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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先枪杀主审法官,又疯狂追杀办案警官,只因当年的一起冤案_

2023-03-23 09:38正中堂正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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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机枪回乡为父报仇,一战歼灭百余仇人(点击原文

1947年秋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的一天,六纵政委杜义德来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地点,打算向邓小平请个假。
 
这让邓小平很是纳闷,现在正在作战的关键时期,作为政委的杜义德在这个时候请假,一定是有他的理由。邓小平知道,杜义德的老家就在当地。
 
果然,杜义德也不遮着掩着,他告诉邓小平,他要给父亲报仇!
 
大家都知道,革命队伍是不允许官兵们利用其身份报私仇的,特别是像杜义德这样身居高位的高级将领,那绝对是不允许的。但邓小平听了杜义德的理由之后,居然破天荒地批准了杜义德的请求,并且还特批了一挺机枪,让杜义德带着这挺机枪去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于是,杜义德就带着这挺机枪,一下子就消灭了上百仇人,为惨死的父亲报了血海深仇。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面并不简单,因为它不单单是杜义德一个人的仇,更是许许多多和杜义德一样的革命志士的仇。

原来,1912年5月12日出生于湖北黄陂塔耳岗的磨盘区杜家村的杜义德,和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一样,家里很穷,可以说是受尽了人间疾苦。

杜义德的父亲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租种了胡家湾大地主的地,每年的收成大部分都交了租,余下的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杜义德本有兄弟12人,却因为贫穷和疾病,仅有5人活到了成年。

杜义德从小就和哥哥们一起走街串巷找活干,日子很苦,但也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杜义德在14岁的时候,被家人送到了武汉,跟着胡家湾的胡锯匠在一家木工家具店当了学徒工,帮人拉台锯,就是干那种把原木锯成薄板的活计。

在这里,杜义德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不但要锯木头,还得兼顾各种打杂的活,整天累得腰酸腿疼的,但木工店的老板却并不把他当人看,经常对他非打即骂。

在武汉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杜义德结识了在武汉做宣传工作的李先念,被其先进的思想所吸引,经常在工余去李先念那里听讲座,慢慢地对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公平有了初步的理解。

有一次,因为干活实在是太累了,杜义德在锯木头的时候不小心锯歪了,老板不由分说拿着小铁锤对着他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击打,打得杜义德眼冒金星,血流如注,一下子就昏迷了过去。

在工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愤怒的杜义德要和老板说理。但老板哪里会听一个小工讲理,顺手拿起一根木棍就要打杜义德,幸好被其他工友好说歹说给揽了下来,杜义德才避免了再次挨打的命运。

气愤不过的杜义德就辞了这里的工作,但黑心的老板根本不给他结算工钱,反而找他讨要饭钱和住宿费。

气急的杜义德几乎要爆发了,还是胡锯匠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钱拿给了杜义德,让他赶紧离开这里,才化解了一场更大的冲突。

离开木工店以后,杜义德又回到了家乡。他在武汉的遭遇使的父亲既气愤又心疼,再也不提让他出去打工的事情了。

就这样杜义德又在家乡待了一段时间。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不久,起义的主力军鄂东军来到了黄陂木兰山区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在塔耳岗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红军的到来,让木兰山区沸腾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随着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活动的展开,当地也成了了农民协会,聆听过李先念讲座的杜义德毫不犹豫地率先加入了农会,自己还绞尽脑汁写出了一副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贴在农民协会的大门上。

加入农会以后,杜义德经常带领大家做宣传,号召农民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成了农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杜义德对地主还乡团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红军的到来和革命宣传,在这里掀起了一场革命,杜义德也和许多小伙伴一样,参加了村里建立的赤卫军,他们要拿起武器保卫自己,防止地主还乡团时不时的袭击和骚扰。

有一天,杜义德和同村的好友、同样是赤卫军小战士的杜娃子一起,进山寻找在木兰山区打游击的红军部队,但因为木兰山太大了,他们年纪又小,没有找到红军的他们不得不返回村里。

不幸的是,有一次杜娃子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到了地主还乡团,被残忍的敌人剖腹杀害示众。

杜娃子的死,使得杜义德把对地主还乡团的狠,深深地埋在心里,他发誓有一天一定会为死去的小伙伴报仇雪恨。

发生的第二件是杜义德父亲的惨死。

1929年2月,红军再次回来了,杜义德与家乡磨盘区的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参加了红军,并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

因为表现积极优秀,杜义德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就担任了4大队的宣传队长重任。

担任宣传队长的杜义德,经常带领战士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一边宣传红军的理念和革命思想,一边想方设法为红军筹集给养。

此时的宣传队,也是一直战斗队,他们还要不停地与围剿红军的各路国军和地主武装周旋,遭遇战、伏击战等等都是家常便饭。

从小在山区长大的杜义德,有一个特殊的本事,在漆黑的夜晚与茂密的森林里,他根据树皮的厚薄就可以分辨出南北。根据他的的经验,向南的树皮薄,朝北的树皮厚,根据这个特性,他能够带领部队很快摆脱敌人的追击。而直到天亮了,敌人还因为迷失方向在山林里打转转。

杜义德还经常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把敌人引诱到山林里,进而对其进行狠狠地打击,极大地打击了敌人嚣张的气焰。

杜义德率领的宣传队在黄陂一带打出了威风和名声,那里的敌人一听说和杜义德的宣传队交手了,就开始大骂,又是***的这个“尖黄陂”。从此,“尖黄陂”就成了杜义德的代号。

由于杜义德率领宣传队在黄陂一带打了不少胜仗,这让敌人惊恐不安,对“尖黄陂杜义德”恨之入骨。他们打不过杜义德的队伍,就开始动歪脑筋,打起了杜义德家人的主意,想从家人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妄图让杜义德的红军宣传队不战而败。

一天,敌人静悄悄地摸到了杜义德的老家,准备抓杜义德家人,并以此威胁杜义德和红军。

见还乡团进村,村民们纷纷躲了起来。杜义德的父亲知道这些还乡团肯定会找打自己的头上,他决定让妻子柳华山带着孩子们外出躲避一段时间,自己独自去面对这些敌人。妻子临走前,他并交代到:“找到地方躲起来后,最近几天都不要出来,一直待到风声过去,我不在后,照顾好自己和家庭。”

果不其然,妻子带着孩子刚走没多久,敌人便踹开了他的家门,先是在家里一阵翻箱倒柜,见没有什么发现,就把矛头对准了杜义德的父亲,勒令他交出儿子杜义德。

敌人的无理要求自然没有得到回应,恼羞成怒的敌人对着他就是一阵疯狂的毒打。

但老人家岂是轻易屈服之人,对敌人的毒打根本无动于衷。

见敲不开老人家的口,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老人家抓走,关进了县城的监狱。

在监狱里,杜义德的父亲受到了各种残酷刑具的折磨,但都没有屈服。敌人被其强大的意志吓住了,见从他身上实在是拿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便残忍地杀害了他。

临刑前,老人家大义凛然地说到:“我这条老命,已经活了大半辈子,如今死得其所,有何怕的?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儿子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得知父亲被害的消息,杜义德对敌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母亲也托人捎信给他,让他不要冲动,以免落入敌人的圈套,但一定要给父亲报仇!

杜义德知道,作为一名红军战士,是有纪律的,他现在不能去报仇,等有一天红军强大了,他一定会去为父报仇!

父亲被害以后,杜义德把满腔的仇恨都用在了打击敌人的行动上。很快,作战勇敢、而且善用计谋的杜义德被提拔为红四方面军第4军10师30团3营营长。这一年,杜义德从19岁。

在部队,杜义德有一个特点,只要是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无论是多么的艰巨,杜义德都会回答“坚决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克服困难!”“坚决消灭敌人”!而从不提什么先决条件。

不但如此,每次的任务还都能坚决完成。

杜义德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杜坚决”的称号。

随着形势的发展,杜义德先后率部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北。杜义德也在战斗中快速地成长了起来,先后担任了4方面军第10师29团政治委员、红30军89师政治委员和红31军第91师政治委员等一系列职务,这个时候的杜义德也不过才20多岁。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杜义德在1935年1月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

当年3月发生的嘉陵江之战中,脾气火爆的杜义德还差点和同样火爆的疯子王近山“火拼。”

那是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打响了嘉陵江战役,在四川省西北部强渡嘉陵江,对国民党四川军阀邓锡侯的部队发起进攻,战役由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挥。

战役打响之后,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战士很快就拿下了滩头阵地。在抢占了滩头阵地以后,杜义德被徐向前任命为渡江总指挥。

为了快速强渡嘉陵江,徐向前命令杜义德迅速率部架设浮桥,掩护大部队迅速过河,并且特别给其下达了一条严令,部队过江之前,任何骡马、辎重不得上桥。

这可以理解,骡马辎重虽然重要,但渡江讲究的是快速,带着这些显然是累赘。

也正是因为这一条命令,差点让杜义德和王近山打起来。

浮桥架好以后,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从浮桥上通过,杜义德也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以便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从浮桥方向传来,杜义德一看,原来是浮桥被堵,原来顺畅的通道出现了拥挤和堵塞。

杜义德急忙跑过去,发现堵塞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牵着战马上了浮桥,而简单的浮桥显然经受不住这些战马的重量,桥面出现了倾斜,马匹失去平衡,几乎动弹不得,堵塞也就发生了。

见此情况,杜义德大喊一声,“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趟。”

但桥上牵马的人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根本不搭理杜义德的指挥。不但如此,一边牵马试图继续前行还一边挑衅着,“不行,得从桥上过。”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不听指挥?杜义德也不管来人是谁,违反命令耽误渡江就是不行,掏出手枪就把堵路的两匹马击毙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了!

见自己好不容易搞来的战马被打死,牵马的军官大骂一声,拎起手枪就对准了杜义德的脑门:信不信我打死你?

杜义德根本不怕来人的威胁: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两人的争吵惊动了徐向前,当了解原因之后,把牵马的军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后来,杜义德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疯子”王近山。

解放后,杜义德曾经问王近山,那次你不会真的对我开枪吧?王近山哈哈一笑,我又不是真的疯子。

两个人也是不打不相识,后来两人还真成了搭档,一个是军事首长,一个是政委,而且两人合作还是很默契的那种。

杜义德在战场上也的确是一个拼命三郎,甚至差一点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那是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险。

部队急需从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但因为敌人的火力太猛,红军战士们几经冲锋,依然未能打破僵局。

见久攻不下,杜义德就着急了,一下子从战壕里跳了出来到头往前冲,不料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正好打在了他的胸口。

突遭打击,杜义德一下子摔倒在地,战士们急忙把他抬下来送往后方医院。

经检查,那颗子弹从杜义德的胸部贯穿而过,差一点点就打中了心脏!

一定要把杜义德救过来!四方面军给军医们下了死命令!

那个时候红军的战地医疗条件是很简陋的,甚至连麻药也没有。为了给杜义德的伤口消毒,军医们不得不将纱布浸泡在盐水里,然后穿过伤口来回拉,把杜义德痛得咧牙咧嘴。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任何语言都是无法描述的。

好在杜义德命大,他在军医的精心治疗下,终于捡了一条命。

在长征途中,杜义德因为其英勇表现,先后担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4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红军骑兵师师长和红军西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等重要职务。

西路军失败以后,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一同被编入右支队进入了祁连山。

由于战事不利,接连遭遇重大失败,军心很是不稳。在躲避敌人追击的路上,大家风餐露宿,很是凶险。有一天早上醒来,王树生发现部队少了许多人,身边只剩下了直属警卫人员和通讯员等人,满共不到20个人!

太势单力薄了,这样很难躲过敌人的追击。大家一天能够更换多个藏身地点,甚至有战士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举枪自杀。

但这些困难,都没有能够压倒杜义德,他捡起这名战士的枪,说道,死,很容易,但我们不能死!

几经折磨,杜义德和王树生他们带领仅存的几名战士, 在1936年端午节期间,回到了延安。

在延安,杜义德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与鼓励。

1937年1月,杜义德在红军大学第二期、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后来,根据工作的需要,杜义德先后担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第129师新4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第二地委书记、冀南军区指挥部副司令员和冀南军区司令员等一系列职务,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杜义德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和那个有自己不打不相识的王近山成了铁杆搭档。

杜义德和王近山的组合,使得六纵如虎添翼,战斗力十分强悍。“六纵就是能打。”这是邓小平当年对六纵的评价。

而中原野战军的总部机关,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就是随六纵一起行动的,可见总部对六纵的信任。邓小平曾经说过:“跟着六纵走,放心!”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流传着一句话:“要找刘邓,先找六纵。”

1947年3月,王近山出了车祸受伤住院,因此六纵的指挥则完全交给了杜义德。临行前,王近山握着杜义德的手说:“军、政指挥全靠你一个人了!”杜义德说:“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作为政委,杜义德是又当爹来又当妈,但这完全难不倒杜义德,凭着过人的胆略和智慧,硬是把六纵带得如铁军一般,仗打得有声有色。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强渡黄河后,后面国民党军集中了3个整编师追击,前面还有整编85师守在汝河南岸拦截,部队面临的形势很是危急。

这个时候,考验指挥员胆略和智慧的 时候到了。杜义德传令全军,烧毁文件,将带不动的野炮就地炸毁,全纵队轻装前进,像猛虎一般向汝河南岸的敌人扑去。

敌人没有想到解放军像会飞一样转眼就打了过来,一下子乱了阵脚,被打得哭爹叫娘。六纵很快就为主力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部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战后邓小平高兴地拍着杜义德的肩膀说:

“这一仗打得好!我们靠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挺进大别山一战后,刘伯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表扬杜义德:

“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怎么能不让邓小平喜爱呢?

所以,在得知杜义德请假,是为了杀光这里的地主还乡团,为自己的父亲和千千万万个被杀害的乡亲们报仇的时候,邓小平完全理解杜义德的想法和做法,这不仅仅是杜义德个人的私仇,更是大别山那些数十万被地主还乡团杀害的群众的仇恨!

这仇非报不可!

他不但批准了他的行动,还特意让军械库为杜义德配备了一挺机枪。

临行前,邓小平叮嘱杜义德,仇,必须报,但绝不能伤及无辜。

当杜义德率领战士们包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地主还乡团时,这些曾经杀人如麻的敌人乱成了一锅粥,争相逃命。

但杜义德和战士们怎么可能再让这些沾满老百姓鲜血的敌人跑掉呢,一阵机枪扫射,这些手上沾满了罪恶的敌人统统报销了。

事后杜义德统计,这一仗消灭了上百名反动武装分子,自己父亲的血仇也终于得报了。

那个著名的曾经偷掘慈禧墓的东陵大盗军阀孙殿英,就是被杜义德的部队活捉的。
淮海战役期间,围歼黄维兵团,同样是杜义德部队的杰作。

抗美援朝期间,杜义德担任三兵团政委一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杜义德所在的志愿军第三兵团部队打的。

此后,杜义德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任上,邓小平曾经对他说:“有你在西北,我就放心了!”

2009年9月5日,杜义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