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11年，那些“傻子”为什么一直没散？(点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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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还在《半岛都市报》做深度记者。有一天，王总突然给我派了个题，让我去趟河北的邯郸。那里，王书金案延宕六年之后，再度开庭。

对我而言，王书金是个特别陌生的名字。看了一堆资料之后，我终于在去邯郸之前弄明白了这个案子，他跟另一个名字有关，他叫聂树斌。

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报道一起案件。

6月25日，邯郸中院门口，从法庭出来的张焕枝被媒体重重包围。记者朱长振 图

开庭那天，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成了中国法治记者密度最高的地方。

只有少数媒体被允许进去旁听，大多数记者只能和我一起，在庭外焦急地等待。其中的很多老记者，从2005年就开始跟这起案件。

上午庭审结束，记者们突然围住了一个老太太。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1995年，他的儿子，被认为是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被执行了死刑。

在法庭里的王书金，反复说自己才是那起命案的真凶。并将命案的细节，一一说出。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

2005年，《河南商报》用这样的标题，报道了这起震动全国的案件。主持这起报道的是老媒体人马云龙。

《河南商报》报道

《河南商报》放弃了独家报道的机会，把稿子同步传给了100多家都市报，并声明：欢迎转载，不要稿酬。马云龙知道，这样做能起到最大的传播效果，独不独家的不重要。

老马是河南媒体人的一面旗帜，他曾经参与了创办《大河报》，在担任副总编辑时，他操刀了张金柱车祸案的报道。

那是个鲜血淋漓的新闻。

1997年8月24日晚，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逆向行驶，把一个孩子撞飞，不治身亡；孩子的父亲和自行车被卷在车下拖着狂奔，留下了一条1.5公里的血路。

当时还叫《大河文化报》的《大河报》顶着巨大的压力，报道了这件事。这开创了对在职公安干部违法犯罪报道的先例。

在舆论沸腾之下，张金柱一审被判死刑。当时，马云龙还写了一份内参送往相关部门，认为张金柱虽“罪不容赦”，但“罪不当诛”。最后，张金柱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后来，马云龙因为另一起影响力巨大的报道被免了职。所以，在《河南商报》的时候，他是以顾问的身份干着总编辑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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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的曝光是个意外。

2005年1月，河南的荥阳县开展了一次春节前治安大排查，隐姓埋名了10年的王书金因为举止怪异被举报了，索河路派出所的民警一查，他是河北警方通缉的逃犯。

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接到通知，赶去了荥阳。

或许是听到了乡音，王书金防线完全崩溃，把自己犯下的事儿一吐而尽：六起强奸案，其中，还有四起杀了人。

四桩命案，把荥阳警方都吓了一跳。确定他没在河南作案，王书金被郑成月带走了。

王书金领着郑成月一连在广平县指认了三个作案点，最后，他又领着郑成月来到石家庄西郊的孔寨村。

领路的村干部很惊讶：“这案子不是早破了吗？凶手都被枪毙了。”

那起案件就是聂树斌案。

1994年8月，孔寨村附近一块玉米地里，38岁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某被奸杀。19岁的校办工厂技工聂树斌被认为是凶手，最后被判了死刑。

《河南商报》的记者楚阳跑公安口，去参加大排查的庆功会。有人告诉他，那个案件有一个石家庄的落实不了，已经有个罪犯被枪毙了。

小楚回去就跟老马说了，马云龙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新闻，马上派了调查记者范友峰和楚阳一起去河北调查。

也是因为在这次的报道中，马云龙和郑成月一见如故。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此，郑成月就成了马云龙的“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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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刊发当天，老马带着50份报纸第一次来到聂家。

看到白纸黑字的报道，张焕枝确信，她的儿子是被冤杀了。

每当回忆起儿子，1995年4月28日的情景，历历如昨。

那天，丈夫聂学生骑车带着三件夏天衣服去看守所送，小卖部的人把他招呼到一边，说：“以后别送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这位朴实的老工人想不通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就成了杀人犯，在第二年，他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被抢救过来后得了偏瘫，丧失了劳动能力。

张焕枝哭倒在聂树斌坟前

从报道开始，在此后的11年里，马云龙深度地介入了聂树斌案。

聂家最早的律师李树亭，就是老马找的。

李树亭曾经是《燕赵都市报》资深的调查记者，后来转行做了律师。

2005年3月11日下午，李树亭接到了张焕枝打来的电话。问他敢不敢接一个“天大的案子”。李树亭就问她是啥案子，她只是一遍遍地说是个天大的案子。问了十多遍也没问出啥案子来，老李也烦了。就说：“只要不是把天捅个大窟窿，我没有什么不敢接的。”

三天之后，楚阳陪着老太太去了见了李树亭。他了解了案情之后，把案子的难点如实相告：第一，案子已经过去十多年了，重新调查取证的难度极大。第二，这个案子已经判了，人也杀了，如果要重审，阻力极大。

张焕枝以为他在找理由推脱，“扑通”一声跪在李树亭面前，号啕大哭。李树亭没办法，也只能跪下劝。对跪了几分钟，这个记者出身的律师心一软，就接了。

他想，案子虽然不太容易，但有个两三年也足够了。但困难远远超出他的预想。

一开始，李树亭一点法律文书都看不到，连判决书都没有。

他用了个最笨、最苦但也是最扎实的办法，就是像调查记者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搞调查取证，后来我们这些记者报道案件时广泛采用的资料，比如当时的通讯报道、对相关当事人的调查笔录，最早都是李树亭收集、调查的。

这样艰苦的工作，很多律师是干不了的。不夸张地说，李树亭干了律师和调查记者两个职业的活。

很难找到的判决书，后来也是李树亭想办法拿到的。

一开始，他们到法院申诉，法官说他们没有判决书不接受申诉。

但聂家从来没拿到过判决书。根据1996年修订的刑诉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告人近亲属。但聂案是在1996年之前，理论上可以不提供。

李树亭多次去法院索要，人家不给。找当年的辩护律师要，人家说丢了。

唯一可能要到判决书的地方，就只剩下受害人康某某家了。李树亭就带着张焕枝去找老康，老康当场把他们赶走了，还说他们跟聂家是仇人！他不可能帮助仇人！两家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

虽然每次都是被骂，但李树亭还是一趟一趟地提着水果去，到了绝口不提判决书的事儿。慢慢的，老康就不骂了。李树亭还帮着老康打官司维权，甚至还帮他告侵犯他女儿隐私的媒体。

接触得多了，信任和感情就建立起来了。

2007年4月1日这天，他又提着水果去了康家。一进门，老康就递给他一沓资料，然后就端着茶杯去了厨房。那沓资料下半部分，正是两份聂案的判决书。

他明白老康不动声色之外的良苦用心。

他到复印店一口气复印了20份，其实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但他当时人处在狂喜之中，根本没有理性的思考。

当天下午他就给了张焕枝两套，嘱咐她不要对外说是律师给的，就说是一个不知道姓名的“神秘人”寄来的。他不想引起媒体的关注，也不想让帮他的老康陷入尴尬的处境。

得到判决书的那一年，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张焕枝，申诉已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

但这一处理，就是七年。虽然每年的两会，媒体们都要追问，但聂案总是纹丝不动。

用马云龙的话来说，那七年沉闷得“看不到一丝星光”。在这七年里，马云龙因为报道了矿难记者收封口费这个事儿，又被撤职了。

马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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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年里，聂案唯一的进展就是王书金在邯郸受审。

王书金的律师朱爱民也是马云龙找的。1955年出生的朱爱民是黑龙江人，声音洪亮，为人豪爽。

一开始，马云龙说报社给他报销差旅费，但报销了两次之后，马云龙就被免职了。另一位律师彭思源也是马云龙牵线加入的，他们的辩护策略非常一致：在为王书金辩护的同时，推动“聂树斌案”的复查和再审。

2005年，最高法还没有收回死刑复核权，马云龙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河北把王书金不明不白地杀了。所以，他主动给王书金找律师。

2007年3月12日，王书金案一审开庭。公诉机关只指控了4起强奸杀人案，当王书金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案件时，法官以“与指控无关”严词打断了他。

最终，邯郸市中院判了王书金死刑。他提出上诉，上诉的理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没有被认定。

他在上诉状里说：“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不在乎多一起案子或者少一起案子。”

庭审中的王书金

2007年二审开了一次庭之后，这个案子就没了动静，也不继续审理也不判决。直到2013年6月，朱爱民才又接到通知，王书金案要二次开庭。

朱爱民觉得很惊讶，他说：“感觉第一次开庭把该说的话，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突然要二次开庭？还审什么？”

2013年6月23日，王书金案再次开庭。

在这次庭审中，出现了司法史上罕见的控辩双方“角色大互换”：控方罗列各种证据证明王书金不是石家庄这起案件的真凶，而王书金坚持说自己就是真凶。

一串钥匙被认为是证明王书金作案的关键。

受害人康某某当时租住在工厂附近，夏天穿裙子没兜，习惯把钥匙用皮筋绷在手上。案发现场确实发现了一串钥匙，聂树斌当年的口供中却没有提到这串钥匙，但王书金却提到了，如果不是亲自到了犯罪现场，是不可能发现的。

河北省检察院甚至突破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主动在庭上引用了聂树斌案侦查卷的证据，来比对王书金口供中的矛盾之处。

当年，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了原判，认为王书金不是那起案件的真凶，理由之一是他对一些“关键、隐蔽性细节”未能供述。

张焕枝陷入悲伤。

马云龙鼓励她，说：“不会再有更坏的情况了，他们总不会把你的儿子从坟里拉出来再枪毙一次。”

5

邯郸之后，我没有再关注聂树斌案。我当时并不是专业的法治记者，我工作的大多数时候，是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国内突发新闻的现场。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后来我换了单位，进了法治组，成为了一名法治记者，开始报道一起起案件。

2014年12月12日，聂案再度迎来转折时刻，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聂树斌案。长期混迹于山东的我，责无旁贷，开始长时间地跟踪报道聂树斌案。

但宣布复查的时候，聂案的代理律师已经不是李树亭了。2010年，张焕枝换了律师，因为有其他律师说可以尽快帮聂家翻案。

那一年，一度患过抑郁症的李树亭又开始吃药。后来，他对记者说，有一段时间他想了解自己，就沿着石家庄民心河走，但水太臭。他说：“我是有洁癖的人，如果是山清水秀的，可能还真的就了结了自己。”

聂案复查之后，马云龙、郑成月这些人凑在一起开了个会，最后决定让李树亭和山东的陈光武律师代理申诉。

后来，陈光武惹上了官司宣布退出代理。在很长时间里，又只有李树亭一个人了，跟刚开始一样。

律师李树亭（谭青 摄）

在等待了快十年之后，他终于看到了曾经遥不可及的聂案的案卷。阅完卷后，他认认真真地写了将近7万字的辩护意见，将案卷中非常微小的疑点一一列出。为此，他查了当时石家庄的天气，查出了当时一起执刑的死刑犯，找到了和聂树斌关在同一个监室的囚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光武律师的辩护提纲，只有1800个字。

说这些，并不是指责陈律师不认真。我只是想说，那些在舆论场暴得大名的聂树斌案的律师们，没有一个比李树亭更加了解这个案子，也没有一个人比李律师付出的辛劳更多。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在沈阳宣告聂树斌无罪，河北省高院公开向聂家道歉。

聂家、李树亭和马云龙11年的长跑，终于到了终点。

《南方周末》的记者赵凌是最早报道聂案的那批记者，等到聂案平反的时候，他早就不是记者了。

当时，他说这么一段话：

我想聂树斌案仍然要讲给孩子们听，但不会讲残酷的真实。我会说，如果你的老师诬陷了你的同学，说他偷了别人的东西，你会怎么做？你选择沉默，还是说不？

我想必须要给我们的孩子讲讲聂树斌。媒体人苏更生在看过美国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后说，正义是一种教养。

是的，正义是一种教养，我想重复一千遍。

刘长在大三的时候读到了赵凌的稿子，那个长长的标题，他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真凶”上诉求增其罪，聂树斌案绝处逢生》。后来，他加入了《南方周末》，接力报道聂案。

在毫无进展的那些日子，聂案从未在编辑部的选题单上消失，编辑对他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就是关注聂案的机会。”

后来，刘长成了一名优秀的律师。聂案申诉的11年，他从学生到记者再到律师，人生角色换了又换。

那时候，我也再次换了工作，投身于汹涌澎湃的短视频流量之中。

聂案的平反，是我平生第一次公开直播，开始没多久就下线了。在后方指挥的前战地记者袁老师，对我这个总是不求上进、总是自甘堕落、总是不靠谱的人也是平生第一次给了正面评价，她说：“第一次见你说话那么正经。”

在漫长的11年中，聂案一直是中国的法治记者和刑辩律师们不变的共同话题。它就像一条巨大的伤口，只要它不愈合，中国的司法体制就一直疼痛不已。

很多人曾问老马为什么要报道聂树斌案？他的答案总是同一个：“直接动机就是要做一个大新闻，要做一个好新闻。”

他说的大新闻，指的是能反映深层次社会问题的新闻，最终目的是为了“可以直接影响社会进程”。他历来反对碎片化的新闻，因为那样的新闻毫无意义。

马云龙未必是一个好记者，因为新闻伦理教科书都告诉我们，记者要中立，不能影响新闻事件的发展。但马云龙这么多年，一直在深度介入，甚至主导了聂树斌案的发展。他把这种新闻报道方式称为“介入式报道”。

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但起码在聂树斌案，没有老马的“介入式报道”，未必有后来的冤案平反。

从这意义来讲，资深媒体人石扉客说的很好：“聂案未必是什么传统媒体的胜利，但一定是马云龙个人的荣光。”

在聂案平反之后，李树亭飘然而去，把代理国家赔偿的机会留给了别的律师，自己潜心于佛法。

2018年8月25日，73岁的聂学生去世。火化那天，张焕枝把一份聂树斌的无罪判决书拿了出来，塞进了他的袖筒里，一起烧了。

郑成月很早就被退休了，再度看到他的消息，是他生重病入院。2022年5月，郑成月去世，享年62岁。

报道聂树斌案的时候，记者们曾经拉了个群，我看了一下，里面的记者没转行的，已经不多了。

6

这些文字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个多周，本来我是想以此来回应声名显赫的张雪峰老师那句诛心之语：“学文科就是舔”。他甚至还特意点名了法律专业。

我不知道，这些为聂案申诉前赴后继坚持了11年之久的律师、记者们，何以当得上一个“舔”字？

我当然知道，张老师是直播，言语并不谨慎。我曾经反复强调，我不认同的，是张老师价值观的底层逻辑。就是判断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学科，只看他的性价比。或者直白一点说，就看他能不能挣钱。

我总觉得，在追求物质之外，追求精神也同等重要。一个人，不能一辈子只活个性价比。

有的朋友跟我辩论，说张雪峰老师说得也没啥错。文科的专业大多数都没啥技术含量，不像理工科，所以说文科是服务业只会舔，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现实呀。人家有技术咋还需要舔呢？没技术的可不就只剩下舔了？

你以为打官司、写报道，真的没有技术的差别吗？你以为程序员、工程师就没有舔领导的吗？

舔不舔跟个人选择有关，跟你选哪个专业从事哪个职业没有关系。什么职业都有不舔的，什么职业也都有舔的，不是吗？

但那些不太喜欢舔的人，大多会活得像李树亭、马云龙、郑成月一样，永远变不成身价以千万计的张雪峰。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却觉得张雪峰才是英雄。而那些人，只是不合时宜的、孤独的傻子。

参考资料：

1、我能梦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李树亭

2、聂树斌案代理手记 李树亭

3、接力长跑12年！“聂树斌案”背后律师、学者的努力与坚持 《新京报》

4、聂树斌：平冤路上律师被迫“编谎” 《南方周末》

5、聂树斌案众生相：22年生死两茫茫 《三联生活周刊》

6、《聂树斌案：疑罪从无新判例》之“真凶”王书金：良心发现的11年 《民主与法制周刊》

7、马云龙 古典主义的余晖｜年度公共人物 《人物》杂志

评论 75

那些草菅人命的人都是什么结果？

如果没有这几位正直善良的律师和记者，聂案将永无昭雪之日，为正义的律师和记者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