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笔者户籍所在村民小组有147口人，前几年合村并组，由于人数少，被划归为自然村，由乡镇政府所在行政村管辖。为管理方便，村委采用了分组治理的方式，笔者所在的自然村为第四组，1月28日，进行了一场小组长选举会议。
(一)
按照三年一届的任期制，在2020年7月份就应该进行重新选举小组长。当时，村委主任在村民群发布消息：“计划7月25日召开会议，请各家各户派一名代表回村参加换届大会，行使投票权。”但村民纷纷托辞由于疫情原因，刚出来务工，没有时间专门赶回。村委主任建议可以通过微信投票，网络召开会议，也被村民拒绝。托辞原因多为：“手机不太会玩；又不是着急的事，不急于一时。”笔者在访谈中得知，村民拒绝的真正原因在于：微信投票对于他们而言，是新奇的事物，担心有背后操作的空间，害怕有人使用一些“外挂”的手段，借机竞选。”对于外挂，笔者进一步了解，才知道很多人热衷于网络赌博，因为有一些人会通过一些付费的APP增加自己获胜概率，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让村民有了忌惮。其实，访谈中发现村民并不是不会使用微信投票，只是因为比较重视组长的选取，认为现场选更好一些。于是，经过协商，考虑到将近60%的人在外务工，无法赶回。换届会议时间定于2021年1月28日。访谈中笔者问到为什么不索性过完春节再开会，大家认为当地的传统惯例“欠账必须年前结清，否则对于双方都是晦气，而且来年必倒霉运。”村民都认为会议推迟是由于在外务工的人造成的，他们认为这是欠下的一笔帐，春节前（农村更多的看重农历）必须还清，这样2021年开局之年顺顺利利，所以一些往年春节前两天才会赶回的人今年为了参会提前都回来了。本可以代票选举，但是大家认为这是自己许下的口愿，如果延误，是对“老天”的不敬。其实这里的老天是一种村庄集体或者第四组集体的指代，惩罚也主要来自于集体的批判。当然也有“神”的指代，比如一年之中，诸事不顺，就会认为是神在惩罚自己。这里的神之所以能和选举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大家认为村中庙里供的菩萨保佑着村庄的人，但是村中的人也要共同维护好集体的利益。所以选举和集体利益挂钩，而菩萨又和集体利益挂钩，选举也就大家视为菩萨也会重视的一件事。这个也可以体现在以前是村长，现在被称为组长在庙里有优先上香、祈福的权力。
按照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也就是本次召开的会议应该是全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都应该参与投票的大事。笔者一直在外求学，未曾亲历过选举大会，问父亲自己是否可以参会投票，父亲回答不可以。然后父亲介绍了村中一直以来不成文的规定：“老子不死，儿子不大。”确定选举人代表，也就是说按照宗族来划分，村中共有任、高、李、王、薛五大户。但是由于五大户的老人都年满六十，他们已经被默认退出村庄公共政治、文化生活舞台。于是五大户的第二代由于兄弟众多，多属于分家立业，所以各自作为各自家的选举人。参会的逻辑“老子不死，儿子不大”，举例来说：即便是高姓中第三代子女多已经结婚且存在分家单过情况，村中人也默认其没有投票权。反而李姓大户中第二代儿子有一人因病去世，虽然去世人之子年满18而且并没有结婚，但是按照惯例，他要成为户主代表。另外一家人本该参会的丈夫由于身处高风险地区没有来得及返乡，希望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儿代表参会，但是村主任认为可以找本家的子侄辈一人代替或者弃票，过往没有女性参会的惯例，而且其妻子和女儿也认为自己参会不当。究其原因，在于村中的各大族惯例上不允许女性进家族墓地祭拜，虽然法律规定基层应该是村民代表大会，18岁以上人人参与，但是显然法律规定并没有消解村庄政治文化，男女平等的理念没有体现。于是，按照惯例的承袭，本次村民代表为任姓（10人）、高姓（8人）、李姓（4人）、王姓（2人）、薛姓（1人）。
(二)
笔者所在的任姓家族早在2020年7月份就开始讨论家族推举一名代表参与竞争组长职位，由于村委规定当选的小组长要保证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村里居住，以方便为村民办事。于是大家将目光聚焦在在村里养猪并在镇上开了屠宰店卖肉的二叔和承包了村里三分之一土地的堂伯。在外务工的叔叔、伯伯以多种方式轮番劝说，二叔和堂伯始终拒绝参与竞选。在他们看来小组长没有实权，村里也没有什么工程项目，自己上去就是跑腿办事，耽误时间不说，还容易得罪人，这还可能影响自己的卖肉生意和种地收入。无奈之下，大家将目光聚焦在游手好闲并且多年不和的堂叔身上。堂叔是独生子，多年与家族的兄弟们都有借贷关系却一直没有偿还，所以大家都与他面和心不和。值临近选举之际，多年与他不说话、家族聚会不邀请他的叔叔伯伯们主动找到他并表明希望他参加选举。虽然众人认为他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是都认为任姓作为村里的大户，平时可以有内部的吵闹，竞争小组长意味着村中话语权的争夺，必须团结起来，否则以后众人在村中就没有什么面子可言。堂叔虽然私下不愿意，但是被邀请到众家叔叔伯伯家轮番喝酒，这些家族酒局他之前一直是被排斥在外的，感觉自己今年受到大家的重视，向众家叔伯保证自己一定会竞选，并且会做好工作。笔者分析，家族叔伯知道小组长的合适人选并不是堂叔，但是却还是力推他，一来是指望他能够在担任小组长的时候优先照顾本家，二来选举的会议中是彰显团结和凝聚力的时机。说实话，其实本家的叔伯兄弟家庭之间由于结婚时分家、土地不均相互之间也互有嫌隙，主要是婶婶们之间表现更明显，二婶和四婶由于占地的问题两年没有说过话，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相比之下，兄弟之间更在意的是对外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印象，尤其是作为人口大户。
作为一直以来主要的竞争对手，高姓家族则推选了在家承包土地的种粮大户高明，据了解，他本人是拒绝参与竞争的，原因则是担心自己竞争就是撕破脸皮，这样自己从任姓家族承租的一些土地被收回去，这样影响自己的收入。并且他认为自己与村主任的关系并不好，自己的种地多项补贴要靠村主任上报，自己提前了解过村主任钟意的人选是赵贵，一旦参与竞选，再加上李姓的四户从高姓8户中借款20多万，肯定会投票支持高姓选出的人，这样自己会有绝对的胜算。这样一来，赵贵无法当选，村主任会在会议出现难堪，让村主任下不来台，难免自己会被穿小鞋。另一方面，迫于家族兄弟的压力，自己又不得不参加，甚是为难。
李姓4户和王姓2户，都认为自己人数少，竞争力不大，并且在诸多事物中依赖任姓、高姓两大家族的成员，所以没有准备参选。笔者了解到，2017年的时候，李姓中有一人准备竞选，被他们本家众兄弟劝退，认为村庄话语权一直都是任、高两姓轮流把持，李姓竞选就是直接得罪两家人，而且由于一户一票，败选也是注定的，没有必要。不参与竞选，也无法脱身于竞选这一事件。更为烦恼的是支持谁的问题，由于村庄互惠性人情、利益交换的存在，也就是交往的基础建立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到处于依附方地位的人的支持，否则就会被惩罚。所以这六户人并没有达成统一，并且避免谈及这个问题。因为五户人都属于在家种地，与任姓或者高姓存在不同的情感、利益关联，各人有个人的盘算。但总的选择比较链：先盘算与自己利益关联最大的一家是高姓还是任姓，在核算收益和损失之后，自己才会决定选谁。
赵姓1户也就是赵贵，本属于隔壁村村民，但是由于他家的土地在我村宅基地附近，两年前他与我村一村民用4倍的耕地换了4间房子的宅基地并且很快地建好房子搬了进来，两村村委为了管理方便，便将赵贵从原村委划归自然村所在小组管理。赵贵也是种粮大户，一年光靠土地收入7万元左右，由于自己作为外来人口，又要定居在本村，下雪了早早地将公共道路的雪清扫，自家种的蔬菜也会送给常年外出务工过年回家的村民，热衷于维护公共空间卫生等，帮着原小组长和村委干了很多事。在他看来，自己属于外来户，只有多参与一些公共事物，大家才会接纳他。因为他脱离原村委后，原来村中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不乐于与他们相处，逐渐断了交往。同时，移民到新村后，大家虽然没有表示不欢迎，但是一些属于聚集性的活动也没人主动邀请他。不过对村里各家的帮忙倒也搏得好名声，自己也愈发感觉逐渐在融入。
(三)
1月28日上午11点左右，第一、二、三组的组长作为观会代表到了原小组长家中，各户的代表也陆陆续续到达。将近11点15分左右，村主任带着任姓和高姓的两家在世的四位老人（男）抵达会场，然后向众人解释，这次四位老人开会是村委临时决定，他们不行使投票权。村委只是想让四位老人见证并且谈谈他们对三位候选人的想法。由于会场不允许旁人进入，笔者只能根据事后对村主任的访谈了解到：他知道各家为了所谓的面子和并不存在可能性的利益优先分配权，会竭力的推选“自己人”。这样的话看似面子有了，但是推选的人本身服务能力、意愿都不强，反而不能为大家办事。这会让四组在一些资源竞争中比不过其他组。但是他们众人都看不破这个道理，而各家老人由于常年居住在村里务农或者养老，对几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往往也是比较公道的，并且他们说话本家人容易接受，他们事前点评一下候选人，会让投票更加集中。”四位老人点评意见一致倾向于赵贵，会议的结果是堂叔和高明主动弃权，22票赞成、2票弃权，赵贵当选。在对四位长者的访谈中，他们谈到：“现在自己在家族基本不主事，年轻一辈多数都是外出务工，只想着自己在外务工一旦有事，组长是自己人方便办事，根本不体谅想要推选在家谋生的这些人。这些在家务农或者养殖的人多多少少都与各家有着经济和土地关联，他们并不是不想做组长，只是他们的盘算是组长的身份会导致自己无形之中得罪人，村里的人往往一点小事中吃亏就会相互断掉联系。没有相互体谅，只想着面子受损，任姓和高姓的候选人怕“里外不是人”才会有这种被逼参与竞争。村主任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会议现场谈谈想法，这样的话，自家的年轻人迫于现场氛围，哪怕心理不服，也会顺应情境，去判断出真正值得自己投票的人，赵贵的当选是我们四个老人出现就注定的。”
1月29日，村民们吃过早饭在一片空旷的小广场聊天，人员组成主要为任、高两姓的村民，也不知是谁引起的话题，大家都参与开始讨论前一天的选举，村中的第三代年轻人尤其亢奋，认为本村这么多人，不让年轻人参选也就算了，竟然要由外村人管事。参与过投票的村民见势也提出觉得有些不妥，认为昨天是碍于会场的老人和村主任的面子，才投了票。但是别的村都没有这样的外人做组长惯例。于是，大家推选了两姓中的五人并叫上赵贵准备要到村主任家要个说法。也不知道是谁知会了村主任，正当大家开车准备去的时候，村主任和乡政府的党政办主任到了议会的广场，并且让赵贵挨家挨户将人叫到广场开会。党政办主任对大家说到：“充实基层建设力量是乡村振兴的需要，我也不讲官话，你们第四组村民家家户户日子过得不错，这都是你们自己在外务工换来的。可是路啊，桥啊，自来水塔的维护啊，总需要有人去做啊，你们两大家族推荐的人自己想想是否真的合适，真的愿意去给大家服务。做小组长要识字，要看文件，赵贵好歹初中毕业，其他两人都是小学都没读完，这不合适啊。他搬到你们村两年了，平时干活人家干了，现在选举了，又把他当外人了。再说，现在上级有要求，小组长必须是党员或者能干的积极分子，赵贵是，其他两人都不是，你们所在小组147人，只有任姓第三代出了个研究生党员，总不能让他还上学就回来吧。赵贵是和你们住在一起的，有着共同的利益的，如果他不行，我们严格落实文件精神，派个其他组的过来做小组长，你们还有话说吗？”众人没有应答，随后，村主任和众人起哄，让赵贵在家炒几个菜，请各户的代表吃饭喝酒。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四）
选举前无论是任姓家族明知不合适的人也要强行推选，还是高姓家族强迫着本家人竞选，这背后都反映出村中选举背后的逻辑：兄弟多的人“好”当官。这个好，一是可以解释为容易当官，因为选票占绝对大多数，这也是为什么李姓、王姓家族不准备参选的原因；二是可以解释为喜好当官，因为当官在村庄意味着面子。成为组长在大家看来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种身份、地位优势具体现在家族的婚丧嫁娶。小组长虽然不算官，但是由于笔者所在村委是乡政府所在地，历任小组长都会与乡政府和县里的一些部门领导有工作的交集，也会将一些领导干部发展为自己的朋友，相应的会有“办酒随份子”的人情往来。小组长所在的家族邀请到这些人的几率更大，相比于同村其他人，就会显得自己的宴席上排场更大、家族背景雄厚。还有一个是优先“上香”优势则体现在村中上庙里祈福的“头柱香”的权力。按照习俗，村里人在正月初一凌晨都要到庙里进香祈福，按照迷信的讲法，头柱香是菩萨清醒的时候，也就是恩惠最多的一刻，所以几大家族关于头柱香机会的争夺前几年一度发生过打架、骂战。后来经过村委和老人协商，决定由小组长所在家族上头柱香。所以竞选小组长也是竞选优先支配权。还有一些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优先分配权，村委的公示栏并不是所有事项都会公示，近几年会有一些补助款项由于名额有限，村委把名额分给小组长后由小组长自行分配，原则就是不出事。所以小组长在考虑到不同家族均衡的同时也会偏私于自己家族，而这些一般而言是秘密进行的，拿到补助的人不会示人，没拿到的只是猜测也没有办法证实，所以村庄政治逻辑往往是公开化与私密化同时进行，为了利益或者是话语权的争夺，自然各个家族就有了联合的动机。当然，这种丝毫不担心不合适的人担任组长会因为无能办错事的无惧感来自于，组长并不掌握资源分配权，村委的决定都要经过公示栏，一旦发现偏私行为，村民会越过组长直接找村委或者乡政府上诉。组长办错事，由村委负责人负责，一直以来，并没有相应的文件予以惩罚，在村民看来，小组长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半工半耕的家庭生产方式使得在外务工的村民在村里的代理人。近几年，村里经常会上报各类型数据享受补贴的事情，由于在外务工的人没有时间赶回，自己家中的老人又已经年迈，就会请信得过的人帮忙申报。例如，2019年，村委通知种植红枣土地面积上报来划定享受补贴金额来看，由于对于第四组共有的土地面积村委是知道的。这种情况下，有人多报就意味着有人利益要受损，如何选定与自己有利益冲突但是又值得信任的人呢？第一，是自己的本家人，基于血缘的关系不仅具有天然亲和性，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信任也是天然的。这本是正常的逻辑，然而高姓中有人将自己哥哥的实际面积报少，自己的报多。被本家其他兄弟知晓后集体孤立，孤立的方式就是腊月23日的小年，按照惯例，各家都会组织家族的聚会、集体的上坟等活动，这次都没有叫他参与。第二种是自己同村的好友，两者之间一般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是不平衡的。也就是前者占有资源的优势让后者存在一种依赖/义务感，双方日常交往是互惠性的，但是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后者一旦损害前者利益就会被前者拥有的绝对惩罚权而致使得后者付出较重的代价。就如前文提到被收回土地的暂种权。这是村里个体间交往关系的维持与惩戒的方式，同时谁是谁的自己人？这些在村中都是清晰的，一旦有人因为某事破坏关系，就无法在村庄继续有好的名望，也会失去其他人的信任，会遭到集体的道德贬斥，所以从整个行政村来看，由于不同的组主要构成人员属于移民来自不同的村成员，在日常交往中出现一种陌生化。但是第四组本组主要人员构成依旧是一个较为紧密的共同体，这种公共的道德还可以起到制衡和制裁个人行为的作用。
村民为什么变得“自私”？以家族荣誉为名参与竞选，无论是高姓或者是任姓都能够团结起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不愿意竞选的候选人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但是这些被推举的候选人哪怕会暂时的推脱家族兄弟的期望，依旧能在纠结后有自己的意志表达。这正表明了家族关系的强关联，这种强关联让自己的“违逆”有恃无恐。但是相比之下，王姓、李姓在关于推举候选人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与两家的利益往来，担心选择失误，自己暂时租借种的土地被对方收回，甚至对方与自己断绝往来。这却反映了不同家族之间人情交往的弱关联。同时弱关联的出现也是因为笔者所在小组将近60%的人在外务工，这些人之间平时很少有联系，过年回家相互之间还会比较收入的多少，在大家心里甚至有无形的竞争关系存在，所以共同话题逐渐减少，以前谁家有事，全村一起帮忙，现在变得孤立化，也就变得锱铢必较。也就是说，血缘关系是稳定的，是强关联关系。而同村人之间利益交往不仅是随时可以割裂的，而且往往难以重建信任，很难修复的，所以是弱关联关系。无论是强关联还是弱关联的存在，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都建立了一本自己的“帐”，主要内容就是人情往来的综合比较，受困于村民之间相互的利益算计。即便是选举小组长这样的大事，大家也并没有上升到村庄公共政治的高度看待，甚至已经丧失了公共精神。全员参会、现场参会这样的重视也多是基于利益的驱动。所谋算的也只是小组群体内权利和话语权的博弈。其实第四组比赵贵有能力、有魄力的人很多，但是出于务工收入大于在家务农兼职小组长的收入目的不愿意出任小组长，是因为小组长本人并不属于村委的干部，不享受相应的国家补贴，只有村委集体经济收入的一些“误工费”补贴。笔者这一代也就是第三代有很多年轻人高中辍学后在外务工，也学到很多新技能，也有回到村委帮忙致富的想法。但是无论是小组还是村委，目前仍然是属于“论资排辈”类型的村庄政治，也就是中年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物，年轻人仍旧不被重视，所以很多年轻人在外务工或者经商，在村庄的集体活动中，即便是过年回到家中也鲜能见到。所以这种弱关联也可以体现在务农和务工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参与村庄公共事物。
理性选举的实现在于村主任的破局高招。一是以“孝”制人，巧用老人化解选举危机，老人突然出现在会场并且基于从维护公共利益和根据过往经验的出发点当众支持赵贵当选，这让本来一心只是为了家族面子的任姓和高姓的参会人必须要在会场服从老人决定彰显“孝”的形象，这种情境下违逆老人也是一种对家族面子的损害。二是以理服人，善用上级宣讲解除村民心中的芥蒂，面对第四组村民第二天的不满与意见，村主任请来上级领导宣讲，一来是借用上级的权威和村民对上级的信任而让村民承认选举的有效，二来是上级的政策宣讲可以有效地澄清自己在选举前看中赵贵，被村民认为一切是自己的“偏私”操作的误会，巧妙化解自己的尴尬处境并借此维护好并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三是以威压人，敢用酒桌狠话坚持原则。在酒桌和村民代表们喝酒的时候，一方面称兄道弟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作为村主任的不容易，表明自己和大家不是对立的身份关系，另一方面借着酒劲表明如果大家仍然有意见，自己今后给第四组照章办事，不讲情理，让村民心中有一定的忌惮。村主任坦言这是酒桌文化，说的话既能当真，也不能当真，这样即便有心人想要上诉，也没有把柄可抓。但是借助于酒桌自己确实重申了要求，一举多得。
（五）
反思：基于血缘形成的兄弟关系对内会因为具体的经济利益而变得不和，但是对外还是会倾向于团结起来实现特定的目标。对菩萨或者神的信仰对于村民依旧具有约束力，但是涉及到利益比较的时候，信仰不会被考虑甚至会自我消解，“神”更是一种实用型的工具。伴随着村民谋生职业的多元化和打工居住的分散化以及村民之间收入的攀比心理，曾经紧密的公共秩序逐渐瓦解。村庄的保守型发展让年轻人有建设家园情怀却没有干事创业的舞台，这个村庄抓不住年轻人的心。村主任的工作方法是情、理、法多种多样的结合，这要靠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必须真正与村民打成一片。
本文作者任亮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