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康家庭灾难史：巨额医疗费带来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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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
         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 求救性命，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
       “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
         穷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难以想像。
         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婚纱照，尽管在当地只需要几百元。
         一年春节，儿子给母亲买了几只苹果。王翠霞舍不得吃完，给丈夫和儿子一人留了一只。“过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说。丈夫和儿子很听话地接过苹果。可是几天后，儿子又拿给她两只苹果。她一看，正是她几天前给爷俩留的。
        每到假期，马铸铭就到北京打工。他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教外国学生汉语。
        一次，他给一家公司扫描资料。他时常一天在电脑前工作16个小时，吃饭只花5分钟。半个月里，他一个人扫描完12年的资料，而另外两个同伙加起来只扫完9年的资料。“我一点不觉得累，我心里很高兴：我可以挣钱了！”马铸铭说。他觉得挺可惜，要是这家公司不管饭，将那10元盒饭钱折成现钱给他，那才好呢。
         因为，“每一分钱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肾脏，他的母亲又得了子宫肌瘤，还有阑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术，后者做了1次手术。“干脆在你肚子上装个拉链好了。”马国林对她开玩笑。
         她可笑不起来。在她将子宫切除后，医生让她接受输血。“我不输！不输！”她嚷道，“哪来的钱啊？我不要输！”
           2004年初，植入的肾脏彻底坏掉，父子俩决定让她第二次换肾。这一次，王翠霞拒绝治疗。这时，因为体内大量积水，她连睡觉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这样的举动让跟着马铸铭学汉语的一位韩国学生感到不解：“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有病不去看呢？”
         马铸铭只能回答说：“这就是中国。”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生病的人们中约有一半不去就诊，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有三成没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你去给我买瓶安眠药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丈夫说。
        “那你买两瓶，咱俩一起死。”
        “我可不这么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挣钱，帮着孩子还债。”丈夫说。
          父子俩几乎是将她抬进了出租车，送到医院，做第二次换肾手术。他们感谢一位叫韩修武的医生，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医疗费。当他们根本交不起2万多元手术费时，是这位医生担保先做手术再交钱，这笔钱，到现在也还没还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