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焯霖

刘焯霖

    刘焯霖，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现为神经科教授、博士导师，离休干部。从医从教46年，医治病人无数，育出桃李满天下。获各级科技奖项十数项，其专著《神经遗传病学》填补国内空白。自我制定三大原则：1.不把家庭住址留给病人；2.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3.任何情况绝不破例收红包。1999年曾捐出个人积蓄10万元作神经病学奖学金。几十年常爱说的一句话是：做一个合格的医生是不容易的事。

    刘焯霖教授在广东省白求恩式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事迹报告团巡回报告上的发言

    1949年我进入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几十年的从医生涯让我体会到，做一名合格的医生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一、坚持节假日出诊，方便病人求医
　　要做好医生的工作，首先就要做到重视听取病人的意见。当我在门诊看病时，不少的病人对我说：“我来了几次都没有挂上号，这次我半夜就来了，终于看到您了。”又经常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告诉我，为了看我的门诊，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我把这些都当成是对我的批评。虽然我不可能完全满足每个病人的要求，但是我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我坚持每个星期看三个单元的门诊，分别在二、四下午和星期六上午，那么病人每隔一天就可以找到我，我也可以比较及时地解决病人的问题。每次出诊，我都要提前一些时间到位，以尽可能减少病人等候的时间。星期六是法定假日，本来是可以不出诊的，但病人向我提出，假如不在休息日就诊，就必需请假，势必耽误工作。还有的家长谈到孩子要上学，平时来看病就影响功课，但是如果不来看病，又怕影响孩子的身体，因而十分无奈。所以我就决定牺牲自己一些休息时间换来病人的方便。有一次，下午我就要起程到英国开会了，但当天上午我依然没有停诊，那时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有许多远道而来的病人在期待着诊治，所以我依然认真地完成了当天的门诊任务，下午抓紧时间赴英国参加会议。
　　病人求医的心理是迫切的，有些来诊的病人，好不容易才排上一次号，很希望我多给他们一些时间，所以我对待每个病人都耐心听取他和家属的叙述，让他们讲完了，我再提问，否则他们会发生疑问，究竟我对病人的情况完全了解了没有?我在出诊时，经常有些挂不到号的人要求我给予加号，本来我按规定的名额看完就可以了，可是我又考虑到，假如我拒绝了他们，他们又得等一些时候了，尤其是外地的病人每天的食、宿都在花费不少的钱，因此我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从不轻易地拒绝一个病人，基本上做到来者不拒。但是我要请他们耐心地等候。有一次，我从上午一直工作到下午二时多，看到最后一个加号的病人，她自诉近来有些头痛，无重病容。由于她是初诊病人，所以我也给她作了全面的检查，我发现她眼底视神经乳头较模糊，本来我叫她去找急诊值班医生就可以了，但我不放心，就亲自把她带到急诊室，最后确诊为脑硬膜下出血，并及时在外科作了手术。像这样的病人，假如我不给予加号的话，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件事给我很大的教育。当然，加号多了，病人等候的时间就更长了，有时病人或家属看到我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仍坚持看病，给我买来点心或饮料，甚至是快餐盒饭，使我很受感动，但是我都婉言谢绝了。为什么呢?首先我认为不能给病人增加负担，同时假如我停下来吃东西，病人不是要等更长时间吗?所以我坚持不停地把全部病人看完为止，有时上午的班直到下午2、3点钟才能结束。那时医院和学校的食堂早就下班了，街上食店也关门了，只好随便吃点东西就算了。毕竟年纪大，有时看完门诊后，真的很疲惫。不过把所有的病人都看完了，心情倒是很愉快的。
　　二、对病人负责，注重病情的追踪反馈
　　不少病人对我说，由于病因尚未确诊，因而治疗较长的时间，效果依然不明显，希望我们能及早地为他解决问题。医务工作者都知道，要把每个病人的问题治疗好是很难的，尤其是神经科的病，但我应尽自己的能力，认真为病人诊治。因此我对每个病人都认真写下我的诊治意见，如果遇到我解决不了的病人，特别是从外地或国外回来的病人，我一定把情况记下来，或者把患者全部资料留下，结合病情查找资料，或者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我经常带着这些问题参加学术会议，随时请教国内外的专家，直到把问题弄明白为止。
　　我对每个病人的病情都给予解释和安慰，尽量把事情交待清楚，这一点我有过教训。有一次，一个小孩因抽动症来看病，我开了“氟哌啶醇”，却忘记给他的家属交代会出现副作用的问题，结果这个小孩用药后出现副作用，病人家属吓坏了，急急忙忙去看急诊，虽然我后来也到急诊科帮助处理好病情，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后来我对一些特殊的病人特别是儿童，经常请他们取药后回来给我查对一下，并给予必要的嘱咐，这样我才放心。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特别深刻。很多年以前，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来广州为省里的一位领导会诊，在交谈中我们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他们说您已经7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看门诊?他说虽然已经工作好些年头了，但是有些病他也没有见过，有些病他也看不懂。他是那么的认真，又那么谦虚。对照我自己，又有多少的疾病需要我去钻研啊!一次，我为一个气象局干部的小孩看病，病人在患病的2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确诊。但是20多年来，我没有放弃对他的追踪和查找病因，终于在二年前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诊断。这说明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因而对于一些诊治方面有困难的病人，我一定追踪观察。还有一次，有一个吞咽疼痛的中年妇女，看了很多专科，均未发现有异常，被当作功能性的病人处理，但患者非常痛苦，我一直在追踪她的病情变化，终于发现她的病是肿瘤引起的，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同事，让大家也记取我的教训。平日的总查房或外出会诊，我尽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有一次到汕头会诊一个持续植物状态的病人，在我平日掌握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我又一次查阅了最近一些研究进展，并把国内作出成绩的一些单位告知病人、家属及医院，以便尽可能为患者提供帮助。
　　三、关心体谅病人，从不轻易拒绝病人的要求
　　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时刻为病人着想，我经常这样设想，假如我是一个病人或病人的家属怎么办?
　　神经科的病人往往是活动有困难的，有些只能由家属来随诊咨询。有时也带来一些病情资料或检验结果。尽管如此，我也未必能对患者的诊治提出具体意见，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将尽可能地到病人家里亲自检查一下，家住广州市的就不难，我可以利用节假日前往诊治。但有时我收到外地的来信说是家里有个病人不能走动，经济上也很困难，不能前来广州看病。希望我能给他一些治疗方法。我看信后心里很不平静，有时我便安排一个星期天去病人的家中看病，晚上再赶回来。后来病人的家属来信说经过治疗后，得到了康复，并一再感谢我既治了病，又为他们节约了开支。有一个东莞的病人，过去我曾经多次给她看病，已是疾病晚期了，她知道自己已没有希望了，但她希望的是在离开人间之前让我再给她看看，当我收到她的信时，心情非常沉重，我便安排了一个假日去看望她，只希望她能得到一点安慰。又如一个在广州居住的病人，当她十几岁时，我便到她家里看她，原因是幼年时患病留下了严重的神经系统残疾现象，情绪经常激动，带给家人许多烦恼，今年6月我又一次到她家里，她现在已经近40岁了，我看了以后，她父母对我说，我们知道您不收红包，送东西给您也不要，今天我们送您一个卡片可以吗?我接过这个卡片，看到上边写着我的名字，接着写的是“您比雷锋还雷锋，您比求恩更求恩，您是我的救命大恩人，祝您愉快健康”这样对我的评价，反而引起了我很大的内疚，因为我只做到减轻她一些症状，但没有根本解决她的问题。
　　有人说您年纪大了，应该注意身体啊!是的，我已经70多岁了，应该注意劳逸结合，但是病人需要我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无条件服从。有一次深夜，我接到一个病人家属的电话，说他父亲因病看急诊，要我立即到急诊室看看。当时我因身体不舒服而躺在床上，该怎么办?我二话没说，马上奔赴急诊室，原来他的父亲患的是脑出血，后来跟神经外科的医生共同商量确定了治疗方案，经过治疗使病情稳定下来。又有一次，已是凌晨三时左右，一个病人家属打电话给我，说是病人死了，要求我去看看，我心里想病人已经死了，我去看有什么作用呢?况且又是深更半夜，我住的地方到病房还有一段路，但是我又想到，病人死了，他们一定非常难过，我应该同情他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摸黑回到了病房。我想作为一个医生，不仅要关心病人，还要关心病人的家属。由于工作安排较多，我一般是利用业余时间外出会诊的，紧急情况下，只好在下班之后前去会诊，争取当天赶回来，以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有一次已约好中午12时到深圳会诊，但因我患有前列腺肥大症，整个上午都不能解出小便，怎么办呢?病人已在那里等我，别无他法，我于是决定进行导尿，并考虑到会诊时小便解出仍然困难，所以保留尿管，挂着尿袋按时前往会诊。病人的事最要紧，自己有一点毛病算不了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完成，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四、严格要求自己，拒绝从病人身上谋取利益
　　当你给了病人一些帮助后，病人及其家属常常要千方百计地表示感谢，加上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病人送礼、送红包或请吃饭的事经常发生。病人因为疾病已受到很大的折磨，经济上也负担沉重，还要为感谢医生而增加开支，这是很不应该的。对于病人送来的东西，多数情况下我当场退回，但有时他们有顾虑，我就把钱暂时收下，放在病房的护长手里，待病人出院时再送回给他们，并给予解释和安慰，我也从不告诉病人或家属我的住处，极少在家里为病人看病。我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医疗工作也是党联系群众的一个纽带，我的一举一动将影响到党的威信，所以对待这些问题，我是非常慎重的。
　　还有一些药商，为了推销产品，经常要给医生一些回扣。如香港来的一个药商，给我一本处方，他说只要我给病人开一张处方到他那里去买药，就回扣300元，假如按他的要求，开出十张八张处方是不难的事，转眼我就可能拿几千港币了，虽然也许这些药物对病人有一些好处，但通过这种手段而谋取暴利，就等于在病人身上进行了经济掠夺，这是极其不道德的事，对一个医生来说更不应该，因此我拒绝了。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回扣，将来也不会。还有一次广州的某医疗单位，要求我介绍病人给他们，并给一万元的协作费。我想我绝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谋取不正当的收入，因此我把一万元全退回去了。相反地，对于病人，我经常要考虑病情的需要和病人经济负担的能力，不开大处方，除了必需的项目，一般不安排高额的检查。有时在门诊，我了解到病人因钱不够而未能取药，我便把钱借给他，让他及时取药治疗。
　　几十年的从医历程，就是活生生的事实对我的教育过程，党和人民已经给了我很多很多。可是我为病人、为党做的还是很少很少，不少同志对我说，您年纪不小了，何必那么辛苦呢?一家人又都在国外，为什么不好好地安度一下晚年，享受天伦之乐呢?我想党培养我成为人民的医生，目的就是要为人民做事，过去我做得不够，现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许能弥补一些。一个人活着就要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病人需要我的帮助，只要我还有一点力量，我就应将全部精力贡献给病人，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