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陈竺部长:
    我是一名亡人的妻子，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读完我的血泪泣诉之状。
    2008年4月9日，我最亲爱的丈夫，一位为国家地质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高级工程师，被一群无德无能的医生夺去了生命。失去了顶梁柱的我，守灵哪晓白云天，思亲不知红日上。倍感凄凉无助的我，整日以泪洗面，悲愤之余提笔奋书，向您喊冤，为自己，也是为成千上万被医疗事故所害的人，请求您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整治我国的医疗事故问题，完善责任追究制度，避免更多宝贵的生命被无良庸医和腐败制度所掠夺。
    2008年3月28日（星期五）下午3时左右，我爱人突感腰部巨痛，我急忙叫120救护车将他送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部急诊室，当时医生怀疑是尿路结石,要求做B超检查，当时我的爱人痛的已经不能走,我
租了一辆推床,推着他去做B超,检查后确诊不是尿路结石.又怀疑是腰椎有问题,我们又到骨科住院部,检查后认为不像腰椎有问题.又要我们去泌尿科检查,我们又到泌尿科住院部，检查后认为不像泌尿方面的问题.又要我们去骨科检查，说完就走了。当时我的爱人痛的很厉害躺在推床上痛苦的呻吟，而我又是双腿和一只胳膊都已骨折钢板还未取出的病人，当时在泌尿科住院部急的又哭又说，我说骨科要我们来泌尿科你们又要我们去骨科，你们把我们病人象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你们到底还救不救人，这时病房里的病人都围了上来。医生见状又过来了，说我们打电话让骨科医生过来，骨科医生来了检查后又建议我们去血液科检查。而各科住院部都不在同一栋大楼，由于不熟悉环境一边打听血液科在什么地方一边艰难的向血液科推去，而通向血液科大楼是一个向上的斜坡，见爱人痛苦的样子我不顾一切拼命向上推去，当时就一个信念不能后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终于到了血液科医生检查后还是说不象血液方面的病症，要我们回去。当时我爱人满嘴都是血，嘴唇四周的血已经凝固牙银上都是鲜红的血，我将凝固的血和鲜血擦掉，一会儿又是那样，腰痛的很厉害，而且牙龈出血、腰痛是这种病最明显的状症，可是三等甲级医院的医生们居然没有及时诊断出来。因为血液科住院部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全是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医生。我说他这样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于是又要我们去急诊室观察一夜，当我们到达急诊室时已是深夜11时。急诊室医生要我们第二天再去呼吸科检查，在急诊室我爱人痛的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由于值班医生换了他们要我们去门诊看病，我说病人现在这样，而且又是急诊病人，如果病人出了问题你们要负全责的。这样才让我们去呼吸科，检查后医生还是建议我们去血液科。当我们再次到达血液科时医生还是说不象血液方面的疾病。这时我就哭着哀求医生说：“你就让我们住下吧，确诊后属于哪个科的疾病我们再转到哪个科，这样他们才收下我们。这时已是中午。当我们办完住院手续后他们随后就抽血化验，结果出来后告诉我们肯定是血液方面的疾病，而且病情很严重并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最后结果只有等下星期一（当天是星期六）做骨穿后才能确诊，我说：“病情这么严重能不能今天就做骨穿时间就是生命啊。”医生说化验室不上班，必需等到下星期一。这样直到星期一傍晚骨穿结果才出来,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时已是3月31日傍晚5时多，离120急救车将我们送到急诊室已过去3天半时间，3天半对一个急性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3月29日2时化验结果出来血小板只有17000，晚8时只有13000。而且牙龈还在继续出血，我要求医生输血小板，医生说没有。难道三等甲级医院连一代救命的血都没有吗？ 我每天都要求医生给予输血小板，但都是同样的回答。直到4月1日才输上。
    3月31日傍晚5时多，我的爱人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找我说需要化疗，说化疗有两种药，一种是国产药较便宜，一种是进口药，药名叫善维达需4000元一支，第一次需3支但需要自己购买，我选择了进口药。我说是不是这种药所有药店都有售，她说只有合肥新稀特大药房有售，我问该大药房在什么地方，她说我打电话让他们将药送来，你将钱准备好，没多久一位年轻的女孩将药送来，我也让家人送了12000元来。
    4日刘沁华医生查房时用听诊器听肺部，说肺部好象感染了，但既未让我们拍片检查又未采取措施，直到7日上午杨主任查房时也说肺部好象感染，才给我们开单子去拍片检查。8日早晨才拿到片子，胸部CT检查显示双侧胸腔见积液影，心包内未见明显积液。将近中午，医生找我去，说胸部感染需用抗感染药，让我去合肥新稀特大药房购买，药名叫威凡针，这种药第一天需用3支，第二天用2支，每支1350元。我去买了5支，下午买回来，当晚用了3支，9日只用了1支我爱人就走了，还剩一支，现该药还在家里。
    8日已经烧到38.2度，但未采取任何降温措施。
    9日早晨6：34分抽血化验，7：30分化验出来，很多指标已经没有了，但医院未采取任何急救措施，直到8：55分我从家里到达医院时听说爱人烧到39度多，而且只用冰在降温，没有采取其他任何治疗措施。我赶忙去找医生，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小男生给我爱人量血压，连续量了3次血压都是30——60，我慌了，急忙去找医生，当时床位医生刘沁华就坐在护士站，她漫不经心的说:我知道了，过了一会儿,一位护士将生命监护仪拿来，监护仪上显示心脏一直很正常，但血压一直很低（这时大约10时左右）。随后开始输氧、吊水，我说赶快输血，赶快输血小板呀!可是医生还是说没有，我说救命的血也没有吗？血站在什么地方我打的去拿，可是没人理睬我(爱人走后我才知道医院的血站就在四楼，而我们住在7楼）。随后我爱人喉咙有痰我问医生是否可以抽痰，医生说抽痰器力量较大，可能会引起大出血，但还是用了，刚用上管子里面就见血，即停止，但已经晚了，血一直顺着嘴角向外流（这时用吸痰器措施得当吗？），我一边擦血，一边跑去找医生催促赶快输血、赶快输血小板，我无数次的要求医生输血、输血小板，直到11：15分才发血，什么时候给我爱人输上血我已无法知道具体时间。这其间输的白蛋白还是我们自己到其它医院调的。直到下午2：30分爱人走了，血还未输完、而血小板一直未输。
    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位高级知识分子就这样带着无比愤恨而悲惨地永远离开了我。                                                                                    
    尊敬的陈部长，我深爱自己的丈夫，我也知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重病，但我更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经过及时确诊、联合化疗，此病的救治率达到了95%以上，连续5年持续不复发并治愈的可能性也已达到了70—80%左右，就是这样一种可以治愈的病，因为这家三级甲等医院那帮不负责任的医生，轻易地夺去我丈夫的宝贵生命，我丈夫的去世完全是由于医院和医生的严重过错所致。在为此奔波、寻求正义的过程中，我接触了更多与我一样的医疗事故受害者，非常震惊地发现，我的遭遇不是个案，不负责任的医生也不是安医大一附院一家才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毒瘤，有很多不该发生的医治死亡案件并非技术不足、设备不够等天灾，而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在为丈夫讨还公道的这段时间里，随着对中国医疗事故处理机制的加深了解，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之所以有那么多医生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表面的原因，是国家财力投入不足，作为公益单位的医院必须通过挣钱来养活自己，医生必须用各种机会来富裕自己，真正的原因，是违法违纪的成本太低，胡作非为的利润太高。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医疗事故认定和处理机制太不合理、太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社会过于偏信医院、医生的一面之辞，过于强调治病救人的不可预见性和客观风险性，过于忽视了主观努力、恪尽职守在治病救人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和核心作用，因此而制定的医疗事故认定和处理措施向医方一边倒，甚至成了医院和医生行凶作恶的保护伞，患者受害以后查证难、认定难、诉讼难上加难，不仅维权途径不宽不畅，而且维权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正是这一根本原因迫使受害人正道难走走歪道，不得不采取过激措施，来讨还公道维护权益，导致了医患关系的高度紧张，医疗声誉的社会不满，导致了医院和医生的肆无忌惮和胡作非为。要从根本上防止医疗事故的发生和医患纠纷的扩大，最主要的还是要强化医疗事故认定和处理机制。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让每一位鉴定专家必须在鉴定书上署名，并能够出庭接受质证和质询，对鉴定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尊敬的陈部长，以上是我在亲爱的丈夫被庸医害死后所作的泣诉，人死不能复生，但可以唤醒更多的社会良知，避免更多的人为事故。我诚恳地请求您重视我国的医疗事故问题，尽您的力量完善相关制度，给坏人更多的打击，还好人更多的公道。
    非常感谢您能读完一位医疗事故受害者家属流着泪给你写的信，谢谢。
                                                       
                                                    妻子 高克纯  
                                                    2009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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