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做人要有人格！做官，先不说有没有良心，起码得有官格

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丹麦记者向朱镕基总理提问：

“你希望中国人民在你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到底是哪几个方面？”

朱镕基诚恳而又幽默地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如今距离这段回答已经过去了21年，朱镕基也已经离开国务院总理的位置18年了，离任后的朱镕基一改之前“工作狂”的状态，闭门谢客在家读书，并且严格遵循着不谈工作的原则，谢绝了很多亲朋好友之外的拜访。

因此，这些年来朱镕基已经很少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但这位老人每次露面，都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他发表的讲话，现场气氛都会异常热烈。

这位铁腕总理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淡出人们视线的将近二十年里，仍然有很多民众会发自内心地想起他、怀念他。

那么这位似乎总是面容冷峻、不苟言笑的总理，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位总理，朱镕基任职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做事雷厉风行、手段强硬，并且对待政府官员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位冷面总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朱镕基也有他温情和煦的一面。

1999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云南视察工作，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边疆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他提出要到基层去看看。

朱总理选择了昭通地区，为什么是昭通呢？

昭通是革命老区，同时也是处于乌蒙山腹地的深度贫困地区，这些，正是朱镕基最关注的。

去昭通的这次视察是临时的，路线也是随机的，山路难走，人烟稀少，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一行人终于看到了一户农家：两间草棚、一口水缸、几双草鞋，屋角堆着一堆土豆，除此之外，家徒四壁，简单得让人心疼。

农家此时只有一位老大娘在家，朱总理关切地询问了大娘家的情况：家有几口人，种植什么作物，一年收入多少，平常吃些什么等。

大娘一一如实作答：

一天两顿饭，早上干活前扔几个土豆到火炕中；中午回家，火炕中的土豆就是午餐；下午依然是土豆，奢侈一点就蘸点盐，全家只有一套可以勉强称为衣服的衣服，谁出远门谁穿。

大娘“口无遮拦”的回答，深深震动了朱镕基，他面色凝重，双眉紧锁，久久不语，双眼湿润。

良久之后，朱总理缓缓地对大娘及随行人员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并掏出随身的一些钱交给了大娘，希望大娘购置一些衣物，添置几件生产工具，暂时度过眼前生活上的困难。

“你离开，你在那儿人家不好提意见”

在职几十年来，朱镕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想着的，一直都是为群众办点实事。

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上海远不如现在繁华，而且政府财力有限、欠账很多、民生问题也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一直“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

1988年的一天，朱镕基带领上海市的一些领导干部，突然出现在了上海市大中华橡胶厂门口，要进行临时抽查，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朱镕基来到了基层，大中华橡胶厂之前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这是一次完全的突袭，而这正是朱镕基想要的效果。

当时该厂的党委书记是韩正，当门卫跑来告诉他“朱镕基同志在门口”时，他差点没反应过来，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这才带着厂里的领导干部去门口迎接。

结果刚来到门口，朱镕基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你这个大中华，炭灰啊，搞得一塌糊涂，把我们市委里面人的衬衣都搞黑了。”

随后，朱镕基要求从车间临时挑选十名工人，举行工人座谈会，韩正问道：“主题是什么？”

朱镕基回答：“没有主题，就是提意见。”

工人代表都到齐了后，韩正心想：我是厂里的党委书记，肯定要陪在一边的吧！于是就坐在了旁边，谁知他刚坐下，朱镕基看了他一眼，说道：“你离开，不要在那里，你在那里人家不好提意见，你到办公室去。”

韩正只好在外面等着，座谈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中午12点才结束，会后，朱镕基找到韩正，说道：“你们还可以，意见有，但是对你们工作还是肯定的，就是有一条。”

韩正本来刚松了一口气，听到这里心又悬了起来，朱镕基接着道：“你们领导干部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上班的同志在夜里10：30的营养餐，因为没有领导参加，所以伙食不好。”

当天晚上十点，上海市委一位副秘书长就带着一批人，直接到厂里的食堂，把价目表、菜单等拿走了，而大中华橡胶厂此后的夜班伙食也马上得到了改善。

相对于对待人民群众的春风化雨，对待手下的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朱镕基可谓是完全两张脸孔，非常严厉，在他任职上海市市长期间，没有哪一个中高层干部是没被他训斥过的，在他看来，指出问题和批评改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政府中需要的不是好好先生，而是敢讲真话和实话的“恶人”。

有一次在《焦点访谈》节目中，他看到重庆市一个县的领导干部，强迫农民种烟叶把庄稼铲掉，十分生气，几次在大会上举这个例子来批评那些瞎指挥的干部。他说：

“我看这个县委书记没有种过田，他不知道农民不容易，我们要体恤老百姓！做人要有人格，做官，我先不说你有没有良心，起码得有官格！”

朱镕基提到了一个词，“官格”，什么是官格呢？

所谓官格，就是指官德、官品，是指一个人做官所应该具备的人格和道德准绳，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这是朱镕基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老百姓并不是服我有多大的本事，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见得比人家强，而是说我办事公正。

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白，廉洁才有威信，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就信奉这个道理。”

公正和廉洁，大概就是朱镕基的官格。

朱镕基对官员严厉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严厉都是以“公正”为底色，朱镕基从来不会无故发火，迁怒于人，更不会排挤他人，给别人穿小鞋，他的严厉和批评都是有的放矢，有理有据，从来不会为了严厉而严厉，为了批评而批评，他曾在会议上说过：

“党对于我来说就是母亲，所以我说什么都是没有顾忌的，怎样能让党更好我就怎么说，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我不会去想。”

朱镕基这种公正而又不掺杂私心的工作方式，让那些受到其批评的官员生不出半点的怨恨，因为你知道他不是针对你，谁的工作没有做好，他就会批评谁。

这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曾上表建议罢黜廖立、李严，将两人放逐到南中。但诸葛亮病逝后，廖立闻之痛哭流涕，李严更是发病而死。

为什么二人受到如此严厉惩罚，却对诸葛亮心无怨恨呢？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这样评价诸葛亮，或许可以让我们窥见其中的答案。

“诸葛亮为政，开诚心、布公道”

凡事出于公心，为政公正无偏，持法务求公允，哪怕是受罚之人也会投以认同、报以敬佩。这一点，用在朱镕基身上同样再契合不过了。

朱镕基希望在卸任后能被人民群众称赞一声“清官”，而他本人也一直是以此为准则严要求自己的。他从来不搞特权，外出考察轻车简从，常常与随行人员一起吃自助餐，自己拿盘子去盛饭菜。

他作风务实，反对浮夸，告诫下级要“做清白的人，做干净的人，说老实话”！

除此之外，他还为自己“约法三章”：

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

数年中，极少破例，其中“破戒”的两次分别是为中国新成立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校训“不做假账”，以及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被人民群众传为美谈。

除了对自身要求严格，朱镕基对于政府官员的清廉作风也是极为重视，在他的总理任期内，防治腐败始终处于优先位置，对待贪腐官员毫不手软，展现出了凌厉铁血的一面。

1998年，前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查出贪污腐败，朱镕基极为震怒，他说道：

“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这段颇为传奇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了朱镕基反腐的决心以及无所畏惧的态度，而他此后的行动也表明这些话绝不是说说而已，不管是什么人，背后有什么靠山，只要你触碰了红线，全给你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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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纪检组和监察局，接到一封长达74页的检举信，这封检举信的内容震惊了中央，并揭开了新中国第一经济大案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一角。

信中检举揭发了厦门远华走私犯罪集团，利用各种手段走私500亿的大案，而且其中还涉及到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人的腐败问题，朱镕基知道后非常重视，组织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金融、税务等多部门协同办案，并亲自督办，他还严词表示，要彻底查处走私案件，狠狠打击走私犯罪分子，要依法惩办一批人，杀一儆百。

在朱镕基的监督下，这起惊天大案有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多名罪大恶极的腐败官员被判处死刑，对震慑犯罪、抑止腐败起到了重大作用。

不止是“清官”

除了是一位清官，朱镕基还是一位执政能力极强的“能官”。

上世纪80年代，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上海的改革开放步伐却十分缓慢。

朱镕基来到上海后，以极大的改革魄力和超强的行动能力，带领上海人民，推进了改革开放，打开了上海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上海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朱镕基决定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建设上海的重要手段，但这中间存在一个问题，当时外商来上海投资的审批手续繁琐缓慢，极大的阻碍了国外资金的进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镕基构思了“一个图章”机构，这个机构实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工作方式，专门审批国外投资，这就是上海市外资委，由朱镕基亲自挂帅，这个机构减少了审批，简化了流程，吸引到了更多的国外资金，将上海推到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轨道上。

朱镕基非常懂经济，他很早就指出：“金融的问题确实重要，要把企业搞活，首先要把金融搞活。”恰逢当时开发浦东，开发预算高达几千亿，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也为了盘活上海的金融，他大胆借鉴了国外的筹资经验，提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希望集全国甚至全球的资金来发展上海。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遭受了巨大的阻力，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上海的请求。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朱镕基在成立仪式上掷地有声地说道：“建立证券交易所，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而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朱镕基的长远眼光，上海证券交易所不负所望，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两年捐赠4000万

退休后的朱镕基虽然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他却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境况。

2015年年初，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名为“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的榜单，在这个入榜门槛至少1000万以上的捐赠榜单中，基本上都是一些知名企业和身价不菲的企业家，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字显得尤为瞩目，他就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据榜单介绍，朱镕基在2014年向贫困地区的儿童捐赠了2000万，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进入这个榜单了，早在2013年，朱镕基就以2000万元的捐赠进入了榜单，也就是说，他两年总计捐赠了4000万左右。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朱镕基作为一名退休的领导人，他的这些善款都来自于哪里呢？

答案是稿费！

在2009年9月，朱镕基的第一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发行后，一再加印，到出版的第7年，销量已经达到了150万册，版税更是以千万记，但朱镕基早在该书刚出版时就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拿一分钱，把所有稿费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希望能够帮助改善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之后，朱镕基先后又出版了《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两本书，这些书都成为了当时的政经类畅销书，销量均超过了百万册。

2013年，朱镕基捐赠了其全部稿费2000万，成立了以“扶贫济困，助学育人”为宗旨的实事助学基金会，按照他的要求，他后续著书的所有版税也都捐赠给了基金会，朱镕基多次对基金会工作人员讲，要实实在在地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办点实事，用好每一分钱，把钱花在实处。

2012年，朱镕基再度回到上海，专门观看了上海的春节京剧晚会，当他笑着走进上海大剧院时，全场观众都惊喜地鼓掌欢呼起来，朱镕基还当众发表了讲话，言辞幽默，惹得现场观众欢笑不已。

10分钟的讲话时间，足足被掌声打断了20多次。

很难想象，这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将近十年之久，从现场观众的反应看，人民对他的尊重和喜爱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加。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这是对干部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自省与勉励，也是卸任近二十年的朱镕基如今最真实的写照。

这位共和国总理用自己从政50多年的经历告诉了所有人，干部的口碑，必须是公正、为民、清廉后的“水到渠成”，干部的成色，必须要过的了人民心中的那杆秤，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