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于2010年12月30日被执行枪决。曾锦春尚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等人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采访。

 

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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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于2010年12月30日被执行枪决。曾锦春尚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等人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看望他，并与他进行了数次长谈。

 

曾经霸气张扬的纪委书记曾锦春，狱中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羸弱老人。在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贪曾锦春》一书中，王明高这样描述：“他脸色苍老而憔悴，眼光麻木而呆滞，双手和双脚都加着沉重的铁镣，每挪一步，身体都要随之左右晃动，显得十分艰难。”从看守所第三道铁门到审讯室不足50米的距离，他走了近5分钟。

 

在对话中，曾锦春对一审判决里的一句话——“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表示不满。他不断询问上诉改判死缓的机会有多大，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坐立不安。

 

他仍然期望“组织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让他回家侍奉老母亲。他说，如果他能重新选择职业，仍然想当纪委书记，“反更多的腐败”，现在他“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第一次访问后，王明高等人专程去了曾锦春的老家汝城，看望了他86岁高龄的老母亲。昔日门庭若市的曾家四层楼房，如今门庭冷落，屋里一座一人高的豪华大钟，早已停止了摆动。得知儿子因贪污入狱后，曾母的眼睛哭瞎了。她专程托王明高一行，给曾锦春带去一袋自己种的花生和红薯干。

 

看守所里写小说

 

行贿人 “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

 

王明高：你的身体还好吧，吃住都怎么样?

 

曾锦春：身体还好，只是有时候有点三叉神经痛，老毛病了，吃住都好。

 

王明高：廉洁从政有三大忌：揽功、贪色、争名利。走到今天，你心里有些什么感触?

 

曾锦春：我给纪委干部上课时说，人如果能战胜自己，天下无敌。2000年我提出这句话，当时的初衷是纪委干部首先管好自己。我当时已经是贪官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王明高：在看守所里，你还做了哪些思考?有没有写一些日记和回忆录警示后人?

 

曾锦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省看守所里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定为《贿孽》，有35万字，内容主要是写我的受贿情况和情妇生活。看守所有人看了，说比《青瓷》写得好。

 

王明高：能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一步步变质、走向犯罪的吗?

 

曾锦春：不义之财不可取，侥幸之心不可有。送钱的老板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不是害你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你拿了钱，替他办了事，他都讲出来了。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有事，按正规程序搞，不要搞私人感情、幕后交易。搞幕后交易，他就有办法对付你，结果连我没有的事他都讲有。

 

我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有钱的。我想现在搞点钱，以后可以扶助他们。名利思想也影响了我。2001年我到桂阳去观光，看到古代一个三品官，当地老百姓为他竖碑立传，千古流芳。我也想多搞些钱，等退休后到家乡投资搞建设，让百姓为我立碑，流芳百世。

 

王明高：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变腐败，老婆也有一定责任。她还代我收了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了我走向犯罪。老板也是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他就通过我儿子送钱，求我办事。他们收的钱很多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

 

王明高：你一共有几个情妇?她们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情妇都没有。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情妇，她利用我的关系，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因为她父亲曾是我的老领导，临终前要我照顾好他女儿，我还了这个愿，以后就再没有来往了。

 

红包上交都是“做做样子”

 

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王明高：关于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的情况，你当时知不知道?

 

曾锦春：我最早知道一些。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称自己和中纪委的人有关系，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李大伦不清楚我搞矿山收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搞房地产和工程收了多少钱。他儿子在永兴县搞房地产工程，几百套房卖不出去，就要县里各单位分配卖房，要单位拨款。还有市工商局办公楼和几条路的开发，李大伦都插手。

 

王明高：你是怎么看郴州市原市委班子系列腐败案的?

 

曾锦春：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带好头，到处插手招投标、工程。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