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有偏见的＂文化大咖＂们
中医作为祖国传统医学，千百年来为国人健康保驾护航，但近代却有这样一群文化大咖认为中医不科学，甚至痛批中医。有意思的是，当他们患病之后，竟多亏了中医药才得以康复或续命，笔者在此与您盘点一下。
胡适先生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他从思想深处对中医学有一种反感，所以有病只求救于“建立在科学思维方式之上”的西医。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胡适极为尴尬。
1920年11月，胡适罹患糖尿病与肾炎，在北京某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后来，朋友建议他去看中医，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了他的重病，胡适被推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1921年，胡适再为朋友题字时候承认“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给陆仲安先生为我诊看……现在竟全好了，颇引起西医的注意……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从中不难看出，表面一直对中医非常敌视的胡适既承认了中医药治愈自己疾病的事实，也对中医药的真实价值有了领悟。更有力证明的是后来胡适还力劝罹患晚期肝癌的孙中山试诊中医。
鲁迅是中国文坛的泰斗，他对中医的反感可能始自其父死于“成对蟋蟀需要原配的否则便无疗效”的中医之手。再后来其在日本仙台所受的西医教育可能更加深了他对中医思维方式的轻视和厌恶。所以他用一贯的风格犀利地说：“我看不懂中医理论，所以它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但当鲁迅回国之后，特别是成家之后，爱人许广平因过度劳累，患有妇科病，服用“乌鸡白凤丸”之后很快见效，还有家里老人小孩患病也用中医药治愈。鲁迅先生逐渐扭转了自己偏激的观念。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先生不断整理收集中国古代中医药典籍，二是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自己利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经历，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变得科学和实事求是了。
梁启超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人物，对一切旧事物都抱有抵制排斥思想。他曾痛斥中医五行学说，认为两千年来，中国硬把宇宙无量数的事理现象归为五类，以此支配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是学术界的耻辱。
后来，梁先生患病却还是采用中医看好的，1918年他在日本医生得了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咯血，西医治疗十多日，病情也不见好转，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去探视（唐天如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
至于后来梁启超因病在西医院切了肾拔了牙，被误诊误医之后仍偏执地力挺西医，这段属于误传，实际上是，他患病之初就要找中医名家唐天如看，但唐因有事赶不过来，在周围朋友劝说下，才去了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诊治。
郭沫若早年也是不相信中医的。他在《独立评论》发表评论提到：“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1945年，郭沫若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中医的偏见敌视，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
老年时，郭沫若因右侧肢体活动不利，以致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后经人推荐得到著名医家郑卓人医治，服用了3个月的民间验方桑枝酒，肢体竟活动自如了。
从此，他不但不反对中医，反而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曾给河南中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题写校名，并为《简明中医辞典》等中医类书籍题写书名。
综合看来，以上这些新文化大家抵制中医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中医理论和他们在留洋海外接受的新文化相悖，套用他们的话就是“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二是他们大多讽刺批判的是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庸医和故弄玄虚、敷衍了事的行医作风，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三是当时中华民族陷入危机，文化志士希望引进西方文化和技术，以此富国强民，自然会借批判中医、传统文化表达救国救民的迫切愿望。当然，人无完人，大师也有走眼跑偏的时候，只要最终能理性看待中医药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