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全国闻名的县委书记较量斗法

作者简介:林冰，1957年生。大学毕业后在国家计委、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经贸委等机关工作，并到延安行署、榆林市横山县、咸阳市武功县、安康市紫阳县洞河乡工作过。创立过集团公司、民办大学。提前退休后又到北京做了多年公益事业，担任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总干事、中国某某投资集团公司副总裁、山东某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邀研究员、天津滨海新区中部新城产业规划组副组长。二〇一四年后回到家乡西安，担任陕西省华夏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民办教育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等职。爱好文史哲，军事，宗教，摄影等。在头条和百家号上已撰写国际政治，军事，宗教，文学，诗歌，音乐，商业模式，农村，文革等方面题材随笔杂文散文诗歌等一百五十多篇五十多万字。

(本文5400字，可是故事太长只好分开处理，且等下回分解。有兴趣的朋友了等着瞧，全文结束估计要一万字了，精彩实战案例不可多得)

2012年我经过层层筛选过五关斩六将拿到了中国某某投资集团的offer担任高级副总裁。时年我已经55岁，在北京这个卷王之王的地区职场上不能不说是非凡的胜利。记得老板面试时就问我，如果给我一个亿一年时间后会如何，我毫不犹豫的讲叙了我的实战策略，并回答还您两个亿。当然大言不惭的话谁都会说，你当我老板是傻了吗，其中话术我就不再复述，反正我过了。在此之前我曾在一个国家级基金会担任主导职务，我招聘人也面试过许多人，我自己选人的最高年龄是四十岁无论什么职务，其实在北京35岁以上者求职者已经算末流了，先天就比别人输了一招。这次应聘难度极大，因为是全国招聘，职位职数也很多，国内所有招聘网站与猎聘网全给到了，所以来的人一个比一个更具实力，包括很多国有外商大投资机构副总一级，甚至还有个世界知名大型商超总经理也来应聘。

同我一起入职的副总一级的就有里十几位，当然还分了高级副总和普通副总，我并不知道自己算高级副总，还是后来报销出差费时财务告知我的级别。公司办公在北京长安街最繁华一段王府井大街附近一个整层，此前我第一个应聘的单位就是国内最大的资信评估机构，办公在东三环外鹏润大厦(国美大厦)，占据了一个半整层，气派不亚于现在的公司，所以我虽然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状态但是还不算出格，因为已经度过了大公司免疫症。本公司老板不过四十多岁很精干，从山东打入北京想做一番大事业，一次性招聘这么多高级人才在北京的业界轰动不小，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北京很多金融机构都想看笑话，看这个山东来的公司如何退回老家去。公司实行扁平化管理，没有部门没有分工，十几个副总齐头并进，公司也雇佣了大量年轻高级人才做秘书，随时拍个每个副总的业务活动，我们每个人有项目都可以挑选秘书随行，那些秘书就职前也是前公司主力没有逊色的，且莺莺燕燕一水儿的白领丽人。过后就起码有三位当时的副总离职后选择了模仿我们原公司的行为方式自主创业开办投资公司，也说明了我们这位老板的创新与前卫思维是有一定市场的。

一个地方性民营投资公司敢于杀到北京来，招聘大量高级金融投资管理人才意欲何为？原来他是要深耕县域经济。如今看来我们老板的思维确实很超前，因为国内自从2006年开始进入了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一级推动一级，乡镇往县城走，县城往市里走，市里往省会与大城市走，这里包括人财物各项资源，隐隐约约之间大中小城市争夺人口扩张城市规模的过程愈演愈烈，一般金融投资人根本不予理会的县域经济成了主战场，这些我个人还是后来慢慢才明白过来的，但是我们老板已经付诸实践并身体力行。

众所周知，在中国金融人才与机构大都聚集于超大城市的京津沪穗深等地区，一般省会城市也没有能力引进，即便你建了几条金融街，搞了几个金融试点区都没用，不过是一堆建筑而已，没有人没有机构进入等于零，而中国金融管制也是非常严格的，执有金融资格和非金融资质的机构寥寥无几，是国家严控的机构资源。有资质的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民营机构只能拾遗补缺，捞点残羹剩饭吃。前些年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混乱了一阵国家又大部分取缔了，民营准金融机构如何冲出重围鲜有定论，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们老板就走出了一条独特又艰辛的道路，不向上而向下，到县上去到农村去。我就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招商引资，给贵州省黔南州的国家级贫困县独山县服务。在这里我就认识了后来鼎鼎大名的潘志立书记。潘书记是江苏省与贵州友好协作互派干部交流过来的，这种形式国内常见，属于国家摊派性质的定点帮扶互助，我们陕西省也有过与江苏的互派干部经历。潘书记到任后大刀阔斧的展开工作，首先就是招商引资。也不知道我们公司如何挂上独山这个线的，我来之前公司已经和独山搞的非常密切，双方合伙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一个亿，我方出资5100万，县里出资4900万，我方完全掌控经营，总经理也是我方出的。之前我们在独山深耕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感觉县里跟我们关系很好，绝对相信我们能帮上这个贫困县。

老板让我们所有人发动起来，运用个人的资源组织一个个奔赴独山的经济考察团，条件不限人员不限，结果不论只要愿意去就行，所有费用公司全包，没想到的是，所谓高级人才自有高级人才的人脉资源，我们一车车一飞机一飞机的拼团组团，来头一个比一个大，一般的国字头公司都不在话下了，连我都凑了几个还算体面的人物充数，卷的荒，人人踊跃就怕老板不满意。几个月后老板喜盈盈的告诉大家，我们推荐的考察团已经有二十亿投资到位了，县上按事先谈好的中介费打给我们六千万元，老板说绝对是没想到本来就是为合作伙伴尽心而已，花几十万百万费用无所谓。现在看来，我们公司为什么这样卖力呢？其实我们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用5100资金调来了4900万，这些资金我们公司就可以按自己计划使用，按我民营投资公司放款原则来说，一年就可以实现纯盈利五千万以上，还落了个扶贫的好名声，这里如何能一年内获取对等资金利益呢，下面在我们另一个县的活动中再详细解释。老板派我去贵州是熟悉情况好复制独山经验。我很早就喜欢贵州，年轻时到贵州玩过，后来也自驾去过黔东南，黔西南，黔南等州，什么遵义啦，贵阳啦去过无数遍，所以极力推荐自己去贵州任职，因为外放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资补贴，但是早去的独山公司老总是个年轻人，任职时间不长也不好将别人扳下去，老板说马上成立贵州省级分公司，我可以领导独山的工作，我才作罢。在此期间，我和潘书记有多次交流，感觉他心比天高大而无当，我给他的一些建议他根本不当回事。他做的县城改造方案简直吓死人，怕不是要花几百亿了，我虽然很佩服潘书记的脑洞大开，是不是我赶不上。

他的思路是全靠招商引资，我建议在一个县域成立一个小型的政府，银行，投资机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的联合体，将县里所有资产全部利用起来，综合进行贷款投资担保活动，这样大约就有二三十亿自有金融资金可以拿出来无须外援，肉烂在锅里反正跑不了。潘书记感觉我有一定道理，但是那时天天有国内外各地投资商来谈，让他飘了起来，搁置了我的方案说下一步再说。我当时觉得可能人家高屋建瓴，我理解不了是水平不够。遂不再游说回到北京，至此也打消了去贵州的想法。过了些年，潘书记名气越来越大，升了官做黔南州副州长兼县委书记了，及至他起高楼，及至他楼塌了，所谓水司楼成了全国第一烂尾，负债四百亿，资金成本高达百分之十，如果按我的计划资金成本不会超过百分之六，结果人入狱，徒留飞悲伤与惆怅，给予全国县委书记一个大大的警示，如此功绩中国估计不会有第二个(我得以辛免和他同道也算侥幸)。

2012年四月底，我奉命参与老板带队的十几人高级考察团去山东省菏泽市的定陶县，同去人中跟我一样级别就有五六人，规格算很高了，县上接待的十分周到，吃饭时都有桌签，两天安排计划性极强，县上所有头头脑脑全部到位，席间见到了我文中的第二个主人公定陶县委书记张毓华，此人属于国务院港澳办下派挂职人员，原来就是个副司长，到这里担任菏泽市委常委兼定陶县委书记，也是高配。此人的出名更为出奇，是几年后他辞去菏泽市副市长职务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公司任党委书记，后来高升至太平洋财险公司副总裁。当时他的这一行为引起全国轩然大波网上评论都炸了，他也是山东省历史上第一个辞职下海的在职副厅级干部，导致后来就有人仿效他。

定陶是山东省倒数第一的最差贫困县，这里没有什么资源与特色，唯有当年汉高祖刘邦起义时的基本盘就在这里，还有个大大的名人娶了西施那个范蠡，后人称之为中国商圣，财神，范蠡急流勇退后定居定陶经营他的商业王国遂成商人偶像。这个小城城里只有八万人，落后的无法想象，居然城里还有人喂猪。

我在那里的几个月度日如年仿佛穿越到了古时候，一切都那么原始，那么落后，唯有县里唯一一个现代化超市让我才有点点时代感，常常进去买个东西出来忽然发现外面不是北京里面才是。

我们公司在定陶的布局跟独山一样，同样成立了投资公司我方出资比例也是5100万，双方资金几个月前就已到位但是公司迟迟不能正常运营，原因在于县上设置了很多制约条款使我方总经理不能按规定职权动用资金，我们一行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原来我不知道干嘛来了，只说让跟着老板来，听着听着才知道这个县不比独山，县上没有那么放心，担心国有资产被我们滥用造成损失。政府派了两个人监管公司，这二人好似胖廋二头陀，一高一低一胖一廋的哼哈二将，一个是审计局副局长，一个是财政局副局长兼国资局副局长，他们控制了账户银行不经他们签字不会动账。我开始没当回事以为一吃一喝回北京就行了，没想到饭后老板召集同行和派驻定陶的公司所有人开会，目的就是想法让账户启动资金流动起来我们才能赚钱，一个民营投资公司几个月放着五千万资金不能动几乎就是犯罪，要知道我们分分钟放款都是三四分息的，每个月都是百万级的损失。这里请不要用如今的眼光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低息时代，跟资本主义国家以前的状况一样，年化百分之二都是高息了，可是当时翻个十倍你都贷不到。

老板声色俱厉的指着大家说，所有人赶快想办法，想破脑袋也要想出办法来，绝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这次一定要解决，说完一摔门走了。我们一票人大眼瞪小眼无可奈何，这完全就是个死局如何能破呢？双方互不信任了还怎样合作，对方要的是国有资产绝对安全，我们要的是资金周转起来共同盈利。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些金融大拿们脑袋想破也没用，拿不出主意来。好在我其实不算金融圈里人，懂点金融又不算熟悉，所以不受一些条框限制，拿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既然是信任问题就只有担保解决，我们用一个大于4900万的资产来向合作伙伴担保抵押，然后按常规运营，对方资金出问题了用抵押赔，其实这个方案就是个笑话，既然能合作就是互相已经信任了还需要什么担保，完全是脱裤子放屁，但是合作方是一级政府不是普通商家所以可以按特例办，达到目的就行。所谓一窍不得少挣几百，我的方案马上得到了双方认可，但是老板在双方会上宣布由我担任定陶的这个投资公司老总，原来的老总给我当助手，同时将同行的一个普通副总留下来配合我。我没有任何准备，甚至宣布完了我以为是假的，为了应付县上而已。等老板与所有同行人走完了我才明白似乎是被空降到一个贫困县下放劳动改造了昨天还在北京胡天胡地的，享受一个老白领高管的心理预期。因为我北京后是第一次打工，工资从月薪六千元到一万元，从没有超过两万，如今可以拿到高薪但是转眼的落差又是如此的悲催，无奈谁让我多嘴呢，就显得我能不够似的，默默的承受是唯一的选择无他。

县级分公司其实是独立注册的投资公司，而且是在省工商局注册一亿元的中小型投资机构，原总经理是清华金融博士，很年轻，但是明显不具备务实心理和经验，跟县里干部打交道真不是个儿。老板换他也是必然结果，出师不利搞成僵局，公司几百万的预期效益损失他也有责任，另一位给我配合的副总原来是农业银行鄂尔多斯市支行行长，比我还大两岁，但是人家可是正牌金融管理人员，况且当年鄂尔多斯轰动一时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般地区没有的规模，也就是人家见过大世面见过大钱，恰好我与老刘关系本身就不错，他留下来陪我我还是满意的。就这样，一个资深行长，一个金融博士给我当助手，员工不到十人，他们都在租下来的小院里住，我和刘总一直住商务酒店到我离开。

前任总经理介绍情况，认为造成如此僵局的原因应该在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张某某的身上，因为以前谈的很好双方关系处理的也很得当，因为张副县长是本地土著，在县上可以掌控一定局面，据说可以有常委的最少五票支持力度，新来的县委书记是空降兵，可能被张副县长蒙蔽了。带着这种理念我先走访了县上几个常委和副县长，尤其是跟张副县长坦诚的长谈了一次过后才醒过味儿来。我们公司是在完全信息不通交流不畅的情况下工作，几个纸上谈兵的学院派小青年根本不懂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规则，由此得出一些半通不通的结论诚所必然。他们把对局的主要目标对准了张副县长不只是何人故意引导，其实书记稳坐钓鱼台妥妥的看我们一波人跳来跳去毫不声张，见了我们老板满口的支持同意实际打的另一个主意。我研究了张书记的履历过往，发现他在原单位不显山露水，刚提的副司长也是鸡肋般的存在无权无势，下到山东来一般是熬年头镀金罢了，求稳为王，在菏泽市常委中他排名第五不高不低。到了全山东最差的一个县工作，资源不足即便有天大的能力也无法补天，政绩不易得谁去冒风险。也可能我们公司诸人在贵州独山模式的成功下有些冒进，趾高气扬，所以给当地政府有了不实在的印象，结果书记拍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果五千万国有资金出一点点问题都是万劫不复，多少人会因此下台受罚。而且我们公司在定陶工作思路估计也是太单一，基本没有考虑地方需求，总是想尽快调动资金去做金融来的快。这是各自角度立场不同造成的，其实真正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公司利用资金的能力确实不错，一年内资金翻番几乎没有问题，但是地方上不懂这些也不太相信我们的资金利用率这么高，放款利息这样骇人。他们要的是这个小投资公司能够为县上城市扩容改造出一份力，就当城投公司用了。如今南辕北辙的局面已经形成，双方剑拔弩张谁都不让，我们急，他们缓，只要资金还在账上谁都不会出问题，放十年县上也没问题。同时双方还都不能撤，也无法撤，面子问题，政绩问题，前期费用问题都搞的两方面没有回头路，想想这个局也是百年不遇呀。(上集完)

下集：(本文8700字，在头条属于超级庸长了，对于经济问题无兴趣者可以免看）上文发出引起相当反响是我所料不及的，因为头条上三千字以上文字都算裹脚布了，我上文5400余字读完者不过半数，但是很多读者叫好并希望马上看到下集，应该是故事本身的匪夷所思吧，下面才是最为耀眼之处，大千世界中一切戏剧化的冲突都源于生活本身，再强的编剧也无能幻化出这样的悲喜剧，然终其根本的最终解决方案却是那样的平淡无奇甚至简单的跟一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吧！

我于无可奈何之中为了近三万的高薪不得不服从了资本的安排，既来之则安之是我立身根本。很多人看到我写的回忆文章说，为什么你总能遇到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呢？我无法应答，只能回之曰，命运吧！人不找事儿事儿会找我，我的自嘲是，常走夜路总要撞鬼。(我还将自己自驾游中遇到的糗事怪事罗列出来写了总要撞鬼系列文章)

首先是落实我自己提出的抵押担保方案，这只有求助与老板了，因为我对本公司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是个山东企业到北京练摊，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资本金12亿之多。（多年谨慎的心理让我小心的求证，及至千方百计亲眼看到了公司印章和工商注册手续才放心）老板安排了几次考察抵押物的行动，我没有去，指示前总经理现任副总带领县上那俩胖廋头陀一起考察，都在山东各市，他们一去就是一天。我自己觉得也要做点事就排出了会见人员名单和寻访各个机构的日程，首先就是与县政府几个相关副县长约谈，其次是上门与驻县各大银行行长会谈聊天，只当是调查研究罢了。这些都学自我父亲，他最善于调研，因为长期服务于领导，抓基层信息搜集必然是首要大事。记得父亲当年跟省委第一书记下乡，每次回来都会记满几大本第一手信息，后来到了他从五七干校分配工作到商洛地区林业局工作后仍然保持这个习惯，经常自行下乡调研，依然是几大本记录满满的笔记本回来，至今我还留存着父亲至少近百个这样大大小小的笔记本。

那几天老板异常紧张，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我来电话施加压力，有一天24小时内给我来过十八通电话，尤其是大家都认为的决战性的与常务副县长老张的约谈，老板甚至派了两个他的亲信守在我与张副县长谈话的屋外等待回应。

这次约谈我没有作任何准备与心理建设，因为这不是我的作风，人与人的交流信任感第一，如何能获取对方的信任感呢。我的一贯原则是毫无保留抛心置腹，这是我一生都遵循的待人原则。我回顾了自己在从中央，省，地，县，乡五级政府的工作体验，特别介绍了自己十八年前曾经阴差阳错不合规则的担任了陕西咸阳市武功县副县长的经历，声明自己虽然算是干部子弟，但是始终都在基层甚至社会底层生活，没有任何衙内经历，也没有沾过一丝一毫特权的光，相反倒是遭到许多负面反馈让自己总像是在惊险战斗故事片的情景中一次次屡战屡败，简直没有过任何顺利的事情。五十多岁了无家无业还在为生存而奋斗，第一次打工就遇到这么麻烦几乎不可能解决的死局，希望张县长能坦而言之告知症结所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样的坦白与诚意，张副县长被我打动了，他漏出是书记的决策，让我们拖着，表面上是张副县长在作梗，其实一切都是浮云。就这样的重大信息我们公司一无所知，完全在自己营造的虚拟可能中徘徊。原来张副县长和县政府是与我们合作的进取派，后来张毓华书记指示此事拖着为好避免国有资本受到危险，但是由于这个合作影响力很大，省府都知道，认为是县域经济金融改革的创举，省长姜大明曾经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张书记身份特殊，又是高配，理论上无需做任何挑战性工作保守就是第一选择，所以他表面上支持，实际上暗中指示那两个哼哈二将越过县府直接对他负责。这样张副县长成了替罪羊在第一线跟我们纠缠，还要保证跟我们关系处好不分裂，因为只要双方决裂，县上一定会承担反改革保守主义的责任，外来投资人永远会绕着定陶县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死局就这样形成了，双方谁都不敢破局，谁动谁死僵持不下。

知道了症结所在，但是我无法全部向老板托出，因为不知道老板心思与最终目的，是想认真的发展县域经济在一个县域重点突破呢还是利用国有资金挣一把快钱，继续推这个磨子。比如按独山经验连续在十个县办公司，拿出自有资金不过七千万元和几十万费用，顺利的话就可以撬动4.9亿国有资金与自己一起联动。谁都知道资本市场上资金越多越主动利润也越高，相对而言挣快钱风险也极小，在那个年代这样做即合法又保险(保险系数后文会提到怎样做)，如果做长线投资的话就应该集中某一个或者两个县，两三年内集中力量大打县城扩容与旧城改造之仗，回报应该在投入的五倍以上而且几乎没有风险，因为有政府背书，国家债务背负没有问题，迎合国家政策与方向，属于大马拉小车的性质，即一个国字头中型投资公司集全力砸进一个小县或者穷县，GDP硬拉也拉起来了，此案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没有障碍，还有国家三P政策保驾（不懂者自行查阅）。

这里我仅仅是在忖度老板思路，看他有这一方面的企图但是又不明确，往往还想回到他原来民营投资机构放高利贷的老路上去。我个人在这件事上也是死局无路可走。做好了局面打开老板必然将资金调出，我这个身在县上的总经理没有兼顾双方的利益不合适，调不出死局不解我仍旧没有出路。我当时一方面跟张毓华暗中博弈，一方面与老板和公司老臣子们在博弈，思想分裂到极致快神经了。

我实际上是个完美主义者，希望双方都能满意，所以还给老板提出了个分解方案也就是折中方案，即如果资金解封希望老板给我留下两千万元，我用这少而又少的资金来帮县上做旧城改造，争取做到双方都满意，因为既然我已经是定陶投资公司的老总了，屁股应该坐在双方利益上，可以偏重我们公司点，谁叫是我们控股呢。

很多人会问了，这点钱够干嘛，大家有所不知，因为我还走访了在县上投资的几个外来地产商，尤其是与一位三十多岁年轻的投资人聊到了一起甚是投机。这个老板是曹县人，来到定陶不过四年，来时仅仅拿了六百万资金以后再没有追加，至今挣多少钱不知道，他得意的说县政府目前欠他八千万元，只有继续给他政府改造项目与道路施工项目，他毫不担心钱回不来，因为都是县人大做了决议担保的，一百年都算数，相当于我国买的美债，怕球啥。

想想就这个没有学历年岁不大又没有多大后台的小青年，难道我不如他吗。随即我考察了县内正在操作的几个项目，尤其是这个小老板的步行街，发现他一动迁就开始卖门面房了，火的一塌糊涂。土地可以出少部分资金就能拿到土地证，土地局都可以赊欠，银行贷款自然没问题，建筑垫资到封顶慢慢开始给建筑单位回款，这个磨子推得简直那么丝滑的不要不要的。相当于十几年前海南的地产商运作基本模式，当然如今在大城市这种方式早已是昔日黄花了，但是在落后的小县城依然适用，权利背书土地寻租的套路向下走还可行。

所以大家想想我要是有两千万还不撬动两个亿的城区改造吗，如此张书记不会给我背书吗。我就是全县人民的大救星，小小的贫困县里我照样可以螺丝壳里作道场。我脑补了在定陶大显身手的场面想想都是那么美。因为我其实很早就有个在一个县大显身手的幻想，甚至付诸了实践，我刚毕业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联络了同班几个机关的同学，联名给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去信，要求回到家乡陕西为地方做贡献，给我们一个县就行，最穷的那个，我们来承包，多少年改变局面不然我们不出来。当然我们的行为现在看来很幼稚，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点也不荒谬。没有回音是必然，我们那两个同学后来一个当了副部长，一个局长，而我就真回到了西安，而且越干越低，省市县乡，倒着走最后成了个体户什么都没了。

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访了十个副县以上干部，十几个各部门领导，与主管农业和交通的马副县长等交了朋友。跟几个银行行长达成初步意向，只要我能找到合适的抵押物，贷款没问题，两个亿的授信额度还是有的。山东实际上也是经济改革创新的桥头堡，很多金融改革实践都是从山东发起的，高层很支持这种行为，当时也就是广东，天津，山东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松动一点，此事如果放到其他县基本没有问题，偏偏遇到了这位中央机关下派的干部，求稳为要所以熄火了。

我也知道，在中国所有事情都是人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事情也就自然解决了，我集中力量搞定人，然后再谈事自然无往而不利。以前公司同仁只是想做事，思路与着眼点都是利用资金挣钱，从不考虑县上想干嘛，以为只要帮助县上挣了钱大家就会欢欢喜喜过大年了。实际上对于一个贫困县，十个亿资金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关键是在于一个发展策略，如何运用金融资本来撬动县域经济，如何能做到四两拨千斤。我国县一级其实根本谈不上金融问题，只有贷款用款还款，要是有个机构能在这一方面起作用完全可以事半功倍，正因为没有先例，没有对手只有无限的可能。有些人以为，一个县能有多大油水多大增量，岂不闻烂船也有三千钉呢。举例说明，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县级干部贪腐了几亿资金多少好处，这就是老话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县级经济的体量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既然能贪腐几亿元，那所涉及的项目最少也会有十几亿元几十亿元。

我曾经跟县财政局国资局领导讨论县级资产的规模，具体数字我没有得到，但是仅仅新建县政府的整体搬迁改造方案就有十几亿元之多，涉及近千亩土地，这样的改造方案在山东属于最保守的。因为不要忘了这还是全山东倒数第一的贫困县。我与财政局探讨如何能将政府一些存量资产搞活，我提出能否将某些政府资产在保证国有资产增量保值的前提下做抵押，我在县工商银行来贷出款来，直接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参与城市改造，回款有保证风险等于零。财政局表示政府资产无法抵押，我问事业单位资产可以吗？回答那就可以。

我想到一个怪招，就是将新建的文化局大厦评估抵押贷款。政策性问题可以绕着走，先将这个资产改变用途，使之成为事业单位，即定陶县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等等名目，事业单位抵押就没问题了，财政局长哈哈大笑说这招简直没谁了，可行！立马电联主管副县长，一路绿灯，上面常务副县长张书记等等都没问题，因为不涉及任何个人责任，只有政绩，而且所有过程完全掌控在政府手里，想出问题都不可能。这个点子是我到定陶后自我感觉最为得意的方案，凭空将一块死资产盘活了，政策上也是丝滑无比，随时可以拿到六千万资金使用。然而最终良好的方案由于我们公司的不配合而作罢。

类似的主意可将县上很多似乎毫无用处的死资产盘活，算来最少有二十亿之多。这就是金融的妙用可以无中生有。你看看什么孙宏斌啦，曹德旺啦德勤系恒大啦哪个不是利用西方金融常识来运营资金，三倒两倒合法的将自己存量几年番十倍甚至百倍。在金融领域真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所谓IPO就是这样出炉的，可以人为的将一个不良资产像削土豆一样削去长芽发青部分，然后将可用或者良好部分包装重组，一宗崭新的资产卜泠卜泠闪光出炉。

我们老家的西影厂曾经就出过这个方案，当年我带着一个鼎鼎大名曾经买下庐山所有名人别墅的广东大款来到西安，他想在西影内部成立个影视学校，正巧西影我很熟，厂长李旭东，副厂长张丕民，宋岱，雷涛都认识，并且宋岱是我表哥，他和张丕民是发小。雷涛是主管后勤的副厂长，他带我们参观了所有厂区，尤其在彩色洗印厂驻留时间比较长，他说这是西影唯一可以盈利的部分，资方如果愿意合作，我们可以将这块资产独立划出来，厂长助理丁小明尤其想促成合作，提出了许多优惠条款。这就是IPO的雏形，后来西影厂股份制改造方案就是宋岱编写的，果然将不良资产继续留在了老西影，好的拿出来作为股份制公司的基础资产，因为西影厂自成立几十年以来，无论是文革前的辉煌时期和文革后的吴天明张丕民时期，一样没有盈利，这些是题外话了。

回到另一条线上，我们与县上的抵押考察活动持续半个月之久，仍然没有找到令县上非常满意的抵押物，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两头陀看着赖不叽叽的，形象与革命领导干部非常的不协调，但是他们坚持原则寸步不让，我还用小恩小惠曾经腐蚀他们，他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毅然决然一副好干部形象，该吃吃该喝喝，该拿拿，原则不变，估计每天都屁颠屁颠给张书记汇报，我最后也服了，我党还是有好干部的。

事情又陷入僵局，我看没法就直接求见张书记，他的电话我都有，经常通些无意义的废话互相试探，到了较真的时候了，图穷匕见直接会谈吧。一个高配副厅级县委书记的范儿还是有的，经过县委办协调，约好了会见时间我上门求见，随从三四人，到了县委院里，我看见院里有个罕见的美国森林人保姆车赫然趴着，我问哼哈二将，他们说这是某地产商赞助县委的县上没有产权只能使用，这样回避了国家配车的规则，当然只能是张书记的专车了。

县委办公室等候许久，对面张书记办公室来客才走，我们施施然分宾主坐下，当时谈了些什么至今我一点不记得了，因为都是打哈哈的废话，这也是我党干部的能力的一部分体现。似乎说了些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说，这是真水平。张书记让我随时电联任何时候都行，但是他的电话我基本没有打过，因为我知道打了没用，只有跟张副县长与二头陀一刀一枪比试才能知道张书记的想法，除此外根本别想书记拿出任何具体措施或者表态。

过后我也数次发起进攻，用各种各样名目与手法，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巍然不动。最后我拿出了一个别有用心的方案，就是先解冻部分资金，买两辆奥迪A6 2.5升的轿车，共一百万元，车回来了双方各用一辆，产权依然在合资公司不变。我的目的是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来，只要能撬动一丝丝就好办了。这方案似乎双方都没风险，对方可以拥有超出标准的公务车使用还不承担责任，因为车产权挂在合资公司，县上使用没毛病。当时县级规定最高用车标准是帕萨特，再高就属于僭越了，中国是个礼制国家万事礼不可废。说实话我这一招搞的县上人心动了，多数领导都同意，我自以为奸计得逞，正在得意之时，那胖头陀垂头丧气的来告知书记最终否决了。如此我享受高档车的美梦破碎，又一次进击受挫。

我一次又一次主动发起攻势又一次次败退下来，有点恼羞成怒，在一次正式会议上，县上我们加上集团法务，排列两行而坐，准备讨论出个最终方案，四五个副县以上干部以县委刘副书记为首，我方以我为首，对方还有财政，审计，国资，发改委，商业局，科技局，人行首脑悉数到场。我准备发难，面对大家讲述了我们们来定陶的远大目标，对今后定陶经济发展会起什么重大作用等等忽悠了一番，又说我十八年前就当过副县长，没见过这样不顾大局保守思旧的县级干部，如此下去会影响我们双方合作的基础，我也会向省政府有关领导汇报。

我这一摊牌实际上是想施加压力，做不了我们走人的意思，其实并没有得到老板授权，是我自己急了，这个久攻不下的城堡就是我事业的滑铁卢，孤注一掷吧。没想到刘副书记狠狠的拍案而起，你这样看不起我们县上的干部我们也无法奉陪。这完全是在我预料之外的，是我小看了天下英雄。要知道我党每个县级干部都是风里雨里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虽然他们可能见识短了些，但是他们官场上对付人的经验要比我多一百倍。

这里说点题外话，刘副书记属于县上三把手专职副书记。我国九十年代以来，政权基本模式都已定型，一个县也跟一个省没啥区别，最高权利者就是县委常委一班人，大约在十至十二人左右，书记没问题一把手，县长为副书记二把手，专职副书记老三，老四大多数为政法委书记，也可能是纪委书记，下来排名就是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武装部部长，县委办主任，常务副县长等等。这个排名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逾越，经常有人说恭喜某某升职，其实可能他还是副县级，不过排名往前走了几步也算升职。民主集中制还是基本原则，所谓一把手权威有限，只是有特别否决权，但是这个权利属于核武器一般的威慑力，绝大多数时候没人敢用，用则对自己不一定有利，只在微妙的层面象征性使用，这里无法言述，只能面授机宜。

三把手权利不小，他上可以直奔县长或者书记之职，下可以横扫普通副县级，所以刘副县长一发威天地变色众皆愕然。会议进行不下去了，死局中的恶局，我遭到了一生中最尴尬最囧迫的时候，无奈只好装模作样愤而离席，脱离现场为妙，难道我还要继续绕柱刺秦吗。出来后法务跟我说威武呀林总，也只有你能够这样硬挺县里了。会后张书记给我电话，反复道歉说刘书记言辞不当不代表县上意见，事情还可以商量不要这样剑拔弩张的，我顺势就坡下驴，向书记道歉才算把事情抹过去了。

冲突过后事情依然摆在那里无法解决。我是第一责任人必须想办法解决。因为县上这一段时间，让我对县域经济有了越来越多的想法，尤其是旧城改造与房地产方面，我觉得只有在这一方面突破才有可能的机会。为此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家乡西安的小小人物，此人原来是做保健品的，发财后转向地产，属于新生初级地产商。印象中此人有奇才，经常脑洞大开金点子频出，我就电话与他讨论了许久，他说正好他在山东有些项目，马上就可以过来一起看看。我通知了县里说找来个投资商，县上当然很重视热情招待，席间郭总(实际我忘了他姓啥了，胡乱写一个姓)与张副县长一见如故，互相灌酒喝的一塌糊涂。

第二天正式会谈，郭总说他已经在山东东营的马庄镇搞了个新农村改造项目，获得了省级优秀项目称号，让县上组团去参观，无论多少人去所有费用他承担。结果县上派了两个副县长一大堆乡镇干部和局长，二十多人浩浩荡荡一个车队开往东营。一路上县上干部可是开了眼，所到之处安排妥当有人喇叭导引像个旅行团，当地干部接待介绍经验，住的高级宾馆，吃的大鱼大肉标准超高，回来了所有人赞不绝口，说看到好项目吃到好东西了。

我还不清楚郭总要干啥他又请来一大票人马，都是北方地区有名的规划设计院所领导，一查询一水儿的高级人才。会谈中郭总与专家提出可以给定陶做个整体经济规划方案，包括城区改造，新农村改造，道路水渠整体改造，出方案所有费用郭总出不用县里一分钱。当然郭总不是雷锋，他自说他的目的就是做县上规划的一级土地开发商，招商引资也是他规划方案也是他，二级开发他和县里共同招标寻找合作，这样我全明白了，他是用前期规划与方案做引子得到一级开发权，这个费用其实很大，少则百十万，多页几百万规划费人工费。他赌的就是合理合法拿到开发权，然后以县上的名义对全社会招标开发，引资引项目，而后土地整理后拍卖价格超出部分有他的利益，招商引资同时还有他的利益。他对外就是县政府代言人发包人。天下事还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人家冒风险出钱做了规划，规划获得县人大通过就等于财政背了书，三P就可以做了，吃小亏占大便宜，一般人还真不敢这样做，因为政治风险太大了，万一跟县上搞僵了就坏了菜，马庄他已经成功了，到定陶来还是老套路。

为了帮他我也下了功夫认真考察拿出了一个相对更容易一点的方案，就是从零开始，做个新型小开发区，将毗邻菏泽市牡丹区的陈集镇做完整的改造开发。这样有个好处是比全县的容易做点，另外还有非常大的优势，不比县城改造规模小。

因为陈集是个破县里的好庄子，全省优秀乡镇，有许多优势可言，尤其是距离菏泽牡丹区只有7公里，而县城距离市区还有19公里。菏泽是个九十万人口的中型城市，也存在大量扩容的机遇，从地缘讲只有往定陶挺进是唯一出路，后来陈集真的并入了菏泽开发区。由此看来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我的缩小版方案得到了郭总大力推崇我们是惺惺相惜都有自己的特点，我的方案让陈集形成一个八万人口的规模与县城无二的新型城市，总体估计投资约二十亿，等于将菏泽扩容的一部分算到我们这里了。

张书记与全县干部都满意我们的合作方式与方案，规划团队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测量等前期准备。我们公司与县上的关系进一步缓和，双方暂时都不提资金事宜。老板看我在那里基本局面已经打开，就将我调回济南总公司（同时北京公司所有布局撤销，多余人员遣散，招聘人员只留下我和刘副总）。

老板看郭总跟县上关系打得火热，遂让我请郭总来济南一回，郭总公关能力确实了得，一会儿功夫把我们老板忽悠的快瘸了。老板席间问计于郭总看此局如何破，郭总醉醺醺胸有成竹的说包在他身上，我们老板当真了。而后老板与郭总单线联系不理我了。

我在济南又呆了一段时间，常听郭总在定陶呼风唤雨的举县齐欢。我在济南反倒没事干天天混日子，老板让新来一个副总接手定陶事务，这位马副总是省发改委一个中年处长跳槽而来，听说有两把刷子，但是我跟他一个办公室没感觉他的能力。一日马总忽然说定陶事情破局了，我问怎样破的，公司所有人都很关心这个事情。马总笑道还真简单，就是郭总跟县上提出将原合资公司缩小十倍，即注册资金变为一千万元，双方所有资金相应缩小，多余资金各自退回，法人代表换成西安的郭总，今后这个合资公司就是郭总与定陶的合作了，我们完全出局，大家里子面子都有了。

另外，郭总也不是活雷锋，当然也有条件的，郭总名下占股的510万元由我们公司垫付，过后慢慢还，合情合理的方案皆大欢喜。列位看明白了吗，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这个死局还是有外人来掺和，最终解决了。

我由于在济南举目无亲，除了公司之外没有任何熟人，所以觉得没意思准备辞职不干了，财务私下给我说，我是现在全公司除了总经理工资最高的人了，没必要走呀，老板又欣赏你不要你干事白养着你。公司给我租了一套房，我每周末还要乘高铁回北京一趟，其实回去也没有人理我还是一个人，不过闲的慌坐坐高铁当玩了，好在工资高也不在乎费用。快到年底我终于向老板辞了职，好坏都要走，开着我那在济南买的老旧老旧的雅阁车返回了北京。

过了两个月忽然在原来公司群里发现马总发消息说领到了定陶项目奖金五万元，老板还在群里说我也居功至伟，我躁了，发奖金就没我了吗？居功至伟就是这样结果呀，总经理马上回我说有你的。马上财务来电话让我随时来济南领钱，我二话不说马上买票杀到济南，顺利的领到了五万人民币。公司群里不好将我谅到那里，不然对员工影响不好所以迅速给我发了钱。

说着说着就8600字了，简直就是埃及法老的裹尸布了，又臭又长，事情太复杂，戏剧冲突又多，我只能仅最紧要的关节来说，至于加叙加议部分是为了大家能听得懂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