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纪委运作机制大解剖，原来纪检工作这么复杂

一、县纪委的内部构成与工作氛围

在中部H省Q县调查，得知县纪委现在共有人员192人，着实惊讶。其中，2019年和2020年，Q县纪委就进了100多人，绝大多数是公务员，只有进入宣教中心的人员是事业编。

县纪委的领导班子共有11人，都是公务员编。其中包括，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县委常委兼任）、3名副书记兼任监委副主任、1名常委、3名专职委员。

领导班子之下，县纪委分为“综合口”和“业务口”。

“综合口”的基本构成如下：

县纪委严格意义上查处管理的是副科级以上干部。驻委办局纪检组、乡镇纪委查处副科级以下干部，他们可以内部处理，而且是好几年才检查一次，将自己负责的信访压制下去；对干部处罚尺度也比较宽松，甚至出现“处分不执行”的情况——即使给予了“严重警告”，年末评优还是可能合格，因为“纪检组没有把工作当回事”。只有在不好自己处理的情况下才交给县纪委。当然一般情况下，县纪委也可以下查一级，针对那些人品差、影响极恶劣、社会反响不好的股级干部。

纪委改革后，县纪委下派的纪检组等所有纪委组织，都与原职能部门脱钩，同时要经常向纪委汇报工作。并且，由于纪检组流动性比较大，不再存在对职能部门干部构成保护和情况。但其弊端在于，一个纪检组有可能需要同时监督4个局委。而纪检组对于职能部门内部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不能“知根知底”，以致于影响监督效果。

在县纪委工作，可能遭遇到一些尴尬的处境。比如，在内部人员的行政级别方面，县纪委科室的主任按照编制属于“股级”，而查案对象却是副科以上，因此工作虽然运用的是公权力，但工作人员还是会存在“心理上不对等”的感觉，如果县纪委工作人员是年轻人，“心理上可能会受不了”。甚至还有可能发生“谈话当时给局长拍桌子了，过几天局长来纪委当领导了”这样的事情。

为了解县纪委的工作氛围，我们访谈了一位年轻的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小何。他介绍说，他几年前刚调到纪委时，感觉纪委气氛比较压抑，人员也比较老化，以致于他很少与其他工作人员交流。当时纪委尚未改革，一共就33人有编制，而实际上在一线干活的人只有3-5人。除了领导比较照顾新来的年轻人员，工作气氛并不浓厚。

2019年，纪委在全县范围内遴选公务员和事业编。其中，公务员实际遴选了27人，要求是党员，并有专业限制；事业编实际遴选了28人。事业编被分到宣教中心，相当于二级事业单位。这些被遴选的人员，原先基本都是在乡镇从事文字工作、善于考试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普通党员。如今，县纪委公务员占到全部人员的1/4。

小何说，这些进来人员又太年轻，一些没有结婚的人员责任心相对较弱，工作也不用心做，对工作的选择也不稳定，还要想着谈恋爱、买房，事情比较多。如果找的对象是市里的，可能还要考走。遴选的事业编人员中，就有3人后来考走。因此小何得出结论说，“年轻人不好用”，“只有结婚了比较稳定之后，有了上进心、能主动操心，这样的人才好用”。

小何现在手下有2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年龄大，1962年出生，即将退休。小何一般不给他安排文字工作，主要让他负责查办案件，进入现场与当事人谈话。还有一名是未婚年轻人，杂事非常多，小何经常给他提意见，但“也不好天天说，吼一顿，管两天就又不行了”。小何说，这也与公务员体制“能上不能下”的特点有关——“这些人不想进步，做材料做得乱七八糟。他也不是不干活。他自己说自己能力不足，跟我说要调整可以随便调整他，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只要他没有违规违纪，你不能把他怎么样，一般就是维持现状，也极少会调离。我只有让他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干些不需要操心的活，让他参加机关唱歌跳舞的活动。”

二、关于以案促改：调研法规室的主要工作

“调研法规室”的主要工作，是“以案促改”，目的在于“以小见大、趁早堵漏”，起到“查一个警示一片”的警示教育作用。“以案促改”是H省的创新，之后推广向全国。

如果某个单位有人员违法乱纪，“调研法规室”就会给局里下发监督建议，令全局“以案促改”，让他们自查，督促其完善制度。首先要求这个单位开全体大会，先让负责人介绍情况、当事人反省忏悔，然后其他所有人员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以案促改”一般每次会持续1-3个月，其目的在于“用身边的事例教育身边的人”。比如，如果交通局有人员出现问题，负责监督交通局的“调研法规室”人员，就会结合监督问题搜集相关典型案例，讲清楚哪些问题需要交通局全员对照检查，然后制定整改措施，让每个人写心得体会。“调研法规室”人员认为，“以案促改”的效果很好。

比如，质监局曾有一个所长在中午加班喝酒，由另一个同样喝了酒的同事开三轮车载回家，途中翻车，所长当场死亡。事件发生后，“调研法规室”人员当即要求质监局展开以“酒”为主题的以案促改。所长的同事因醉驾被“双开”，他的父母80多岁，赔了80多万，媳妇也带着小孩改嫁了。这些案例对单位人员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所谓“身边事例”，除了单位人员身边的事例，也包括上级发布的案例。如果上级发布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调研法规室”也会选择典型案例，开办循环展览，要求全员对照检查、写心得体会。

三、关于举报：信访室、“要件”与纪委监管对象

“信访室”的主要工作，则是与老百姓接触。老百姓只要认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履职中有违法违纪问题，都可以通过来电、来信、来访和网络四种形式，向县纪委的“信访室”反映。信访室设立了“信访中心”，专门用于接访。老百姓一般农忙时来访少，农闲时来访多。原来网络发展在乡村比较滞后，群众信访少，维权意识也低。

现在，网络发达、群众维权意识提高，再加上巡视巡察，信息公布，群众信访量增多，舆论监督成效也比较明显。其中，来电、来信的比例更高，但可信度没有来访高。信访室认为匿名举报是最好处理的，因为不需要给当事人反馈。信访室的主要精力，在于化解老上访户的上访。只要与乡镇干部不作为有关的案件，都会移交给纪委。 要是有疑难信访，牵扯精力很大。

2020年在4月13日以前，信访室曾因疫情原因而关闭信访中心。在此情况下，2020年，县纪委信访室共接待357批次、487人信访，而来信就更多了。信访室共受理检举控告126件。2021年1月，因为涉及村“两委”换届工作，县纪委接待的信访量又开始增多。从“信访室”的工作经验来看，他们处理的信访件，一般涉及反映干部侵害群众利益、工作失职渎职不作为、贪污侵占集体资金、工作程序违规、违反八项规定（违规操办婚丧喜宴）等问题。一旦接收到相关问题，涉及县管干部、县直单位工作人员、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的案件，转交“机关监督检查室”办理（以前转“案件监督管理室”）。而涉及乡镇和村一般干部的案件，则转交派出机关和乡镇纪委办理。其中，村级案件最多，可以占到总量的60%以上。

县纪委接收到的一些案件被判断为“要件”，比如群众反复举报的涉及贪污扶贫物资的案件。县纪委会针对“要件”首先搜集相关线索的反馈和汇报，然后专门发文，要求限期办结。在事实调查清楚、处理建议得到认可之后，对“要件”的处理就可以结案。

2020年，Q县纪委承接了市级要件8件，还有被县纪委自己判断为要件的案件6件。后者被县纪委发给镇纪委办理。是否判定为“要件”是有一定标准的，首先需要进行综合性判断，研判案件是属于“业务内”还是“业务外”。纪委的业务范围，是处理党员、党组织涉嫌的违法违纪问题，以及公职人员在履职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因此，党员是首当其冲的监督对象。而非党员干部，比如非党员村主任，若在履职过程中，则属于纪委的业务范围。如果不在履职过程中，则需要有关部门界定是否属于纪委的业务范围。比如，一般教师和医生虽然属于公职人员，他们在没有履行公务时若出现问题，也不属于纪委监管范畴，这种情况需要向公安部门或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如果是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方法问题，或者是公安部门对刑事治安案件的线索采用问题，则一概不属于纪委的监督范围。涉及村集体资产处置，以尊重村民自治为原则，只要不违纪违规，就不追责。纪委也不管村民小组内的事务，“组长不是党员，我们也管不了”。其他“业务外”类型，还包括征地拆迁、对法院判决不满的司法诉讼，这些案件将被转给法院、公安、政法委受理。当然，如果法院存在明显瑕疵，则纪委也会受理。

事实上，县纪委接收的案件中，属于“业务外”的案件占到了90%。纪委接访大厅首先对来访者进行实名登记，询问情况。如果案件属于“业务内”，就对案件进行登记。如果案件属于“业务外”，就需要进一步判定该案件属于哪个部门负责。如果属于“业务外”的举报是以来电、来访和网络形式，纪委接访大厅就会直接告诉举报人将信息反映到具体相关部门。如果属于“业务外”的举报是以来信的形式，则将信件退到相应部门，要求该部门进行处理。

如果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很具体，纪委接访大厅也会向相关部门的信访接待人员反馈情况，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联系，让他们接手案件处理，无形中也会对他们施加压力。

如果属于“业务内”，就再向县纪委领导汇报。县纪委领导认定后，对于案件是否为“要件”的研判就可结束。如果一些案件有线索价值，并且群众对此反应非常强烈，则这些案件在现场就能当即断定为“要件”。

“要件”又可细分为“要情况”和“要结果”两类。其中，“要情况”即需要在核查清楚之后先向业务口汇报，“要结果”则只需要将结果报给业务口，不监督办案过程。如果举报事项反映不具体，则可以“不要结果”。如果相关部门对于“要结果”的案件给不出结果，则该部门在年终考核时，党风廉政建设项目就会被扣分。不论是“要情况”还是“要结果”，整个办案过程中，都不会出现任何纸质性的东西。

如果不是“要件”，则属于“一般件”，按照程序处理：一是告知群众案件已受理，不能再往其他部门举报，避免线索干扰；二是向群众强调不能诬告；三是与群众签订“双向承诺书”，记录承办单位的办理时间，并告知群众有义务提供线索，并且最好是一次性提供。

总而言之，只要举报人将信息反映到纪委，纪委一定会有所回应。案件办理结束后，还会让举报人签定“满意书”。如果举报人不满意，则纪委就会要求业务部门反馈情况。通过这种手段，纪委可以督促承办部门将监督责任落实到位，使监督责任转化为承办部门的主体责任，进而化解信访问题。纪委的派驻机构，工作目的就是监督承办部门落实主体责任。当然，如果举报人确实属于“无理上访”，该行为则会被作为打击对象。信访有“三级终结制”，即同一信访事项，按照法定程序，经过三级行政机关依次做出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后，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终止受理该信访事项，该信访事项处理终结。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四、关于监察：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到各职能部门。这些“纪检监察组”，一是需要列席或参与各职能部门的党风廉政会议、班子会议、年终总结会、年初会议、民主生活会，以及“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有关事项会议；二是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包括领导分工，三定方案，工作职责；三是开展日常监督，调取执法案件和专项活动材料，查看简报，关注对不合格事项的处理情况；四是重要节假日，看八项规定落实情况，看单位招待、车辆、节日福利支出，看有没有违规违纪；五是电话贴到所有单位，随时接受监督；六是对工作现场进行监督，比如人社局等招人时的监督。若监督不到位，“派驻纪检监察组”就需要负监督责任。

“派驻纪检监察组”对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督，以抽查为主。他们还要负责所监督职能部门的违纪案件承办，并参与县级巡察。纪委书记一般担任巡察组组长。“巡察”可进一步分为“政治巡察”和“专项巡察”：前者为全方位巡察；后者只针对某个特定问题。

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重点股室负责人，和分管业务工作的主要领导，是“派驻纪检监察组”的重点监督对象。“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需要查会议记录、看决策、浏览个人笔记本（若前后笔记不一致，即有违纪嫌疑），与相关人员沟通交流，要从党风廉政、家庭关系、性格特色、工作表现、社会表现、群众评价等六个方面，全面把握被监督人状况，对被监督人进行“精准画像”。纪委书记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每年将领导干部的“精准画像”汇报给他，作为判断依据。这也是上级纪委的要求。

在“精准画像”的帮助下，县纪委掌握了所有副科级干部的亲属（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岳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等）、身份证、工作单位，经商办企业等大数据信息。“派驻纪检监察组”对所有监督对象都有一套表，表上简历非常清晰，包括亲戚关系、主要社会关系（自填，舅、叔、姑等）、房产、车辆、有无炒股、基金等，一旦查出漏填情况，即属隐瞒，算作违纪。“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也需自填，由所在单位一把手签字盖公章。

一般派驻一个职能部门，最少2个月到半年才能熟悉情况，一般需要3年才能逐渐发现廉政风险点。如果问题点不明显，就需要考验“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了。“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需要目测办公室面积、办公柜等用具是否超标，是否将大阳台进行了封装，调查是否存在公职人员经商问题。他们需要注意蛛丝马迹，通过“听闻”掌握线索——“发现问题必须得从内部突破”。“听闻”的信息一般90%都是能够找到依据，并非空穴来风。当然，这些信息中也会存在矛盾，需要“派驻纪检监察组”进一步甄别。如果无法通过“听闻”获得任何蛛丝马迹，往往说明“内部太团结”，预示着“可能出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派驻纪检监察组”就需要对社会评价保持敏锐洞察力，以一个较长时间的规划，从职能部门的工作对象中寻找突破口。

如果某个职能部门连续发生一把手或其他公职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社会舆论非常差，就是存在政治生态问题。

一般会计方面会成为廉政风险点，财务室是重大突破口。 如果“派驻纪检监察组”看不懂会计台账，就需要引进外援，雇请专业的查账小组，并让财政局、审计局辅助查账，看哪些存在违规、哪些存在漏洞。

如果发现办公室超标、物品违规配备，“派驻纪检监察组”就需要当场指出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如果不整改，“派驻纪检监察组”就要将此作为问题线索提交。如果发现有给超载、黑出租提供保护的行为，就会责令交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当然，第一阶段是自查，第二阶段是监督检查，第三阶段才是落实整改。

“派驻纪检监察组”的工作开展，关键要靠职能部门一把手的配合。也就是说，“派驻纪检监察组”既需要职能部门一把手的配合，又需要监督职能部门一把手。一般县纪委领导班子中的“分管常委”会主动联系职能部门一把手，督促其予以配合。“派驻纪检监察组”的组长也会注意与职能部门一把手的互动方式，主要是对他“进行敲打”，将问题指出来让他整改，而不会“乱作问题线索”，将发现的现象首先就作为问题线索上报。“派驻纪检监察组”与一把手的多次交流，既包括正式交流，也有非正式交流，但存在“同城不吃饭，到乡镇不吃饭”的原则。虽然纪委需要与一把手多接触，但纪委“吃饭是违规的”。“派驻纪检监察组”的人员不与派驻单位一起吃饭，因为“吃别人的嘴软”。

轻微违纪违法，比如单位考勤方面对一把手把关不严，针对这种情况的执纪监督方式为“第一种形态”，包括“警示提醒、告诫约谈、主体责任人谈话、民主生活会、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党内通报批评”八种方式。如果违纪违法查不到位，“派驻纪检监察组”就要负监督责任。

如果一般干部出现问题，一把手不得打听，也不得参与处理。当然，对一般干部的处理也不会产生太多政治后果。与一般干部相比，出现违法违纪问题的一把手，将有可能若干年不得被提拔。具体而言， 诫勉谈话影响期半年，党内警告影响期一年，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一年半。一把手若三年内有被约谈的记录，则无法晋升。对违纪行为的追究不讲违纪发生时间（终身追责制，纪委不设追诉期），哪怕发生在1980年代，当事人已退休甚至去世，也仍然要查；如果需要开除党籍，也还得开除（若去世，则仅仅需要开除党籍）。

针对单位一把手的执纪监督，都需要通过纪委常委、县委常委的批准，即使是“诫勉谈话”也得县委书记批准，这体现了纪检系统对一把手的尊重。根据谈话级别的不同，谈话前要经过层层审批。审批内容 ，包括谈话方案、工作预案（存在问题如何处置）、人员接送（如与村干部谈话，得村里有人接送）、心理安慰疏导、跟踪回访方案。纪委需要根据谈话对象的个人特征，准备不一样的方案。在审批的材料中，实际作为证据材料的部门就3页，但其他的种种方案加起来，使材料扩增到10-20页。纪检工作人员说：“3页笔录二三十分钟，做一整套得半天。现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就怕谈话期间出事，‘双规’也更变为‘留置’了。”

五、关于问责和督查：监督检查室的工作推动与监督

党委政府希望纪委能参与所有工作。不过纪委一般强调“专职专责”，不愿意参与太多工作。然而事实上，纪委还是配合党委政府参与了许多工作——只要习总书记签批的工作事务，或者是上级下文的工作，纪委都要参与，并且都需要对工作监督到位，包括扶贫事务和环保事务。没有上级下文的工作，则由身兼常委的纪委书记把握和决定哪些工作需要纪委参与，然后将工作任务领回纪委，将单项工作安排给监督检查室下面的监督检查组。

党委政府希望纪委参与多项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监督那些工作是否存在违法违纪的问题，还在于推动部门工作的开展——当部门遇到有工作推不动的时候，党委政府就希望纪委参与进来。推不动工作的部门，会主动向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情况，由县委安排纪委的参与。如果部门直接与纪委书记沟通，“可能达不到力度”。因此，纪委全程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推动了工作的协调开展。

纪委之所以能够推动部门工作的开展，是因为纪委拥有“问责”的权力，对问责对象今后的个人工作带来极大影响。而导致某部门工作推不动的其他部门，就一定存在“失职”，即工作没有配合到位。

在“问责”权力之外，纪委还拥有“督查”权力。“督查”包括督查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一旦需要追究人员责任，纪委就需要出面办理。

纪委的“问责”和“督查”职能主要都属于“监督检查室”。“监督检查室”共有5名工作人员，其中4个行政编，1个编制在宣教中心的事业编。“监督检查室”的职能有三：

一是监督各职能部门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

二是监督县委县政府布置工作的推进情况；

三是监督党纪政纪执行情况。一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信访举报，在信访大厅受理后，也会再分给“监督检查室”办理。

“监督检查室”的“监督”又可分为“正面监督”和“负面监督”，前者主要是监督推动工作落实，后者则主要是查处。

在纪委改革以前，纪委是监督与办案并重。相比于现在的192人，以前县纪委只有30多人。由于人手不足，也只有“出了事再去管”。虽然制度上有一些大框架，但以前就是“等他做大了一块儿抓”，而“做大了”往往意味着干群矛盾已然激化。2012年十八大以来，纪委提倡“抓早抓小”“纪委靠前”“预防化解优先”，只要有苗头、稍微有一点线索，纪委就去谈话提醒。在纪委改革后的如今，与“出了事才管”的法院相比，作为政治机关的纪委是“不出事也提醒”，即履行“日常监督”职责，“把监督放在第一位，扛牢监督首责”。这样一来，纪委在每个节假日之前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参会等形式做提醒工作，将党风政风监督常态化；每逢节假日，都会成立“监督检查组”，监督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懒政怠政、吃拿卡要、不作为、滥作为、不依法行政等行为。监督的日常化管理，可以“不让干部犯错”，“比出了事办案成本小得多”——一个案件办下来，纪委2-3人起码要花费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时间，还需要成立“专案组”，并且社会影响更坏。

“监督检查室”成立5个“监督检查组”在开展中心工作时负责正面监督。“监督检查组”的成立，一般由县委安排，其成员有纪委、扶贫办、县委督察局的人员参与。5个“监督检查组”分别有5名组长，其中由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出1名组长，扶贫办和县委监督局各出2名组长。其余组员每组3-4人，从各职能部门抽调。只要进入了“监督检查组”，每个人就都站在县委的角度去工作。“监督检查组”覆盖县下所有乡镇，要将每天的监督检查结果报送纪委——正面结果，可以推广；负面结果，则需整改。“监督检查组”是临时性的，其存在一般在一周到两周左右，任务执行完毕后需要完成材料填写，或进行经验推广，或判定整改。每年都会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人居环境、扶贫、重点项目推进），成立很多次专项“监督检查组”。仅仅围绕扶贫，一年最少也会成立3-4次。“监督检查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阶段性的工作，察看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比如“监督检查组”近年来重点督查脱贫攻坚的纪律，需要检查第一书记是否在岗（要求五天四夜在村，这是重点），还需要随机检查脱贫攻坚政策的落实情况，如贫困户的签约医生是否到场、保洁员工资是否按时发放等。

专项“监督检查组”负责常态监督，其职责包括：

一是监督餐饮浪费。随时可以检查，在习总书记批示后，该项内容就成为一项政治任务，2020年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了三轮检查。

二是监督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该事项较为敏感，省市有发文，但不让宣传。该事项2020年主要是摸排，由自然资源局牵头。

三是监督违建别墅的整治。该事项也有上级发文。2019年开展，2020年巩固提升，检查了三轮。

四是监督防洪救灾。该事项由应急管理局牵头，有省市纪委下文，派驻了5个监督检查组。

五是监督营商环境。监督检查组2020年检查了四轮，市纪委也检查了三轮。市委、县委成立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市县委书记任组长，市县长任副组长，纪委为成员单位。该项工作时监督的中心工作。

六是监督村“两委”换届选举。这项工作由组织部和民政局牵头，监督检查组负责查看职能部门在一些工作节点是否落实了工作、是否存在真实违纪情况。

七是监督治理灰霾天。

此外，在疫情防控时，专项“监督检查组”也成立了6-7个，可以抽调任何职能部门的人。“监督检查组”要负责到乡镇查看卡点是否按照防疫要求做到位。2020年3月底，配合常态化防控，“监督检查组”的工作主要是查看卡点，监督24小时值班情况、对过往车辆的登记落实情况、体温测量和消杀工作的落实情况等。“监督检查组”一般每天检查到凌晨1-2点，随机查看卡点，每天每个卡点都至少看一次。若发现问题就需要追责处理责任人。如果没有纪委的介入，各地的防控措施落实效率不会这么快，措施把控也不会这么严。虽然市县都成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由卫健体委牵头检查防疫设施，但他们更偏重专业性的业务指导。“监督检查组”的职责是监管作风、推动工作落实。

案例：大年初一上午10点多，上级突然要求下午3点在各乡镇主要路口设卡点到位。当时有个副镇长，是国道卡点负责人。他到12点多离岗，原因是：当时工作人员都只有口罩，没有防护服、体温计，他认为后勤物资不到位，觉得这样工作没什么意义。最后“监督检查组”给予他党内警告处理。一开始处理人，也是警示作用。他离岗的不妥之处在于：即使没有测温仪，也可以登记车牌号，登记来往人员信息。对他的处理是按程序走，“监督检查组”进行严格调查，两三天就出结果。这个副镇长被党内警告，影响期是一年。他确实是工作没有做到位。他态度很好，主动认错、交待，认可这次处罚，承认脱岗行为违反了工作纪律。

“监督检查室”负责的是综合性工作，主要涉及资金、项目，比如作为“中心中的中心”的脱贫攻坚政治任务中涉及的资金和项目。而对大气环保、河长制运行，以及由财政局和农业农村局牵头的“农村三资”等具体的业务工作，属于“业务监督”，由“派驻纪检监察组”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和推动。纪委一般不介入拆迁工作，因为拆迁工作太专业。只有当有群众举报时，纪委才会介入。

“派驻纪检监察组”、“县委督察局”和“政府督查室”在监督职责上存在交叉重叠。“县委督察局”是县委办公室下属副科级单位，工作人员3-4人，加上临时借调的几人，共有8-9人。“政府督查室”的工作人员比“县委督察局”稍多，但也不会超过10人。“县委督察局”和“政府督查室”的职能重合情况更多，发现具体问题都会交给业务部门办理。经过监督检查，若发现共性问题，就下发通报，或者开会，要求整改。若发现个性问题，就下达监察建议书、整改通知书。

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的“人居环境整治”的督查职责，可以由“派驻纪检监察组”承担，也可以由“县委督察局”或“政府督查室”承担。目前的情况，是由“县委督察局”在负责督查工作。“县委督察局”也可以抽调“派驻纪检监察组”的人；反过来，“派驻纪检监察组”也可以在与县领导沟通协调之后，抽调“县委督察局”的人。

总的来说，“县委督察局”、“县政府督查室”与纪委的“监督检查室”，在监督检查方面是一样的。不过，“县委督察局”、“政府督查室”虽可以通报、办案、约谈、诫勉谈话，但没有调查处置权，也不能受理举报件。只有纪委作为政治机关，有权调查处置、监督检查。

当然，纪委的办案和问责都是很严肃的，必须讲求事实依据“实事求是”，需要严格判定案件触犯了哪条具体条规（ 党员按《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非党员按《政务处分条例》），“不能说领导着急，我们纪委就处罚人。领导工作再着急，也得依法依规”。因为办案是去人格化状态，“谁去处理都是一样的结果”。若是情节轻，比如扶贫脱岗，就以“诫勉谈话”的方式处理。若是牵涉后果严重，办案的政治属性非常强，就要从重处理。

推动工作的前提，是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所谓“政治高压态势”也是以明确的时间节点为前提。如果没有时间节点，就“相当于没有尺子，没办法判断衡量”。在推动工作方面，纪委的办事人员也知道，“进度的快慢是相对的”。纪委主要监督项目的开工、拨款、进度和完工。如果招标文件和合同上写了完工时间，而工程因雨雪等自然客观原因而无法如期完工，这种情况不问责。如果没有客观原因，工程拖延确实是因不作为、懒政怠政造成的，则肯定要问责。比如一个大项目拖延个一两个月，问责的处理方式是“诫勉谈话”。

六、关于纪委的内部监督

在若干“监督检查室”中，有一个是“干部监督检查室”，有4名工作人员。“干部监督检查室”将举报电话散发到各个职能部门。若职能部门认为监督检查存在问题，都可以拨打举报电话，“干部监督检查室”在接到举报后，就会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和查处。

“监督检查室”也会经常提醒纪委内部的工作人员，明确“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并提出“纪检监察干部十不准”的工作准则。

此外，中纪委还下发了内部文《执纪监督工作规则》，通过细致的规定，明确纪委从监督到办案的所有相关责任。

总体而言，纪委会综合根据案件后果、当事人态度和客观情况，综合考虑处理方式。纪委内部对办案要求很严，非常强调不能让问责泛化、滥化。如果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导致当事人无法在能力范围内履职，纪委是不能随便处理当事人的。纪委也会注意，避免干扰职能部门业务工作的开展。毕竟，不当问责会影响党员干部的心态，因此纪委领导的把关很重要。

由于纪委监督对象和范围太多，有些监督领域也会暴露出“监督问责泛化”的问题。而泛化监督问责的行为，并非组织行为，而是与纪委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个人判断以及个人对监督职责的了解程度有关。2019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党内问责条例》，就是针对这些个别现象而颁布的。现在，是否问责需要经过纪委常委的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由纪委书记最终决定，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问责泛化。

《党内问责条例》的颁布让纪委工作更规范，让执行可对标。这既是对干部的保护，也是纪委工作人员的保护。《党内问责条例》实施以来，Q县共被问责十几人，涉及县直干部、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他们主要负领导责任，比如在应对重复非访等问题上工作不力。对于他们的问责的处理方式，基本是“第一种形态”（警示提醒、告诫约谈、主体责任人谈话、民主生活会、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党内通报批评）。

七、关于下沉巡察

县纪委会直接下沉到村庄开展巡视工作，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结果。巡视一次，就会划定一个月的整改期限。

在本届党委任期内，县委巡察组由6-7人组成，负责巡察所有村。他们在乡镇单位巡察15-20天后，再巡察村居。头一批有2个村，县纪委巡察15天，提出10多条问题，要求村一级逐条回应。第二批又有3个村，巡察了20天。第三批则是6个村。

2020年，Q县县委巡察组在S镇巡察2次，总共在镇区小旅馆住了80天，在乡镇公务灶吃饭。县委巡察组的成员自己下村摸排线索，不用镇纪委人员陪同。纪委副书记负责做台账，打压违规势头。

县纪委下村巡察，发现的问题包括：党员发展不规范、近亲繁殖等等。村一级回应时，要表态说“下一步争取规范化、优中选优”等等。如果发现的问题已是定论，县纪委是不允许村一级进行解释的。

八、值得反思的几个点

必须明确纪委工作的初衷，是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基于此，县纪委工作人员有两个自觉：一是警惕诬告。在面对检举控告时，一旦觉察涉及诬告，就要对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进行澄清，一般是公开发文澄清，或者召开说明会，同时对诬告陷害者进行严厉打击。二是容错纠错。对于当时实在无法预料、本意是为了促进发展而产生的过错，要容错纠错，保护干部的积极性。

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发现问题的视角和标准无一定之规。这就导致多个巡视组之间的意见有可能存在冲突。巡视组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找到的问题，有些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有些也确实是巡视组有误会，没有将问题的表面现象与本质区分出来。这些都会降低巡察制度的有效性。

第二，巡察过频。如果每月都要巡察，其结果是造成并非每一次巡察都一定能发现问题。但如果发现不了问题，巡视组完成不了任务，就只有靠编，或者靠抽象笼统、似是而非的评价。为回应这种评价，村一级实际上也并不用做什么实质性的改进工作。于是形成巡察的制度空转，巡察本身沦为形式主义行为。

第三，纪委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影响纪委工作初衷的达成。纪委领导的流动性很大。新来的纪委领导可能不熟悉业务，只求突出其权威性，用一刀切的方式处理问题，不懂的区别对待。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问责泛化。县委书记若先定了调，影响办案人员对错误问责的纠正力度。此外，如果办案人员缺乏经验，也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和“人性化执法”。

案例1：纪委人员检查某职能部门的上班迟到现象。上班迟到者有的是孕妇，而且迟到时间有长有短，并且每个人都有迟到的理由。有经验的纪委人员，会将所有迟到者都召集到一起，说明除了怀孕者可以不处理，其余迟到者都需要被通报批评，然后询问所有人有无异议。如果有人持有异议，纪委人员就会再找此人的其他问题。如果迟到者不如实说明原因，发生争执，可以调取监控，结果可能会转入从重处理。

案例2：工地料堆没有及时覆盖，县委书记已经定调，要追责乡镇领导。纪委办案人员执行时到现场去看，工地现场竖的牌子写着“责任人：环保局”，因此不应该处理乡镇领导。县环保局想把责任划给乡镇，说应该“属地管理”。有经验的纪委办案人员，会坚持作为环保执法部门的环保局承担主责。如果纪委办案人员没有经验，就会与县委书记和环保局保持一致，追乡镇的责任，认为领导都已经定调了，不追责也没办法。

第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监督体制？“法律”规则是刚性的、底线式的、被动回应式的，重在结果管理，具有稳定性。与此相比，“监督”强调的是过程管理，需要反复不断地“探照”。纪委人员认为，“现在所有人员都要形成在纪委监督下工作的习惯，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24小时监督。要主动接受监督”。但如果不根据政治情景和治理情境来调整监督的准绳，就容易导致行政的刚性。纪委监督体系的建立目标是防微杜渐，因此在发挥其动员能力的同时，也要具有灵活的规则建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