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山之石 辩论美国医疗政策
医疗政策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永恒议题。那么，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主张又有何差别呢？
10月2日中午，哈佛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一场辩论，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一差别，因为辨论的双方，一位是麦凯恩的医疗政策顾问托马斯·菲利普森（Tomas Philipson），另一位是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
医疗政策格外重要，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消费每年高达两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3％。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是五万美元左右，平均每年支出的医疗保险费是1.2万美元，非常昂贵。大多数美国人通过雇主得到医疗保险，雇主承担50％-75％的医疗保险费用。如果雇主不负担医疗保险，这样的家庭和收入更少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承担。所以有5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即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医疗保险。
减税的不同路径
菲利普森和卡特勒都认为，提高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注重病前防御是医疗政策的共同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双方提倡的途径却有本质的不同。
菲利普森主张减税。他提出，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家庭减税5000美元，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个人减税2500美元，这包括了失业人员，也包括有长期疾病、保险公司不愿覆盖的人。
菲利普森认为，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行为，任何政府规定和要求都会限制个体的自由行为。因为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刚性，而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区分得那么细，很有可能带来负作用。所以他倾向给人们经济动力去做什么事，而不是要求人们一定要做什么事。
菲利普森还主张，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医疗保险费，具体做法是，打破保险公司州际的界限，允许不同州的居民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让它们自由竞争。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太贵，也要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来抑制价格，而且不会打压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我是瑞典人，当然现在是美国公民。欧洲国家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创新精神和鼓励创新的机制。一刀切的管制只会减弱这种令人羡慕的机制，磨灭创新精神。” 菲利普森说。
卡特勒也许诺减税。但他提出的方案，不是给所有的人减同样的数量，而是按收入的高低相应减税，所以有一部分杀富济贫的效果。
要不要投资计算机系统？
卡特勒强调公共投资计算机系统，每年100亿美元，连续五年以改变20世纪的IT支持体系，适应21世纪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医疗档案的复制，人力的浪费和其他很多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会给公共投资带来很好的回报。
这些公共投资从何而来？卡特勒说，可以让布什政府给高收入家庭的优惠税收政策过期。
菲利普森则不同意这种投资。他说，“你提供的数据意味着公共投资医疗体系的计算机系统有30比1的收益率。如果真有这么高的受益率，为什么还没有私有资金投资呢？而且，公共医疗体系中的行政成本，承担着很多不可避免的行政功能，你怎么保证在减少行政成本的同时，不影响这些有用的行政功能呢？”
卡特勒回答，“如果你去问医生，你的计算机系统有没有必要提高？他会说有，但我不能投资，因为保险公司不付这一份钱。你再问保险公司，计算机系统需不需要提高。他会说， ‘需要，但是我不能付这份钱，因为这样我就得对加入我的保险的人征收更高的费用，减少我们公司的竞争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高以后的医疗系统被所有的病人享用，而不是仅仅买我们公司医疗保险的人。'所以很明显，先进的IT支持系统和水和空气一样，是一种公共产品，必须要有公共投入，才能保证医疗体系适应21世纪的需求。奥巴马不但重视IT支持系统的建设，而且许诺了500亿美元。麦凯恩没有许诺一分钱。我所说的节约行政成本是从减少档案复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中节省出来的，不是从减少必要的行政功能出来的。”
就像总统候选人的公开电视辩论一样，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很难展开讨论任何复杂问题，只能给出很简短的回答。他们之间的问答和对听众问题的回答都和两党的基本论调一致，总是回到各自的核心立场，强调不同的治国哲学。他们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万变不离其宗。
10月2日中午，哈佛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一场辩论，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一差别，因为辨论的双方，一位是麦凯恩的医疗政策顾问托马斯·菲利普森（Tomas Philipson），另一位是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
医疗政策格外重要，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消费每年高达两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3％。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是五万美元左右，平均每年支出的医疗保险费是1.2万美元，非常昂贵。大多数美国人通过雇主得到医疗保险，雇主承担50％-75％的医疗保险费用。如果雇主不负担医疗保险，这样的家庭和收入更少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承担。所以有5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即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医疗保险。
减税的不同路径
菲利普森和卡特勒都认为，提高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注重病前防御是医疗政策的共同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双方提倡的途径却有本质的不同。
菲利普森主张减税。他提出，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家庭减税5000美元，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个人减税2500美元，这包括了失业人员，也包括有长期疾病、保险公司不愿覆盖的人。
菲利普森认为，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行为，任何政府规定和要求都会限制个体的自由行为。因为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刚性，而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区分得那么细，很有可能带来负作用。所以他倾向给人们经济动力去做什么事，而不是要求人们一定要做什么事。
菲利普森还主张，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医疗保险费，具体做法是，打破保险公司州际的界限，允许不同州的居民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让它们自由竞争。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太贵，也要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来抑制价格，而且不会打压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我是瑞典人，当然现在是美国公民。欧洲国家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创新精神和鼓励创新的机制。一刀切的管制只会减弱这种令人羡慕的机制，磨灭创新精神。” 菲利普森说。
卡特勒也许诺减税。但他提出的方案，不是给所有的人减同样的数量，而是按收入的高低相应减税，所以有一部分杀富济贫的效果。
要不要投资计算机系统？
卡特勒强调公共投资计算机系统，每年100亿美元，连续五年以改变20世纪的IT支持体系，适应21世纪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医疗档案的复制，人力的浪费和其他很多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会给公共投资带来很好的回报。
这些公共投资从何而来？卡特勒说，可以让布什政府给高收入家庭的优惠税收政策过期。
菲利普森则不同意这种投资。他说，“你提供的数据意味着公共投资医疗体系的计算机系统有30比1的收益率。如果真有这么高的受益率，为什么还没有私有资金投资呢？而且，公共医疗体系中的行政成本，承担着很多不可避免的行政功能，你怎么保证在减少行政成本的同时，不影响这些有用的行政功能呢？”
卡特勒回答，“如果你去问医生，你的计算机系统有没有必要提高？他会说有，但我不能投资，因为保险公司不付这一份钱。你再问保险公司，计算机系统需不需要提高。他会说， ‘需要，但是我不能付这份钱，因为这样我就得对加入我的保险的人征收更高的费用，减少我们公司的竞争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高以后的医疗系统被所有的病人享用，而不是仅仅买我们公司医疗保险的人。'所以很明显，先进的IT支持系统和水和空气一样，是一种公共产品，必须要有公共投入，才能保证医疗体系适应21世纪的需求。奥巴马不但重视IT支持系统的建设，而且许诺了500亿美元。麦凯恩没有许诺一分钱。我所说的节约行政成本是从减少档案复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中节省出来的，不是从减少必要的行政功能出来的。”
就像总统候选人的公开电视辩论一样，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很难展开讨论任何复杂问题，只能给出很简短的回答。他们之间的问答和对听众问题的回答都和两党的基本论调一致，总是回到各自的核心立场，强调不同的治国哲学。他们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万变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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