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返乡观察｜基层形式主义：老百姓“看着你忙”，村干部“(点击原文）

大年初四，本来计划是从老家自驾回市里，不巧的是车子发动机却坏了，实在没办法只能叫人把车先拖回去修，然后辛苦大伯的儿子俊哥把我们一家送回去。俊哥今年45岁，一直在老家乡镇的自来水公司当厂长，全乡吃水用水、管网铺设维修等都指望着他，前年俊哥唯一的儿子也顺利考上大学，家里没有什么负担，再加上县里自来水公司也并入了城发集团，刚好是帮扶老家乡镇的扶贫单位，俊哥就被派到乡镇的乡村振兴办工作，并成为驻村工作队的一员。

因为常年在农村调研，对基层干部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再加之从老家到市里接近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实在是无聊难耐，我便想和俊哥聊聊他的工作情况，没想到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住，俊哥说在村里帮扶快两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基层形式主义太重，无意义的事情太多，所有人都在瞎忙，就是不做本职工作，真是“老百姓看着你忙，村干部忙给你看”。俊哥帮扶的金村经历过合村并组，全村有4100多人，13个村民小组，因为是地处大山区，基本没有什么本地厂办企业，所以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非常高，平时常住人口不到1000人。在精准扶贫期间，认定的贫困户有486户、1100多人，俊哥的日常就围着这几百户贫困户来展开，问及他的工作内容和基层干部状态，俊哥讲了很多，我大致罗列一些比较典型的：

1. 做好防返贫工作。精准扶贫结束后，农村工作的重点转向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其中防止大规模返贫作为政治任务不能出一点差错。对于金村400多户贫困户，驻村工作队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去走访、测算收入、上报数据和评估返贫风险。现在监测户里面还细分三类，分别是“脱贫不稳定户”、“突发困难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基层干部也搞不懂这三类到底实质区别在哪，总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意思，但是上面要检查，每种类型的返贫原因还有细微差别，干脆就全部弄成突发困难户算了。比返贫监测更恼火的是各种信息测算和填报，俊哥说有时都感觉工作没有实质性东西，自己下去跟老百姓打交道都觉得搞笑，每次就是去算算多养了几只鸡，称称猪又重了多少，帮农民算收入，再就是统计更新数据，例如农户的手机号、务工地等。俊哥说这些工作虽然没啥实质作用，但不做还不行，因为上面有纪委督查暗访，他们一来就翻贫困户的花名册，像问小学生一样考乡村干部，数据要精确到个位，有时候还要给贫困户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或者换了，那又要找你麻烦。

2. 图斑整治。现在国土部门对粮食生产安全中的耕地保护要求也非常高，动用卫星技术手段拍摄图斑，以此为依据要求下面整改乱占破坏耕地行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确实有很多情况没有被考虑到。老家乡镇地处大山区，耕地面积非常少，农民只能在坪坝沟坡上面耕种一些旱作物比如玉米红薯等，再加上连片的土地更少，机械化种植不方便，所以在打工经济兴起后，很多农田就常年抛荒长出了林木。但这些田地在卫片拍摄后又属于永久基本农田，结果就要乡镇去整改，全乡总共几千亩这种抛荒地，每亩要出好几百来把树挖掉，一年就要开支几十万，但关键是这些农田整治后仍旧无人来种，第二年还是要长树还要继续整治，那就还得再出钱挖树。

3. 收缴医保。催缴医保竟也变成了基层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按道理来说农村合作医疗属于村民自愿缴纳的事情，医保也就是自愿保险。但近年来医保缴纳额度上涨幅度很大，尤其是前几年扶贫期间，贫困户享受医疗福利过多，对医保资金挤压非常大，今年医保金已涨到380元/人，很多农户几年没病没灾的就不想交医保，本来也是正常。但因为上面要给县里排名，县里就给乡镇排名，乡镇就要给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排名，每月一调度，谁排在后三名就要被通报批评。

4. 手机各种app填报。俊哥说他的手机上至少有20个各种各样的app，每个app对应的就是一项部门工作，农业、水利、国土、乡村振兴、党建、住建、公安等各部门都有自己开发的软件，每个软件都有不一样的填报要求。俊哥说同样的信息可能在不同软件上都要填一次，有时候问题不仅要填而且怎么整改的还得再填报一次，最后也没有任何反馈，不知道填了要干嘛。不仅手机上要填报，纸质材料也少不了，俊哥说镇上社区买了两台1万多的打印机，从早到晚就没停过，之所以买贵的就是便宜打印机这么长时间运转容易坏，可见基层材料性工作负担是有多重。

尽管基层负担非常重、乡村干部都忙的焦头烂额，但似乎老百姓并不满意，而是看着你忙，俊哥说现在一些农民真是被惯坏了，去年年底去慰问贫困户，俊哥把一些棉被、军大衣送给农户过冬，没想到一户贫困户嫌弃军大衣档次太低，嘲讽基层干部说：“就带这么点东西来，你们也好意思”，搞得俊哥恨不得当场教训他，但碍于身份只能憋屈着。对于当前基层来说，干部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感觉，少部分钉子户搞破坏已成为常态。

其实很多时候，基层的形式主义是面对上面官僚主义的一种自我保护，甚至成为了必备的工作方法，你不搞形式就脱不了责任，就像毛主席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说的：“你瞎指挥，我就乱报”。听俊哥说基层的情况，在公检法系统的叔叔同样感觉形式主义非常普遍，前几年不知道哪个神人开发了一套系统，对检察院主要部门的内勤业务开设100多个考核指标，然后把全市各县检察院的指标完成情况放在办公大厅，就像股市大盘一样一小时就跳一次，大家都瞄着这个“大盘”指标生怕搞到最后。比如有个指标就是“不捕率”，就是说检察院每年对公安报上来的案子有多少的不捕或不起诉的比率，好像这个指标越高越显得执法越人性一样。本来是个自然而然的“不捕率”，结果只要一考核一排名，有的县市检察院就只能和公安局勾兑，把一些本来只用行政处罚的案子，比如情节轻微的开设赌场、非法捕猎等，当作刑事案件报给检察院，然后再由检察院开具不起诉，有的检察院把有10个犯罪嫌疑人的案子拆分成5个，然后把办案率给提上去，中间绕了一大道就是为了用形式应付上面。更搞笑的是，因为这个指标实时更新，各单位都看得见，所以为了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相互打埋伏等到每月截止的时候，集中报上去，甚至出现在最后一天报了4、50个非法捕猎案子的情况，真是大开眼界。

现在无论是基层的乡村干部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普遍感到形式主义比较普遍且严重，而且奇怪的是似乎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形式主义，尤其是年轻干部在这种环境中用不了几年，就完全学会了这套“工作方法”。形式主义从一种“自我保护”到“工作方法”的转变带来了基层悬浮式的内卷，的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