺惺相惜

观点尽管不同，仍需相互尊重，乃学者最高境界

我当大队书记的时候，做了一件蠢事，被村妇堵着门口骂
我在农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还很年轻。一个杨柳刚要发芽的春天，我做出了一件可笑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