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起死刑平反冤案分析：冤案与刑讯逼供
近百起死刑平反冤案分析：冤案与刑讯逼供（点击原文、原文2、原文3、原文4、原文5、视频1、视频2、视频3）
在多年前，有记者在研究被平反的近百起死刑冤案时，就发现大部分冤案呈现的共同特征是：办案机关高度依赖口供，存在刑讯逼供，被告当庭翻供，轻信言辞证据，案件无闭合证据链，案件其他证据由口供获取，二审法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多次发回重审。这个发现和我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在多年前，有记者在研究被平反的近百起死刑冤案时，就发现大部分冤案呈现的共同特征是：办案机关高度依赖口供，存在刑讯逼供，被告当庭翻供，轻信言辞证据，案件无闭合证据链，案件其他证据由口供获取，二审法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多次发回重审。这个发现和我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近年来，我详细梳理了一百多起死刑冤案，发现冤案与刑讯逼供，在实证统计上确实几乎画等号。在近百起死刑平反冤案样本中，当事人全都反映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
根据佘祥林、李久明、杜培武等人的回忆，刑讯逼供的手段包括吃排泄物、电击、肉体虐待、拷打、泼冷水、禁止睡眠、灌辣椒油、呛水等等。刑讯时间从数天到数月不等，不少当事人屈服于这种手段直到招供。招供后的当事人，在出庭时会反映自己遭遇刑讯逼供的情况，但要法院和检察院对刑讯逼供作出认定——极难。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宏，也做过类似的实证研究。通过对五十起事涉嫌杀人罪的案件研究，何家弘发现：把刑讯逼供获得口供作为定案根据，往往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五十起刑事冤案中，被法检认定存在刑讯逼供；以及虽然未经认定，但很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到九成以上。仅三起案件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占百分之六。
何家弘发现：被法检认定刑讯逼供的三起案件，这些侦查人员已被法院判定为刑讯逼供罪。一起案件，检察院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未被法检认定，但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中，二十一起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声明遭受刑讯，但没有证据。七起案件有一定证据能证明刑讯，如被告人身上伤痕或证人证言。但是，法院没有认定。
一起案件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曾鉴定确认被告人身上有刑讯逼供造成的轻伤，但后来未被法院认定。十四起案件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作出有罪供述，后来翻供，且最终案件出现新的无罪证据证明其无辜。由此可以推断，其有罪供述很可能也是出于刑讯逼供。
何家宏指出：每个刑事冤案，都是由多种因素重合作用造成的。其中，与证据有关的原因包括：虚假证人证言，被害人虚假陈述，同案犯伪证，被告人虚假口供，鉴定结论错误，侦查机关不当作为，审判机关不当作为，忽视无罪证据，鉴定缺陷，法律定性不明的。在其对五十起刑事错案的分析中，发生概率最高的是被告人虚假口供四十七起，占94%。以及侦查机关不作为八起，占96%。
实际上，以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获取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是形成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而遏制刑讯逼供之所以难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无计可施，而是决心不强。
一是观念使然，因为有人仍然认为逼出来的口供具有可信性，因而迷信其效果。二是功利角度上的需要，刑讯逼供可以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必须承认，时至今日，口供仍然是证据之王。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讯逼供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规范本身不够严谨，和缺少救济条款，并未起到根本遏制的作用。什么时候明确了立法中的限制条件，真正落实了司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刑讯行为予以严厉制裁，什么时候才会收到显著成效。
遏制刑讯逼供与破案率考核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从法治本身而言，权衡利弊、防止冤假错案，显然比追求破案率更重要。但从侦查机关的量化考核而言，权衡利弊、追求破案率，显然比防止冤假错案更重要。
2017年，两高三部曾联合发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刑讯逼供所获证据，排除在定案依据之列。
这个规定明确提出：办案机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均应当予以排除。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剪辑删改。
这些规定本身是法治进步的鲜明体现，但是要真正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根据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曹说法·冤假错案系列】视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