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访民们的一点建议
给访民们的一点建议
昨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后马家村进京上访的20多村民被从北京带回，旋即被拘留。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充其量也就是个行政拘留若干天的治安案件，他们居然被异地关押到了中阳县和临县。家属昨日下午去离市区公安局讨要被拘留的依据及法律文书，没拿到，据他们转达接待他们的民警的话，“拘留是因为政府下令。”
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这些访民在赴京前就曾问过我，我建议他们不要去——本来，上访这种事情，除了给首都添堵以及给地方政府制造维稳压力外，本就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何况在国庆节这么一个各级政府正需要粉饰太平的节点上去这么多人上访，政府为了自己所谓的脸面，不拘留他们才怪。理由嘛，无非就是那些“聚众扰乱公众秩序”的鬼把戏，不难后补。狼要吃羊，总能找到理由和借口，对此，我深信不移。耳闻目睹过的许多血淋淋事实告诉我们，法律绝对不是屁民们的挡箭牌。山西这种拘留的方式还算相当文明，没像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把访民送黑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应当说，在拘留他们这个问题上，吕梁市以及离市区的有关部门已经保持了很久以及相当的克制。早在去年以及今年，经常到北京集体上访的这些村民已经有好几次给当地有关部门提供了拘留他们的理由。之所以迟迟没对他们下手，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当地主政的官员中有几个相对比较开明，其中一个位居副厅，但可以做到在任何时候敢于坦然面对访民，甚至能做到在政府门前与访民席地而坐侃侃而谈。但，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个别相对开明的官员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
我是怎么介入这个事情的呢？去年，在通过多种方式上访无果后，他们托人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对他们村的事情进行曝光。一看材料，都是些关于非法占地以及村支书贪污腐败的当下中国的共性问题，实在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别说全国了，光吕梁市这么一个地方，仅我所知的2007年及2008年两年因项目建设（必然涉及征地及拆迁）发生的群体性上访就达31批次827人次。作为一个媒体人，不能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媒体资源去做这样一个毫无代表性的个案，别说他们了，就连我自己家遭遇强征以及强拆之后，我也无法利用自己的职业去帮家人维权。因此，我当时将他们的上访材料转给了吕梁市纪检委，吕梁市纪检委还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调查结论。但，访民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满意，说实话，这个调查结果也确实难以令他们满意——访民要求查明的一些问题没有切实查清，即便已经查明的一些问题到现在也迟迟未得到解决，还有就是，吕梁市纪检委的这个调查结果与离市区国土局的一个调查结果存在些矛盾及冲突。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个调查结果没有达到访民所预期希望达到的效果。
这些访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我是知道的，他们也不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希望借此罢免他们的村支书。农村引起上访的原因很复杂，除去表面所主张的一些合法利益受损的因素外，家族因素以及其他不单纯是为公平正义而是在这个背后隐藏着利益争夺等因素，这是正常的，这些并不能成为拒绝他们反映问题的理由。我所理解的民主，其实本就应该是各种利益经过充分博弈之后平衡的结果，当然，这些博弈必须是得在法制和理性的轨道上进行。政府应该肯定这种博弈，在其中做好裁判，而不能嫌麻烦，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农村因为搞村民自治而把事情搞坏搞复杂了，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我倒觉得，实行村民自治之后，农村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民主建设的配套及保障力度没有及时跟上。譬如村支书这个角色，因为他可以主宰决定什么人可以入党什么人不可以入党的问题，很容易把村支部变成他个人及家族的势力范围，党员的组成都是由他定的，并因为依附于他而获得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从而使得党支部沦为他个人的附庸，这是许多地方农村基层政权家族化及黑恶势力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然后，村支书和村委主任各自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厘清，当他们双方发生冲突时谁能主导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和上级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如此一来，地方政府进行征地或者拆迁等行为时，他们的立场只能站在政府这边不是村民这边。现任村支书及村委主任等干部在制度范围内所能拿到的合法收入又是如此有限，他们如果不将手伸向集体财产的话，别的不说，那点收入连人情往来的应酬都不够，加之现实中对金钱及财富追逐的冲动本性被释放出来，可以断言的是，只要经济条件好的村子村干部不腐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之村务公开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但在实践中又缺乏切实有力的保障，因此，村委会的权力被空前加强，所有的决定实则都在暗箱状态下极不透明运行，自会引起村民的普遍猜测。
我对这个村子开出的药方是，我建议他们不要继续上访，要把精力和希望放在通过法制解决的轨道上来。我的建议是，他们可以通过村务公开申请以及通过对国土局、公安局（他们所反映的这个村支书不但自己乱占耕地，还私开矿山，存在非法买卖爆炸物品嫌疑）等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诉讼来解决。不是说法律不是屁民们的挡箭牌吗，如果去法院诉讼法院不给立案怎么办？我说，不必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大可一级一级的来进行起诉，县一级不依法行政就诉县里，市一级不依法就诉市里，大不了一直诉到国务院那一层面，只要各级地方政府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真不把法律当回事情，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成全他们。别说政府，法院也是可以成为被告的，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关于法院有一条“确认违法”的诉讼途径。这个过程是会很漫长，但与同样漫长但毫无希望的上访而言，这个途径显得更为靠谱。还有就是，有那么多人投入那么多精力去做那种劳民伤财毫无意义的上访，不如顺便把精力放在各级不依法行政的官员身上，经常围观下他们有没有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包养情人、子女出国这样一些问题上，对敢于不依法行政的官员发动一场以“人肉”为特点的人肉战争，让他们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只要访民们能真正这样行动起来，能对敢于不依法行政的官员们的官帽子构成一定威胁，不怕官员们还敢继续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点击原文1、原文2、原文3)。
从和他们认识至今，我一直给他们提着这样的建议，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总希望通过上访或者找记者来解决问题。殊不知，上访也好，通过媒体曝光引起高层领导重视也好，本质上都是出于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对包青天式人物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不对的，人的权利不应该奢望通过权力施舍来实现，而应该通过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去争取。在依附于权力及将幻想寄托在对权力的幻想同时，他们甚至愿意通过支付一些黑金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却不愿通过支付给律师等合法佣金这种方式来找专业人士帮自己解决问题，或许，这样的方式能够得逞于一时，但，他们并不清楚，这样的偶尔成功，只会更加恶化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我真的希望，通过这次被拘，至少离市区后马家村的这些访民能够觉悟过来，按我提供的建议做这么一次尝试。我更希望，其他千千万万在上访这条路上不停无望奔波的访民都能清醒过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法制的轨道上，告诉权力的拥有者们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需要求你们依法行政，依法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而是你们必须依法行政，必须依法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否则就让你付出代价。如有愿意采纳我这个建议的，我愿意给你们提供支持与服务。反映的问题背后有利益争执不怕，若利益争执各方都能这么行动起来，实为国家之福民族之幸。
昨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后马家村进京上访的20多村民被从北京带回，旋即被拘留。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充其量也就是个行政拘留若干天的治安案件，他们居然被异地关押到了中阳县和临县。家属昨日下午去离市区公安局讨要被拘留的依据及法律文书，没拿到，据他们转达接待他们的民警的话，“拘留是因为政府下令。”
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这些访民在赴京前就曾问过我，我建议他们不要去——本来，上访这种事情，除了给首都添堵以及给地方政府制造维稳压力外，本就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何况在国庆节这么一个各级政府正需要粉饰太平的节点上去这么多人上访，政府为了自己所谓的脸面，不拘留他们才怪。理由嘛，无非就是那些“聚众扰乱公众秩序”的鬼把戏，不难后补。狼要吃羊，总能找到理由和借口，对此，我深信不移。耳闻目睹过的许多血淋淋事实告诉我们，法律绝对不是屁民们的挡箭牌。山西这种拘留的方式还算相当文明，没像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把访民送黑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应当说，在拘留他们这个问题上，吕梁市以及离市区的有关部门已经保持了很久以及相当的克制。早在去年以及今年，经常到北京集体上访的这些村民已经有好几次给当地有关部门提供了拘留他们的理由。之所以迟迟没对他们下手，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当地主政的官员中有几个相对比较开明，其中一个位居副厅，但可以做到在任何时候敢于坦然面对访民，甚至能做到在政府门前与访民席地而坐侃侃而谈。但，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个别相对开明的官员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
我是怎么介入这个事情的呢？去年，在通过多种方式上访无果后，他们托人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对他们村的事情进行曝光。一看材料，都是些关于非法占地以及村支书贪污腐败的当下中国的共性问题，实在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别说全国了，光吕梁市这么一个地方，仅我所知的2007年及2008年两年因项目建设（必然涉及征地及拆迁）发生的群体性上访就达31批次827人次。作为一个媒体人，不能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媒体资源去做这样一个毫无代表性的个案，别说他们了，就连我自己家遭遇强征以及强拆之后，我也无法利用自己的职业去帮家人维权。因此，我当时将他们的上访材料转给了吕梁市纪检委，吕梁市纪检委还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调查结论。但，访民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满意，说实话，这个调查结果也确实难以令他们满意——访民要求查明的一些问题没有切实查清，即便已经查明的一些问题到现在也迟迟未得到解决，还有就是，吕梁市纪检委的这个调查结果与离市区国土局的一个调查结果存在些矛盾及冲突。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个调查结果没有达到访民所预期希望达到的效果。
这些访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我是知道的，他们也不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希望借此罢免他们的村支书。农村引起上访的原因很复杂，除去表面所主张的一些合法利益受损的因素外，家族因素以及其他不单纯是为公平正义而是在这个背后隐藏着利益争夺等因素，这是正常的，这些并不能成为拒绝他们反映问题的理由。我所理解的民主，其实本就应该是各种利益经过充分博弈之后平衡的结果，当然，这些博弈必须是得在法制和理性的轨道上进行。政府应该肯定这种博弈，在其中做好裁判，而不能嫌麻烦，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农村因为搞村民自治而把事情搞坏搞复杂了，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我倒觉得，实行村民自治之后，农村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民主建设的配套及保障力度没有及时跟上。譬如村支书这个角色，因为他可以主宰决定什么人可以入党什么人不可以入党的问题，很容易把村支部变成他个人及家族的势力范围，党员的组成都是由他定的，并因为依附于他而获得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从而使得党支部沦为他个人的附庸，这是许多地方农村基层政权家族化及黑恶势力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然后，村支书和村委主任各自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厘清，当他们双方发生冲突时谁能主导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和上级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如此一来，地方政府进行征地或者拆迁等行为时，他们的立场只能站在政府这边不是村民这边。现任村支书及村委主任等干部在制度范围内所能拿到的合法收入又是如此有限，他们如果不将手伸向集体财产的话，别的不说，那点收入连人情往来的应酬都不够，加之现实中对金钱及财富追逐的冲动本性被释放出来，可以断言的是，只要经济条件好的村子村干部不腐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之村务公开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但在实践中又缺乏切实有力的保障，因此，村委会的权力被空前加强，所有的决定实则都在暗箱状态下极不透明运行，自会引起村民的普遍猜测。
我对这个村子开出的药方是，我建议他们不要继续上访，要把精力和希望放在通过法制解决的轨道上来。我的建议是，他们可以通过村务公开申请以及通过对国土局、公安局（他们所反映的这个村支书不但自己乱占耕地，还私开矿山，存在非法买卖爆炸物品嫌疑）等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诉讼来解决。不是说法律不是屁民们的挡箭牌吗，如果去法院诉讼法院不给立案怎么办？我说，不必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大可一级一级的来进行起诉，县一级不依法行政就诉县里，市一级不依法就诉市里，大不了一直诉到国务院那一层面，只要各级地方政府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真不把法律当回事情，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成全他们。别说政府，法院也是可以成为被告的，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关于法院有一条“确认违法”的诉讼途径。这个过程是会很漫长，但与同样漫长但毫无希望的上访而言，这个途径显得更为靠谱。还有就是，有那么多人投入那么多精力去做那种劳民伤财毫无意义的上访，不如顺便把精力放在各级不依法行政的官员身上，经常围观下他们有没有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包养情人、子女出国这样一些问题上，对敢于不依法行政的官员发动一场以“人肉”为特点的人肉战争，让他们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只要访民们能真正这样行动起来，能对敢于不依法行政的官员们的官帽子构成一定威胁，不怕官员们还敢继续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点击原文1、原文2、原文3)。
从和他们认识至今，我一直给他们提着这样的建议，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总希望通过上访或者找记者来解决问题。殊不知，上访也好，通过媒体曝光引起高层领导重视也好，本质上都是出于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对包青天式人物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不对的，人的权利不应该奢望通过权力施舍来实现，而应该通过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去争取。在依附于权力及将幻想寄托在对权力的幻想同时，他们甚至愿意通过支付一些黑金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却不愿通过支付给律师等合法佣金这种方式来找专业人士帮自己解决问题，或许，这样的方式能够得逞于一时，但，他们并不清楚，这样的偶尔成功，只会更加恶化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我真的希望，通过这次被拘，至少离市区后马家村的这些访民能够觉悟过来，按我提供的建议做这么一次尝试。我更希望，其他千千万万在上访这条路上不停无望奔波的访民都能清醒过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法制的轨道上，告诉权力的拥有者们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需要求你们依法行政，依法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而是你们必须依法行政，必须依法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否则就让你付出代价。如有愿意采纳我这个建议的，我愿意给你们提供支持与服务。反映的问题背后有利益争执不怕，若利益争执各方都能这么行动起来，实为国家之福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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