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从事医疗卫生报道十余年的优秀记者用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以“第三只眼”的医学视角，编辑出版了《谁在妖魔化医生》一书，书中以公心和善意，关注医务人员的酸甜苦辣，关注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力求恢复良好医患关系，重塑“白衣天使”形象。

　　医者和患者的共同敌人是疾病。因此，医患双方理应是密不可分的战友；理应团结一致为战胜疾病、恢复健康而共同努力。而当前，医患关系正经历一个令人忧虑的“冰期”，出现了严重的扭曲，本来是救死扶伤的医院“净土”，却被说成是“黑洞”；倍受人们尊重的“白衣天使”形象也变成了“白衣杀手”；一种畸形“职业”――“医闹”的出现更使医患矛盾趋向加剧。分析其原因，有患者因不谙医理，不懂药性，对“治愈”期望值过高而对医者产生的误解和埋怨；有因医疗制度上的缺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百姓不满意；也有个别媒体为了追求“眼球经济”而作的“新闻炒作”误导。当然，作为医疗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医院和医生也难免其责。如何恢复“医患生态”，改善医患关系，重塑医生形象，医院应该怎样做？如何当一个好医生？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2007年，一位干了２０多年的外科医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我决定不再做医生，哪怕是去街边弄个铁桶卖烤红薯，哪怕是去擦皮鞋……”他认为，“医疗方面的负面新闻，一个连着一个，舆论一边倒地倾向患者”，“社会已把医生整体妖魔化”，医生越来越没有职业尊严感了。　　　

    宁愿擦皮鞋，不愿当医生，这也许只是一句赌气话，却折射出了很多医生的真实心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医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然而，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医改方案尚未出台，各种矛盾暴露凸显，医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其受尊重程度确实有所滑坡。但是，最让医生们无法承受的，并非老百姓的怨恨，而是媒体的“误读”。面对越来越多的医疗卫生负面新闻，很多医生感到委屈憋气，抱怨媒体把医生的形象毁了，让医生尊严扫地。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不可否认，前些年，不少媒体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报道，存在歪曲事实、以偏概全等现象。但是，随着媒体越来越成熟理性，大多数报道还是客观公正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是支流，负责任的报道是主流。医疗卫生行业负面新闻的增多，并不说明媒体对卫生行业存在偏见，而是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能力越来越强。因为媒体是“环境守望者”，它随时都在睁开眼睛监督社会。“坏消息”越来越多，恰恰证明媒体没有闭眼和失语，这是社会开放进步的标志。近年来，媒体不仅曝光了天价药费事件，也曝光了水污染、灰记者、黑砖窑等负面事件。这说明，记者监督社会的眼睛越来越敏锐，不管什么领域，只要存在阴暗角落，都有可能被曝光。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积弊甚深，而公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正是为了推动改革和进步，而不是故意与医生为难。

    正确看待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医生摆正心态的第一步。我们固然反对媒体“妖魔化”医生，但是，如果把所有批评医生的报道都视为“妖魔化”，也是不理智的。事实上，在整个媒体报道中，误读医生的报道只占一小部分，构不成卫生新闻报道的主体。因此，对于极少数不公正的报道，医生不必过度敏感，更不要轻易放弃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赌气去“烤红薯”、“擦皮鞋”。其实，如果医生把舆论监督看作是“体检”和“会诊”，心态就会平和得多。媒体指出医生的“病根”，有时很温和，有时却很尖刻、很无情。不管怎样，其目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所以，医生不应把批评都当成恶意，讳疾忌医。　　　
   

    事实上，除了自己，没有谁能诋毁医生这个群体的形象，也没有谁能拔高这个群体的形象。维护医生的职业尊严，最终还要靠医生自己。因为，尊严不是谁赋予的，而是自己赢得的。一味抱怨外界环境，只能加深怨恨，使人消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惟有“以直报怨”，用仁心仁术证明自己的德行，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误读，重塑医生的良好形象。　

     作者手记：我曾提出过“不要丑化医生形象”的观点，本文来了个大转弯，希望医生不要总是抱怨，这是否有见风使舵、自相矛盾之嫌呢？　　　　

    其实，这是一种辩证思维。作为记者，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理所当然。当医生受到不公正的评价时，必须挺身而出，为医生鸣冤正名；当医生过度夸大社会的妖魔化程度，并以此作为逃避舆论监督的借口时，必须给予提醒，让医生正确看待舆论的社会功能。事实上，在一个媒体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医务界应该主动认识传播规律，适应新的形势，正视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而不应过多仇视和指责媒体。我之所以站出来批评医生中的错误认识，目的还是为了让医生赢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因为回避和掩盖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更不能让污点成为美痣。　　　　

    我非常欣赏一句话，那就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就职时演说中所言：“身为政治领袖，接受批评，还有偶尔一点赞美，是工作的一部分。为政者埋怨传媒，好比水手埋怨大海。如果受不了带盐海水扑面的刺痛，那么一开始便不该跑上甲板。”对于医生来说，这句话同样值得回味。

近日，“首都十大健康卫士”推选结束。仅一个月时间，就有４０多万人参与投票。其踊跃程度，令人惊喜。　　

     在“眼球经济”盛行的今天，人们似乎对五花八门的评选有点“审美疲劳”了。然而，一次医务人员的评选，却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既反映了公众对好医生的敬仰，也折射出医患关系真实而美丽的另一面。　　　

     最近，北京市卫生人文精神调研课题组选择北京市１０家医院，抽取１０００名医务人员和１０００名患者进行问卷分析。调查显示：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度（相当信任和比较信任）高于医方对患方的信任度。医方对患方的信任度为６６?3％，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度为７４?1％。由此可见，“医患生态”的不协调程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总体上，医患关系是基本和谐之中存在着局部的不和谐；大的和谐之中存在小的不和谐。　　　　

    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医生确实过高估计了患者的“敌意”。他们把患者当成潜在的对簿公堂者，对患者“防卫过度”，有没有必要的检查都让做，以备法庭举证。一些医生不再愿意冒风险，把看病当成了“修理机器”，把术前谈话变成了“风险罗列”，医患之间缺乏感情的交流。结果，医生和患者互相提防，都把对方当成了“假想敌”。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医疗费用过高的因素；也有某些医务人员忽视患者利益，行为不规范、质量不高、态度不好的因素；还有患者不理解医学的风险性、局限性的因素。在如此复杂背景下，个别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放大了“医患生态”的恶化程度，加深了医患之间的误解。有的不加核实地报道极端案例，把普通的医疗纠纷上升为“医患战争”；有的不尊重医学规律，把医疗活动机械化、简单化，使患者误以为“钱到就能病除”；有的“妖魔化”医生，称之为“杀手”、“白狼”等。这些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负面评价。　　　　

    应该说，医患双方是平等的。然而，由于医疗消费不是患者的自主消费，而是医生的指导消费，患者相对处于弱势。因此，化解医患矛盾，关键在于医方。患者有病求医，本身就是相信医生，如果医生能够处处为他们着想，使其减轻痛苦，减少负担，绝大多数病人对医生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个别患者不理解医学的复杂性，无理取闹甚至伤害医生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绝对是极少数。医生不能因此而消极抱怨，甚至“无为而治”。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害。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医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古人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人民就越是呼唤好医生。而医生也当回应这种期盼，以心换心，主动迈出修复“医患生态”的第一步。　　　　

     作者手记：2006年北京市的一份调查报告，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我们了解的医患生态居然存在“错位”，很多人高估了患者的敌意。医生总是抱怨被“妖魔化”，感慨患者不如从前。其实，这种感觉并不真实，而是夹杂着自我判断和主观臆想。孔子云：以直抱怨。这是何等的人生智慧，值得医生借鉴。

2003年7月，人类历史上首例成人头部分离手术不幸失败，伊朗连体姐妹拉丹和拉蕾在90分钟内相继离世。“姐妹花”香销玉陨，留给世人的不仅是惋惜，还有对医学失败的思考。　　　

    一部人类医学发展史，就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历史。纵观古今，每一点医学进步，无不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学上的失败与成功，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因为一个生命的逝去，往往可以使更多的生命避免重蹈覆辙。拉丹和拉蕾就是这样一对为人类医学进步而献身的姐妹，她们追求自由、敢于牺牲的精神光芒，如同不落的星辰，永远闪耀在天地之间。　　　

    勇者无畏，拉丹和拉蕾是全人类的英雄。作为连体姐妹，她们顽强地走过了29年的人生历程。为了摆脱痛苦，她们曾请求一位德国医生做手术，但这位医生以手术风险太大为由拒绝了。然而，姐妹俩并未就此放弃梦想，成为“自由人”的渴望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新加坡成功为一对连体婴儿做了分离手术的消息传出后，她们的心中再一次燃起希望的火光。当医生告知她们，手术中两人死亡的可能性极高时，她们依然不改初衷，含笑走上了手术台。尽管手术失败了，但她们却用生命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次手术中，失败的医生不仅没有受到责备，反而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医生们怀着仁爱之心，不因可能出现的失败而退缩，尽心尽力挽救痛苦的生命。尽管他们失败了，但虽败犹荣。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勇气，值得人类永远记住。医学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因此，医学的进步离不开社会对失败的宽容。在一个充满宽容和理解的社会中，医学创新的步伐必然会加快，人类战胜疾病的希望必然会增加。　　　　

     这不禁使我想到了我国的医患关系。一度时期，医疗纠纷不断，医生和患者之间失去了应有的理解和信任。个别患者不能正确对待医学的失败，一旦发生意外，不问青红皂白，动辄闹医院索赔偿，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为此，一些医生也只好采取“过度防卫”措施。最终，患者的利益和医学的进步都受到了损害。这说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何等重要。　　　　

     一次手术的失败，并不能阻挡医学的进步。这正如一次航天飞船的失事，并不能阻挡人类探索太空的进程。多一分对医学的理解和对失败的宽容，这将是人类之大幸。　　　　

     这使我想起一本《名医手记》，书中收录了许多著名医学专家的自述。一些名医不仅讲述了自己成功的辉煌，而且毫不讳言“走麦城”的经历。有的医生虽已成为医学界的泰斗，但他们仍念念不忘失败的教训，并满怀愧疚，其勇气和坦诚令人敬佩。　　　　

     医生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高责任的职业，尽管每一位医生都渴望成功，但谁也无法避免失败。成功的美酒固然令人陶醉，失败的苦酒却令人清醒。名医之所以成为名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正视失败。他们汲取教训，并时时提醒自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他们深深感激患者为此付出的痛苦和代价，以更加精湛的医术回报患者。敢于承认失败，敢于承担责任，是一名医生起码的道德。这不仅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也体现了对科学的尊重。　　　　

    当然，并非所有的失败都值得理解和宽容。少数医生冷漠麻木，敷衍塞责，对患者缺乏应有的同情和关怀，甚至酿成不该发生的悲剧。面对医疗过错甚至事故，他们不是认真总结教训，而是千方百计推卸责任，甚至采取涂改病历等手法，掩盖真相，欺骗患者。此种做法既损害了患者的利益，也败坏了医生的形象，更不利于医学的进步。这样的失败，是无法让人宽容的。　　　

    作者手记：每一次手术，必然有两种结局：成功或者失败。成功固然令人喜悦，但失败也并非都是悲剧。伊朗连体姐妹为了争取独立和自由，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何等的悲壮！我为姐妹的勇气而肃然起敬，更为医生的无畏而自豪。在医学界，失败的英雄同样让人景仰。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很多医生“带着钢盔开着坦克”行医，自我防护意识越来越强，不愿再做有风险的手术。 　　医学是一门探索科学。人类对自身和疾病的认识，至今还处于“童年阶段”。面对充满未知的世界，医生只有不断探索，才能获得新的认识。而探索则意味着冒风险。 　　

    医生不愿再冒险，这是医学的悲哀，也是人类的不幸。一代名医张孝骞曾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从医的谨慎。在医患关系和谐的年代，医生的失误往往能够得到患者的理解，而这又促使医生不遗余力地为患者治病，从而加快医学的进步。如８０年前，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误诊为右肾瘤，并导致“错割腰子”，却仍为医院和西医公开辩护，成为一段意味深长的佳话。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过度防卫，该做的手术不做了，该冒的风险不冒了，该创新的不创新了。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愿做“太平医生”，这确实是个危险的信号。 　

    为什么会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矛盾日益加剧，医患之间互相设防。由于医疗行业的腐败现象被频频曝光，加上很多媒体的不客观报道，医生的形象由“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杀手”。不少患者对医生“爱恨交加”，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有怨气。结果，病还没治，隔阂已深。在这样的心态下，患者自然不能理性看待医学的风险，一旦出现意外，就会认为医生“心太黑”。有的患者甚至砸医院、打医生。 　　对此，很多医生内心充满矛盾和苦闷。他们既希望探索医学禁区，又害怕患者无理取闹，使本来单纯的医学问题，最终上升为法律纠纷。而我国法律规定的医生“举证责任倒置”，也使医生处于不利地位。为此，许多医生只好选择“无为而治”。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不仅阻碍了医学进步，也损害了患者的根本利益。要想打破僵局，医患双方都需作出努力。 　

    作为患者，要尊重医学、理解医生。医学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人，千变万化的病情。由于个体存在差异性，即便是同样的病情，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疗效也可能迥然不同。其中原因很难说清，并不都是差错事故。这就是医学的局限性。有人曾把医生比喻为飞行员，说明其风险性。其实，医生的风险远远大于飞行员。这是因为，飞机的结构再复杂，也无法与人体的复杂性同日而语；乘飞机的死亡率不足万分之一，而很多复杂手术的死亡率却超过千分之一；在气象条件不佳或飞机有故障时，飞行员可以拒绝起飞，而当患者病情危急时，医生不能坐视不救。 　　

    作为医生，要有为科学、为患者献身的精神。一名医生如果不愿冒险，就只能成为“修机器”的匠人，而不能成为医学大师。医生的冒险精神不仅来自于对真理的追求，也来自于对患者的感情。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医生深怀仁爱之心，患者都是通情达理的。 　　当然，患者理解医生也是有条件的。在临床中，尽管误诊是客观存在的，但医生不能以此为借口，无视生命的尊严，随意让患者付出无谓的牺牲，承受无谓的痛苦。患者可以宽容正常的失误，却无法宽容因敷衍塞责、草菅人命造成的失误。 　　

    医生承担风险，还是逃避风险？这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作者手记：医学是一门探索科学，没有冒险精神，就没有医学突破。一个医生不愿冒风险，也许是个人的问题。而当大多数医生都不愿冒风险时，则是体制的问题。从长远看，患者是最大的“输家”。因此，面对这一现象，我的内心充满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