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大于情理,情理大于道理,道理大于法理,法理大于法律

2024-08-21 10:32正中堂正中堂

张宏良:天理大于情理,情理大于道理,道理大于法理,法理大于法律(点击原文）

当法律已经开始向天理回归时，我们千万不要陶醉于过去的奋斗成就，而是要更加大声地呼吁：天理大于情理，情理大于道理，道理大于法理，法理大于法律！

我们一定要像守护健康一样守护这个基本理念，把这个基本理念告诉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告诉我们的孩子，以此来助推我们的国家，助推这个世界，尽快由丛林社会回归人类社会！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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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保护见义勇为而锒铛入狱的的赵宇所做出的一系列正义之举，不由感慨万千，心生敬意。真是太不容易了，多少年来，那么多弱者被欺凌、好人被冤枉的热点事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公检法很少自觉站在正义一边，站在弱者一边。现在总算看到了这一天，总算是在黑暗隧道中看到了希望的亮光。

在此，我们由衷地向最高检察院表示崇高敬意！你们不愧为是人民检察官，不愧为是共和国的正义之剑！在你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走向真正法治社会的希望，看到了天理和正义的光芒终于照射进了司法领域。特别是你们在此案中坚持天理和正义的巨大意义，要远远超过为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平反本身。你们所阐述的两个原则——不能把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相混同；不能在判案中只问结果不问是非——真是讲得太好了，体现了“道德支配法律，天理是最高法律”这个东方文明的最辉煌成就。

多年来，针对法律党为捍卫精英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制定的“只问结果，不问是非”“只讲过程，不讲道德”的法律原则，我们就一直呼吁，法律必须要讲道德，必须要服从天理。道德为本，法律为用；天理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既是东方文明的最古老最根本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法学观，更是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实践，并成为今天西方所奉行的现代政治文明。新中国毛主席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现在已被美国发展成为公民陪审团制度，让完全不懂法律的法盲来判断有罪无罪，就是要发挥道德和天理对法律的绝对支配作用。

为什么新中国要让法盲来参与判案，当今美国更是完全由法盲来判案？道理很简单，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是一个良知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专业问题；只有判断一个人的犯罪程度，才是法律专业问题。所以在美国法庭上，先由身份证摇号产生的公民陪审团来判断有罪无罪，在确定有罪以后，再由法官这些专业人士来判定犯罪程度和量刑程度。由于身份证摇号产生的公民陪审团都是法盲，他们只能根据世俗道德来判断有罪无罪，这就保证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致性，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为美国培养的中国法律党，完全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吸收中国古代法律在新中国司法的积极因素，在把道德和天理注入法律。但是，美国培养中国法律党的目的，是为了用法律摧毁中国的道德伦理，把中国人变成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进而解体中国。所以他们故意抽掉了法律的道德因素，把法律变成了作恶的工具。再加上中国丧尽天良的精英集团需要丧尽天良的法律来保护，于是中国许多法律就被彻底扭曲了，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法律原则，甚至连以往剥削社会法律中的积极因素，也统统踩在了脚下，在法律和道德这个层面上，完全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动物世界。

就拿眼前这个赵宇案来说，只要不是灭绝人性，丧尽天良，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认为赵宇有罪。赵宇遇到一个流氓强奸妇女，为保护这个妇女不受伤害，上去一脚踹伤了这个流氓。这个行为放在中国历朝历代都绝不会被判有罪，放在毛泽东时代甚至会受到表彰。可是当地警方却坚持认定赵宇是过失伤人，要把赵宇送进监狱。如果不是包括最高检察院内的检察院一再抗诉，恐怕此时赵宇早已被投入牢中。为什么这样一个是非对错妇孺皆知的见义勇为行为，会被当地警方坚持定性为是伤人犯罪？难道是当地警方不懂是非，丧尽天良吗？显然不是。那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是法律党和五毛党联手打造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造成的。

法律党和五毛党是目前党内腐败势力和黑恶资本势力豢养的两条恶狗。法律党的任务是用法律来为党内腐败势力和黑恶资本势力服务，绝不允许法律留给穷人丝毫反抗余地和自我保护余地，所以便用“法律不讲道德”和“防卫过当”这两条彻底剥夺了老百姓正当防卫的权利，扼杀了老百姓见义勇为的勇气，从而为腐败官僚和黑恶老板随意殴打和虐杀百姓创造了法律条件。而五毛党的任务则是用舆论来为腐败势力和资本势力服务，一旦官僚富豪虐杀百姓的事件曝光，立刻放出五毛党这条恶狗疯狂攻击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把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污蔑为“颜色革命”，为地方黑恶势力大规模镇压老百姓创造舆论环境。

法律党和五毛党创造的这种恶劣政治生态环境，使处于矛盾第一线的警方陷入了痛苦选择：如果选择正义，站在弱者一边，则会受到法律党和五毛党的双重打击，随时会在政治上“死于非命”，像2010年重庆律师团那种庞大阵势，绝不是单个警察和单个警察机构能够承担得了的；如果选择邪恶，草菅人命，牺牲弱者，一来有法律党的保护，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即便真的出了问题，也有五毛党颠倒黑白的强大舆论保护，警方仍然不会有风险，徐纯合案、周秀英案、雷洋案等就是典型。如此以来，除非是遇到《追捕》中矢村警长那样甘愿牺牲个人前程的警察，根本没有人敢站在正义一边。这也是为什么如此一个简单案子需要最高检察院出面才能解决的原因。

可见问题不是出在警察身上，而是出在法律党和五毛党身上，是法律党和五毛党联手打造的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公检法的一线工作人员不敢做好事也做不了好事。摧毀中国道德体系的著名彭宇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如果当初也有最高检察院像推翻赵宇案这样推翻彭宇案，中国的道德体系何至于会崩溃到如此地步！过去中国有句话讲，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以往我们对此总是感觉有些夸张，可是彭宇案之后我们才深刻感受到，一句话一个案子毀掉一个国家，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现实。现代系统论也为此提供了科学依据：一个系统哪怕是其中一个极其微小的因素发生变化，整个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就会彻底改变。一个蝴蝶在东京扇一下翅膀，一周之后纽约就会爆发暴风雪，二者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如果说彭宇案是中国道德体系彻底崩溃的那个蝴蝶翅膀，那么我们希望目前的赵宇案将成为中国法律回归天理的那个蝴蝶翅膀。赵宇案的巨大意义就在于此，最高检察院的这个平反案例必将会对中国司法界产生深刻影响，形成法律回归天理的起点。所以我们再次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敬意，向我们的人民检察官致敬！

2019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