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关的门卫，撤了吧

    因该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没有享受到，江苏兴化市民张云来到兴化市政府反映问题，门卫以为“事情不大”，拒绝让其入内，双方发生争执，后来传达室数个门卫一拥而上，将张云摁倒在地殴打。(1月10日《扬子晚报》)

　　门卫，在封建时代叫做门役，从来就没给过人们好印象。在小说里，我们见惯了古代官衙门役是如何凶神恶煞般对待老百姓的诉求的。想不到时序进入21世纪，人民政府的某些门卫依旧是这付德性。

　　凡是去过政府机关办事的朋友都有这个印象：政府衙门、机关单位总是高构深垒，戒备森严，大楼一个比一个雄伟，院落一个比一个幽深，门卫更是一个比一个眼睛睁得圆，防贼一样地盯着出入大门的人，脸上肌肉僵硬，有刀枪不入的架势。留难、阻扰甚至殴打来访者，绝对不止兴化市政府这一家。曾经有媒体报道，有智障群众在政府机关门前吓得尿裤子。这样，无形中将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人民隔离成了两个世界。

　　这其实怪不得门卫。他们之所以如此，正是政府机关赋予他们的职责。笔者见过的政府机关订立的门卫制度，其规定条款如出一辙：“严防闲杂人员进入大院。”比如广州花都区公路管理局的传达室的墙上，贴着09年4月订立的门卫制度，赫然写着：“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机关院内，对陌生人员或可疑人员要提高警觉，对出入大院的外来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严防闲杂人员进入大院推销业务、乱窜或作案，维护机关大院内治安和正常的办公秩序。”政府机关有如此严明的规定，门卫不过照做而已，责怪门卫，道理不充分。

　　问题是，政府机关究竟需要设置门卫么?

　　记得从前，一般政府机关，是没有门卫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背个背篓，拖个草鞋，也可以自由出入。有旅法人士回国谈到法国某市，市政府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四层小楼，如果没有欧盟旗帜和法国国旗，简直就和居民楼毫无二致。更奇的是楼前既没有任何围墙，更没有警卫和保安，老百姓可以随便出入。如果你不是当地居民，恰好内急，你可以从容进去方便，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拦你问你。至于门卫呀登记呀，在那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相反，如果有人问你的话，顶多是“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近二三十年，我们的政府机关恢复了门卫制度，无非是为了安全防范、彰显尊严。大门口站几个鹰视狼步的门卫，政府机关的“尊严”确实得到了彰显，但能否起到安全防范的作用，很值得存疑。美国的五角大楼壁垒森严，可是也有被炸的时候，有心犯罪的人，凭几个门卫是无法阻挡的。

　　政府机关的门卫，还是撤了吧。

 中广网北京2月25日消息
    “80后”一代，大多以为电视是与生俱来的；“90后”一代城里人，大多不能想象用蜂窝煤烧饭，更勿论“旋斫生柴带叶烧”的景象，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则会认为人活着就该用电话电脑。而在中国内地大城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保安站岗守门已是寻常风景，仿佛天经地义，不如此就不成体统了。久居海外的一位朋友说，带他8岁的儿子回祖国，那小子不解中国国情，满脸疑惑地问老爸:为什么中国到处都是警察？因为他只见都是制服，搞不清警察与保安有什么区别。

       这次广东省“两会”期间，有位人大代表议及广州市的整顿机关作风时，建议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到机关“微服私访”。朱书记笑答道，这个想法没有可操作性。可不是吗？市委主要领导，大家在电视等媒体上早已熟悉，要别人认不出只有化妆。如果他化妆成泯然众生，他也就像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一样，要被门口的武警或保安挡住，进不了机关大院。若非如此，这位提建议的人大代表何不自己去“私访”？曾记得，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应一位家长之请，亮明委员身份“闯”省教育厅反映情况受阻，一时成了羊城的热议新闻。虽然孟浩委员的行动当时得到省政协的明确支持，但这次政协会议上，有关发言人还是说，希望委员们还是集体活动。代表、委员组织集体活动当然好，不仅不会受阻于机关森严的门禁，还会得到热情接待，但这样的“视察”就很难不是“走过场”了。

    从孟浩的遭遇，我自然想到了不久前的云南之行。《南方周末》1月14日报道了“奇官”罗崇敏，主要讲他担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书记时的改革尝试。这次我到昆明，顺便到云南省教育厅，想看看罗崇敏调任教育厅长后，对教育改革有什么新道道。给我第一，也是最深的印象是，这个管理从幼儿园到各大学占全省四分之一人口的“大衙门”，居然没有警察或保安站岗。就像宾馆一样，大厅一侧有张桌案，后面站着一个姑娘，据介绍那是进行“首问”服务的工作人员，职责是给来办事或访问(“上访”这个居高临下意味的词一听就讨厌)的人指点门径——该到几楼找哪个部门。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厅办副主任告诉我，去年七八月间，教育厅门口的场地由停车场改造成小绿化广场之后。那正是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沪上袭警案惹得议论纷纷时，属地派出所和省里的保安总队本能地不同意教育厅撤去门岗。那么，撤了之后呢？答案是，半年多来，治安、工作秩序等等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也没听说哪层楼哪个办公室的东西因而被盗了。但是来办事的，从普通教师到大学校长，都说这样好。以前不管谁来了，都要说明来由后，出示身份证先登记。据说有老教授和现任校长，此前都曾因忘了随身带身份证而被留难。厅办副主任对我说，其实政府机关本来就不该搞得戒备森严，“以前我在报社到悉尼去考察时，内急了别人指点我到市政府上厕所，谁也没问我来干什么。”当然，中国的国情不同，有些机关和部门的门禁，现在需要严一些；但是没有必要家家都用警察或保安设岗吧。至于登记身份证，罗崇敏说，我们可以逆向思维:真正有心搞事的人，他完全可以用假身份证登记，因此登记身份证纯属多此一举。

    去年秋天我到台湾，看到台北市政府大楼只有两个石头狮子站岗，一楼大厅任进出，设有市民咨询窗口和公用免费上网间。宜兰县政府大门口设有专为残障县民服务的窗口和人员，大厅里有志愿服务者协助来访人。记得1982年夏，我毕业被分配到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那些年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也根本没有门卫，只有“门房”(正式的名称叫传达室，也就是收发报刊信件，给来访者指路)。我们是如何演变成遍地保安情景的，值得研究，但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不要门卫，只有“门房”服务，才是正常、和谐的社会情境，切莫习非成是，以为不设门卫不行。第二，事实证明，并不是每个衙门都要“制服”来站岗警卫，因为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信任的。
门岗森严，如何为人民服务？       早在文革之前，权力机关设置门岗就已经是全国的普遍状态，可以说无一例外，从前是军人、保卫处加看门老大爷，如今是军人和保安。门禁森严，甚至是一道又一道门岗，几乎是所有权力机关的大门景象。
       遗憾的是，凡是门口书写为人民服务的机关，恰恰都是人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入、甚至不能驻足张望的地方；影壁也叫照壁，其用途就是阻挡视线，于是，为人民服务的影壁，实际作用却是用来专门遮挡人民的视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文革初期，群众对许多权力机关确实可以一拥而入，但进去的目的是打倒、砸烂，无论里面的人还是冲进去的人都无法为人民服务，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尤其是中共九大之后，尽管新的权力机构和新的权力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但门禁照旧。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是时代的特征，门卫的警惕性更超过以往，而对生人的怀疑和警觉也是全国各地的常态，所以，权力机构的大门对生人是绝对关闭的。
      几十年来，如果有人想进入权力机关，就必须去传达室填会客单，而填单子前的质问就是“你找谁”，这说明来人在权力机构里面首先要有熟人，没有关系、不认识熟人、或者没有接到会议通知，就根本进不去。填单子时还要有传达室先与里面的熟人、熟关系先通上电话，假如未得到许可，也还是不能进入。
       权力机关的门岗重重、门禁森严，传达室的层层盘问，其结果，就是让大众、让老百姓、让人民根本没有进入的任何可能。
       近些年，所有权力机关的新建筑一概都是巍峨壮观，高高的台阶、雄伟的大门、富丽堂皇的大堂，让门禁更为森严，让老百姓更加畏惧，让人民更增添了距离感。
       今天的很多权力机关开辟了服务大楼、综合服务厅，使得人民与权力机关终于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管道，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迫使人民必须在很多方面前往权力机关办理手续，而权力机关自己制订的各类程序也不能不面对大量涌来的人民。
       但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本单位、本街道、本居委会、本生产大队解决，是管理和管制，想与权力机关的联系，也必须经过本单位的领导层层上报，再一级级审批下来，根本谈不上服务。老百姓，也就是人民，与上一级或上上级权力机关的唯一联系渠道就是上访。上访是在权力机关的侧门或后门开出的一个小门外排起长龙，或睡在地下或靠在墙边。里面接待上访的人可以搭理也可以不搭理，态度可以好也可以恶劣，多数上访都是批转回当地甚至上访人的单位，上访人等于白来一趟。极少数人有幸被选中，时来运转，才会得到处理，如果被最高级别的领导批示，那就是恩典了。如果上访影响了节日、庆典、重要会议，或是妨碍了“大好形势”，所有上访人都会被关押，被遣送回家，像孩子被家长领回那样被单位来人领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遇北京有重要活动，进京买票住宿必须凭省级以上介绍信，旅馆和招待所清理所有进京人员，是隔三差五的重要措施。接待上访的那些景象，与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都不沾边，可以说，上访的存在实际是各级权力机关为人民服务的缺失造成的。
      下基层、走群众路线，决定权还是在权力机关和权力所有者手里，想下才下，想走才走，不想下不想走，人民和基层也奈何不得。而且，所有权力机关的门禁也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基层的人上来了，群众想进来，都拒之门外，被门岗隔断，被门禁阻挡，那下基层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其实，基层上来的人、想进入权力机关的民众，都是些真正有事情需要权力机关和权力人物加以解决的人们，接待他们，为他们办事，才属于服务；而下去则是考察、视察，和服务相距万里。
       我经常在美国和欧洲旅游，有一次在里士满，赶上内急，和同伴们四下寻找厕所，终于遇见一位警察，他用手向附近的一座大楼一指，我们赶快跑了进去。等解决问题后出来，才发现楼里都是办公室，还有人在办公，可别说门岗，连个传达室都没有，一问才知道是政府机关。在瑞士伯尔尼街头闲逛，看到一座古老的建筑，进去见门口有服务台在工作，便问可否参观，回答，这是政府机关，但也是文物，如果你们想参观，我们也不能阻拦。在欧美很多国家旅游，城市里很少看到门岗，有些门岗还是摆设，议会、法院更是出入自由，随意参观。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看人看社会看问题看事情，从说过什么、写过什么、提倡过什么，甚至从书法的美观入手，但做到过没有，做到了多少，有没有制度保证和体制保证，假如做不到又有哪些监督机制？却很少有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