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吴晗说话的，有骨头有气节的良史—翦伯赞

1968年12月18日夜，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喝安眠药自杀。翦伯赞留下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翦伯赞是被逼死的，有人逼他提供诬陷领导人的罪证，翦伯赞直言，“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翦伯赞宁可自杀也不落井下石冤枉他人，为了苟活而丧失气节。

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解放以后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翦伯赞是半路出身的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历史学家。

翦伯赞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一年半，但是不能忍受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辩护、吹嘘的经济理论，所以毅然回国。翦伯赞的理想是实业救国和政法救国，又到英，法，德、意等国考察政法。三一八惨案破灭了翦伯赞的理想，因为翦伯赞就在游行示威的人群中，帽子也被子弹打穿。因此，翦伯赞走上了革命之路，1937年秘密入党，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

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把李秀成论定为叛徒，翦伯赞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反驳戚本禹，他说：“只是根据李秀成在几天内匆匆写出的供词，就推论他一生革命都是假的，太不公平……如果李秀成被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就要改写了。”

翦伯赞是有骨头有气节，是典型的良史人格。在民国国民党统治的时候，翦伯赞就说过，“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在六十年代，有人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翦伯赞坚持“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批判的大潮蜂拥而来的时候，翦伯赞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

历史学家要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真正做到并不容易。1939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二版发表，增加“再版代序”题为《群众、领袖与历史》，称赞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热情地讴歌他们：“过去乃至目前，（是他们）在领导并坚决执行中国民族解放斗争。”

翦伯赞同时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实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在这一必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便出现了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蒋介石以及许多军事上的领袖人物”。后来这就成了翦伯赞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罪证，要知道在抗战时期，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是国共双方公认的。脱离历史背景，断章取义，乱扣帽子。

一九五六年，翦伯赞写了《<琵琶记>的历史背景》一文，一九六二年二月，他把这篇文章收进《历史问题丛书》，增加这么一段话：“《琵琶记》这个剧本是十四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部杰出的作品，因为从这个剧本中，我们可以听到时代的呼声：反饥饿的呼声”。

有人对翦伯赞的政治史学不以为然，学术争论是很正常的。翦伯赞主张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是不赞成历史研究像婢女那样为政治服务，史学应有自己的学术性、思想性和特殊性。所以翦伯赞敢于站出来为吴晗说话，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感叹，“翦老的骨气、高风亮节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老实说，我们这些人在当时想顶也没有顶住，不批不行呀！可翦老则不是，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翦老就是有科学的良心。”（《翦伯赞先生的科学良心》）

章诒和在《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中高度称赞翦伯赞，“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 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