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起源
2017-05-19中医史话 编辑：admin
医药起源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不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也作出了极其独特的贡献。由于它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确实能治愈常见病、多发病，并对有疑难病较好的疗效，故深受人民群从的信赖，国内、国外很多医学界人士对中国医药史的发展也很有兴趣，并希望了解。我们将参考有关资料，以起身方式，经常介绍部分中国传统医药史，供大家参览。
医药的起源 我国古书上记载有种种医药起源的传说，但是，这些传说往往把医药的发明归功于个别的圣贤。今天人们当然不再相信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了。那么，先民们的医药知识究竟是如何获得的呢？
石器 骨针 医疗工具
大家都知道，原始人群应用简陋的石器与木棒，向自然界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应用这些工具挖掘地下的植物块茎，捕猎凶猛的野兽，切割动物的肌肉，敲砸骨髓···。古代的工具是一物多用的，原始人群应用这些简单的石器也可以作为最早的“外科手术刀”，用来切开脓疱、割除腐肉、刺破放血等。
考古工作者在“同顶洞人”（距今1万8千年前）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根骨针，这根骨针表明他们已会用兽皮之类缝制衣服了。那末，山顶洞人是否也有可能应用骨针来排脓、放血、针刺呢！
中石器时代，人类出现人复合工具，石器的打制技术也有了改进，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磨制技术，人类已能制造锋利的各种类型的石斧、石奔、石刀、石镰、石铲、石箭头、石矛头以及骨凿、骨刀、骨箭头等。石器时代的进步，使石器的打制、磨制不断改进，应用也更方便，出现各种用途的石工具。
我国古代典籍也有称部分石器为“砭石”的，据《内经》记载：“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肿，其治宜砭石。”
当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制陶技术后，人们曾利用尖锐锋利的碎陶片来切割脓疱或浅刺身体某些部位来治病。当治金术发明之后，又出现了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工具和针刺用具。1968年，在河北满城陵山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时，发现了九根汉代的针具，其中四根是金质的。五根是银质的。针长6.5~6.9厘米不等，上端做成方柱形的柄，宽0.2厘米，比针身略粗，柄上有一小孔（见图）。刘胜夫妇墓中所发掘到的针具，其中有2根毫针，另有锋针、圆针、是针各1根（其余4根因残缺而不能瓣认了）。这一发现，给古代的“九针”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再次证明我国针刺术的悠久历史。
火与医疗 火的发明与使用，为人类提供了许多医疗条件，人类在烘火取暖过程中，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砂土进行局部取暖，可以消除因受冷而引起的腹痛或寒湿造成的关节痛，这就是原始的热熨法。人们在用火的过程中，由于偶然的原因烧灼了局部皮肤，反而减轻了某些疾病的症状，如牙痛、胃痛等，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又发现了灸法。由此，火也成了人类最早的医疗手段之一，对远古人类的保健事业曾经发生深刻的影响。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甘肃临洮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上，发现当时人们已经应用火葬，并把骨灰收藏于陶罐和殉葬罐内。火葬能够消除尸体腐败、疾病传播等不良影响，这对人类早期的卫生防疫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尝百草 原始人类为了生活，得向大自然觅取可以食可的食物，早期，人类对动植物是缺乏知识的，经常会误事食某些有毒的东西，因而引起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为估在寻找食物过程中，是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逐步地认识了某些动植物的性能。后来，当疾病发生时，就会根据过去的经验，试服某些动植物来解除疼痛，这可说是药物知识的开端了。我国古代有医食同源之说，这一传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人类早期的药物知识的确是在录找食物过程中获得的。
药物知识也是随道貌岸然生产力的发展而增进的。当人类从采集、狩猎生活进入农业、畜牧时代后，人们在栽培植物与饲养动物过程中，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与动物药。后来，当人类社会进入金属治炼时代时，又掌握了许多矿物药的知识。
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又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其实，神农氏并非实有其人，他实际上是无数世代人民群众形象的概括。但是，这个传说也反映了某些客观事实，说明药物知识是在“尝”的过程中发现的，由此说明， 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医药知识的真正源泉。
疾病 创伤 早期医疗活动 原始人群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当时，生活资料缺乏，食物不足，经常遭到自然界的野兽、毒蛇、风雷寒暑等等的威胁，加上疾病、创伤等等事故，严重地影响原始人类的寿命。
疾病、创伤是威胁人类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遗骸上，都见到遗留有伤痕。山东曲阜西夏候新石器时代人骨（距今约4千多年前），曾见有肱骨的骨折及其愈合。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距今距5千多年前），曾见有骨镞造成的箭伤。在新石器时代人骨化石中，还常见到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口腔疾病等。“资阳人”有严重的牙病。大墩子人骨中，龋齿占百分之六点四，患牙周病的占上、下颌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七，有的还患有齿槽脓肿。由于内脏、软组织未能保留下来，目前人们知之甚少，推想原始人类决不可能没有这类疾病的为患。
原始人群虽然遭到各种疾病和侵袭，但是，先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危害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进生顽强的斗争。当他们遇到出血时，就会采取压迫的方法；当发生创伤时，就会在疼痛、肿胀处进行抚摸，这可误差是最初的止血术和按摩术了；当发生创伤、骨折时，也可能采取休息、固之下 等方法；遇到寒冷时，会应用热敷的方法。这些都是远古人类应用双手，及最简单的“工具”的原始医疗方法。
陶器 汤剂 药酒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生活最大的意义是使得人们有可能储存液体与煮熟食物。陶器的应用，不仅扩大了人类食物的范围，同时更有利于对食物中营养成分的吸收。陶器的应用，使得烹调法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出现了混合菜肴，从此，人类的饮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
陶器的发明，也推动了医药的发展。在陶器发明之前，古代的服药法，推想是将生药直接放到口内咀嚼，这种服药方法，不仅副作用大，而助也限制了许多药物的服内。陶器发明之后，人们在烹调与饮食过程中，逐步地积累起汤剂治病的经验。
相传汤液是商汤的宰相伊尹创制的，伊尹是有蒂氏的陪嫁奴隶，他原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在烹调过程中，伊尹对于汤液的配制和应用，无疑会获得许多实践经验，并作出某些贡献。
生姜和桂枝和中医的常用药，也是饮食中的调味品。，《吕氏春秋。本味篇》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的记载，表明我国古代很早就用来作为调味品与汤液的组成物了。
自从人们应用汤液治病，不但服用方便，药效容易发挥，而且还扩大了药物的品种，减低了药物的副作用，这在药剂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汤液的广泛使用，反过来又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根据文献资料表明，我国人民应用汤液治病，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酒是医疗上的一种常用药物，酒的出现也是医药史上一项重要发明。酒的酿造与广泛饮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其原因是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人们有可能将多余的粮食拿来酿酒。另一个方面与陶器的广泛应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陶器为酿酒技术提供了条件。后来，随着医药知识的日益丰富，人们由单纯用酒，发展到制造各种药酒来治病了。甲骨文中有“鬯（chang唱）其酒“，指的就是芳香的药酒。后世称”酒为百药之长，又“翳”字从酉（酒），说明酒与医药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以上介绍，表明医药知识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与疾病斗争过程中创造的。这才是历史本来的面目。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际载方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这是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可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学术交往频繁,贸易不断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已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医疗、科研和学术交流的合作关系。1987年在我国北京成立了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有5万多成员的世界针灸联合会,这是最早把总部设在我国并由我国担任主席的国际性学术组织。1989年由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气功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1991年我国又组织召开了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由数十个国家共同起草了“北京宣言”,为世界传统医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江泽民总书记为大会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近年来,随着天然药物和非药物疗法的兴起,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邀请我国派中医药专家前往讲学、开展医疗、科研等活动。目前来我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和进修生中,学习中医药的占第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设立了七个传统医药合作中心。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厦门等地建立了国际培训中心,为世界各国培养中医药人员。在法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成立了中医学院或针灸学院;德国慕尼黑大学已成立了中医理论研究所。中医药对外合作项目不断增加,日本、美国、德国与我国建立了合作关系。日本钟纺株式会社在我国青岛投资建立了一个中外合资中药厂后,泰国、香港也先后在合资办厂。中药贸易不断扩大,1993年中药出口创汇4亿多美元。
从中国医学发展史来看，在古代它所以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在于它不断地吸收了同时代的先进科学知识，如天文、数学、哲学等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今天，中国医药学要更大发展，也需要运用现代科学的一切先进手段来研究它、发展它，使祖国的这块瑰宝放射出更加绚烂的光彩，造福于人类。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但它们的研究和服务的对象相同，都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有效手段，但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各自的发展中，必然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从而推动我国的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重大变革。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人们逐渐认识到生命体是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物质系统，因此有必要建立整体医学及其方法论，这是世界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医学的整体观和模糊理论的应用，完全可为现代医学所借鉴。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医会真正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中医药必将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不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也作出了极其独特的贡献。由于它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确实能治愈常见病、多发病，并对有疑难病较好的疗效，故深受人民群从的信赖，国内、国外很多医学界人士对中国医药史的发展也很有兴趣，并希望了解。我们将参考有关资料，以起身方式，经常介绍部分中国传统医药史，供大家参览。
医药的起源 我国古书上记载有种种医药起源的传说，但是，这些传说往往把医药的发明归功于个别的圣贤。今天人们当然不再相信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了。那么，先民们的医药知识究竟是如何获得的呢？
石器 骨针 医疗工具
大家都知道，原始人群应用简陋的石器与木棒，向自然界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应用这些工具挖掘地下的植物块茎，捕猎凶猛的野兽，切割动物的肌肉，敲砸骨髓···。古代的工具是一物多用的，原始人群应用这些简单的石器也可以作为最早的“外科手术刀”，用来切开脓疱、割除腐肉、刺破放血等。
考古工作者在“同顶洞人”（距今1万8千年前）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根骨针，这根骨针表明他们已会用兽皮之类缝制衣服了。那末，山顶洞人是否也有可能应用骨针来排脓、放血、针刺呢！
中石器时代，人类出现人复合工具，石器的打制技术也有了改进，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磨制技术，人类已能制造锋利的各种类型的石斧、石奔、石刀、石镰、石铲、石箭头、石矛头以及骨凿、骨刀、骨箭头等。石器时代的进步，使石器的打制、磨制不断改进，应用也更方便，出现各种用途的石工具。
我国古代典籍也有称部分石器为“砭石”的，据《内经》记载：“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肿，其治宜砭石。”
当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制陶技术后，人们曾利用尖锐锋利的碎陶片来切割脓疱或浅刺身体某些部位来治病。当治金术发明之后，又出现了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工具和针刺用具。1968年，在河北满城陵山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时，发现了九根汉代的针具，其中四根是金质的。五根是银质的。针长6.5~6.9厘米不等，上端做成方柱形的柄，宽0.2厘米，比针身略粗，柄上有一小孔（见图）。刘胜夫妇墓中所发掘到的针具，其中有2根毫针，另有锋针、圆针、是针各1根（其余4根因残缺而不能瓣认了）。这一发现，给古代的“九针”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再次证明我国针刺术的悠久历史。
火与医疗 火的发明与使用，为人类提供了许多医疗条件，人类在烘火取暖过程中，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砂土进行局部取暖，可以消除因受冷而引起的腹痛或寒湿造成的关节痛，这就是原始的热熨法。人们在用火的过程中，由于偶然的原因烧灼了局部皮肤，反而减轻了某些疾病的症状，如牙痛、胃痛等，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又发现了灸法。由此，火也成了人类最早的医疗手段之一，对远古人类的保健事业曾经发生深刻的影响。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甘肃临洮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上，发现当时人们已经应用火葬，并把骨灰收藏于陶罐和殉葬罐内。火葬能够消除尸体腐败、疾病传播等不良影响，这对人类早期的卫生防疫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尝百草 原始人类为了生活，得向大自然觅取可以食可的食物，早期，人类对动植物是缺乏知识的，经常会误事食某些有毒的东西，因而引起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为估在寻找食物过程中，是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逐步地认识了某些动植物的性能。后来，当疾病发生时，就会根据过去的经验，试服某些动植物来解除疼痛，这可说是药物知识的开端了。我国古代有医食同源之说，这一传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人类早期的药物知识的确是在录找食物过程中获得的。
药物知识也是随道貌岸然生产力的发展而增进的。当人类从采集、狩猎生活进入农业、畜牧时代后，人们在栽培植物与饲养动物过程中，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与动物药。后来，当人类社会进入金属治炼时代时，又掌握了许多矿物药的知识。
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又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其实，神农氏并非实有其人，他实际上是无数世代人民群众形象的概括。但是，这个传说也反映了某些客观事实，说明药物知识是在“尝”的过程中发现的，由此说明， 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医药知识的真正源泉。
疾病 创伤 早期医疗活动 原始人群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当时，生活资料缺乏，食物不足，经常遭到自然界的野兽、毒蛇、风雷寒暑等等的威胁，加上疾病、创伤等等事故，严重地影响原始人类的寿命。
疾病、创伤是威胁人类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遗骸上，都见到遗留有伤痕。山东曲阜西夏候新石器时代人骨（距今约4千多年前），曾见有肱骨的骨折及其愈合。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距今距5千多年前），曾见有骨镞造成的箭伤。在新石器时代人骨化石中，还常见到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口腔疾病等。“资阳人”有严重的牙病。大墩子人骨中，龋齿占百分之六点四，患牙周病的占上、下颌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七，有的还患有齿槽脓肿。由于内脏、软组织未能保留下来，目前人们知之甚少，推想原始人类决不可能没有这类疾病的为患。
原始人群虽然遭到各种疾病和侵袭，但是，先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危害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进生顽强的斗争。当他们遇到出血时，就会采取压迫的方法；当发生创伤时，就会在疼痛、肿胀处进行抚摸，这可误差是最初的止血术和按摩术了；当发生创伤、骨折时，也可能采取休息、固之下 等方法；遇到寒冷时，会应用热敷的方法。这些都是远古人类应用双手，及最简单的“工具”的原始医疗方法。
陶器 汤剂 药酒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生活最大的意义是使得人们有可能储存液体与煮熟食物。陶器的应用，不仅扩大了人类食物的范围，同时更有利于对食物中营养成分的吸收。陶器的应用，使得烹调法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出现了混合菜肴，从此，人类的饮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
陶器的发明，也推动了医药的发展。在陶器发明之前，古代的服药法，推想是将生药直接放到口内咀嚼，这种服药方法，不仅副作用大，而助也限制了许多药物的服内。陶器发明之后，人们在烹调与饮食过程中，逐步地积累起汤剂治病的经验。
相传汤液是商汤的宰相伊尹创制的，伊尹是有蒂氏的陪嫁奴隶，他原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在烹调过程中，伊尹对于汤液的配制和应用，无疑会获得许多实践经验，并作出某些贡献。
生姜和桂枝和中医的常用药，也是饮食中的调味品。，《吕氏春秋。本味篇》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的记载，表明我国古代很早就用来作为调味品与汤液的组成物了。
自从人们应用汤液治病，不但服用方便，药效容易发挥，而且还扩大了药物的品种，减低了药物的副作用，这在药剂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汤液的广泛使用，反过来又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根据文献资料表明，我国人民应用汤液治病，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酒是医疗上的一种常用药物，酒的出现也是医药史上一项重要发明。酒的酿造与广泛饮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其原因是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人们有可能将多余的粮食拿来酿酒。另一个方面与陶器的广泛应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陶器为酿酒技术提供了条件。后来，随着医药知识的日益丰富，人们由单纯用酒，发展到制造各种药酒来治病了。甲骨文中有“鬯（chang唱）其酒“，指的就是芳香的药酒。后世称”酒为百药之长，又“翳”字从酉（酒），说明酒与医药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以上介绍，表明医药知识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与疾病斗争过程中创造的。这才是历史本来的面目。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际载方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这是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可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学术交往频繁,贸易不断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已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医疗、科研和学术交流的合作关系。1987年在我国北京成立了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有5万多成员的世界针灸联合会,这是最早把总部设在我国并由我国担任主席的国际性学术组织。1989年由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气功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1991年我国又组织召开了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由数十个国家共同起草了“北京宣言”,为世界传统医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江泽民总书记为大会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近年来,随着天然药物和非药物疗法的兴起,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邀请我国派中医药专家前往讲学、开展医疗、科研等活动。目前来我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和进修生中,学习中医药的占第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设立了七个传统医药合作中心。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厦门等地建立了国际培训中心,为世界各国培养中医药人员。在法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成立了中医学院或针灸学院;德国慕尼黑大学已成立了中医理论研究所。中医药对外合作项目不断增加,日本、美国、德国与我国建立了合作关系。日本钟纺株式会社在我国青岛投资建立了一个中外合资中药厂后,泰国、香港也先后在合资办厂。中药贸易不断扩大,1993年中药出口创汇4亿多美元。
从中国医学发展史来看，在古代它所以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在于它不断地吸收了同时代的先进科学知识，如天文、数学、哲学等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今天，中国医药学要更大发展，也需要运用现代科学的一切先进手段来研究它、发展它，使祖国的这块瑰宝放射出更加绚烂的光彩，造福于人类。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但它们的研究和服务的对象相同，都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有效手段，但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各自的发展中，必然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从而推动我国的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重大变革。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人们逐渐认识到生命体是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物质系统，因此有必要建立整体医学及其方法论，这是世界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医学的整体观和模糊理论的应用，完全可为现代医学所借鉴。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医会真正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中医药必将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