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叛徒：出卖方志敏 杀害项英 两人战场投敌泄密 最后结局如何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经不起生死考验和金钱美色诱惑而变节投敌的败类，是革命队伍中的极少数。但他们却比公开的敌人更凶狠，危害更大。

诸如革命史实中，就有令人熟知的大叛徒顾顺章、向忠发、邢仁甫、李士群等。在文艺作品中，更有广为流传的叛徒甫志高、王连举、朱子明、王金标等等。

“叛徒”，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中，一向受到正义的鄙视和谴责。

本篇要说的这四个叛徒，虽然在历史中名气没有多大，但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同样不小。因此，不仅他们的结局十分可悲，而且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出卖方志敏的叛徒魏长发

方志敏是知名度甚高的革命先烈。

1935年1月25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时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主峰之一的金刚峰，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后一支部队在绝境中与敌人血战，阵亡者达千余人。

经过几昼夜的拼杀，方志敏和参谋长粟裕率部成功突出重围。却发现军长刘畴西率领的2000人尚在敌人包围之中。

方志敏难舍被围战友，他命令粟裕率先头部队撤退，自己义无反顾重新闯进敌人包围圈，去营救刘军长等人。

在德兴的大源，方志敏找到了两眼通红的军长刘畴西，两人率部开始并肩作战，血拼突围，终因寡不敌众，部队丧失殆尽。

突围失败后，方志敏、刘畴西等人也被敌人冲散，失去联络。

精疲力尽的方志敏与警卫员魏长发两人，藏身于怀玉山区高竹山的一个山洞中。

这个魏长发是江西上饶县人，也是贫苦农民出身，两年前参加红军，因在作战中表现勇敢，被选来担任方志敏的警卫员。

熬到第二个晚上，魏长发对方志敏说：我有一个姐姐，5岁时卖给了陇首干坑坞一个姓陈的人家做童养媳，离这儿不是很远，我趁黑去她家弄点吃的回来。

方志敏不怀疑魏长发对革命的忠诚，只是担心他的安全，有些犹豫。但想到两人已经身陷绝境，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同意魏长发出去，嘱咐他路上小心。

魏长发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天没亮就出了山洞，踉跄地向山外走去。

但很不幸。在离开藏身地不足三华里的枫岭头，魏长发被敌军抓获。

魏长发迟迟不归，让方志敏感到危险在逼近。他试图一个人突围出去，却无奈身体太饥饿疲惫，加之敌军封锁极严，已经无路可走。只好又返回到山洞里等待。

山下敌军团长听说抓住了方志敏贴身警卫，决定亲自提审。

见一番威逼无效，敌团长向魏长发开出了引诱筹码：“只要你说出方志敏藏在哪里，我有两样东西赏给你，一是赏你一百块大洋，另是赏你一个漂亮女人当老婆”。

谁也想不到，这个曾与方志敏一同出生入死的农家子弟，竟然被国民党的这一点金钱和美女许诺彻底击垮。立即出卖了人格和灵魂，供出了方志敏藏身的地点。

本来，敌人搜山多天未果，以为方志敏早已离开了怀玉山，正准备撤围。

听了魏长发的告密，敌军团长欣喜若狂···。

1935年1月29日上午，方志敏不幸被敌军搜捕抓获。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

叛徒魏长发出卖了方志敏，如愿领到了国民党团长答应的奖赏。除了100大洋外，一位从贵溪逃荒而来的农村寡妇张银花，被敌军抓来赏给魏长发做老婆。

魏灿发做了亏心事，再也不大敢抛头露面，他带着张银花在陇西一带以烧炭为生，并生儿育女。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魏长发觉得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不会有人再惦记了。便带着家庭走出大山，迁到了德兴南溪，成了种地农民，妄图瞒天过海，度过余生。

1951年2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随即，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众多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纷纷被关押、管制，或受到镇压。许多狡猾的潜伏特务也被举报落网。

身负血债的魏长发，在这年12月被当地百姓揭发，锒铛入狱，经过审判，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二）枪杀项英的刘厚总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等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这就是曾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面对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皖南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野蛮扣押。

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带领一部分士兵突围成功，隐藏在泾县蜜蜂洞，但不幸被军部副官、叛徒刘厚总枪杀遇难。

叛徒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26年，刘厚总参加了当地农民协会。因为渴望改变命运，刘厚总在农民运动中表现积极，逐渐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还带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并成立了湘南赤色游击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新四军，刘厚总的湘南赤色游击队也在1938年4月被新四军收编，成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刘厚总担任特务营副营长。

身染乡野匪气习惯的刘厚总，加入新四军后对部队的诸多规矩不满，因为违反军规受到处分并被送到延安党校接受培训教育。

1939年，在抗大学习没多久，刘厚总留下一张字条离开了延安，私自跑回到新四军军部，不久担任了副官。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时，副军长项英带领一部分人员突围过程中遇到刘厚总，便同意他一起行动。

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布通缉令，称若能将项英交出者，赏五千大洋，并派重兵进山搜捕项英、周子昆等人。

面对敌人的大肆搜捕，项英等丝毫不惧，更没有想过要投降，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突围到蜜蜂洞后，项英等人积极筹划下步转移找部队。

因为蜜蜂洞狭小，只容得下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刘厚总以及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四人居住。

项英不知道，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厚总已经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情绪。

与项英他们相处后，刘厚总知道几位领导身上带有黄金、银元等贵重物品，萌生了图财害命，叛变投敌恶念。

1941年3月13日凌晨，刘厚总在蜜蜂洞内枪杀害了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虽然身中三枪，却没有被击中要害，因此得以幸存。

刘厚总从他们身上搜出黄金、银元等贵重之物后，慌慌张张下了山，跑到了一个叫太平县的地方，找到当地保长自首报功。

刘厚总觉得自己杀害新四军大官，给国民党立下了“大功劳”，投靠国民党一定能升官发财。

不过，那位保长压根就不信他，认为他就是一个骗子，不但请赏不成，还抢夺了他从项英等人的身上抢来的财物，刘厚总落了个财物两空。

但刘厚总并不死心，受挫后，他又跑到茂林军政部卫生大队、旌德县报功，还谎称自己是国军第三战区特务侦察员，要求当地将他送到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

因他形迹可疑，当地官员并不相信，反而将他关押在皖南行政公署，接受国民党的审讯。

1941年6月初，刘厚总被国党特务机关层层递解 , 送到了重庆国民党军统局。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重庆，刘厚总以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终于来了。

可是，对于刘厚总这个利用价值很低的叛徒，国民党并不看重。

期间，又正逢我党和全国人民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国民党对此事已是避之不及，所以当时戴笠并不想要刘厚总，由于蒋介石指示可以利用一下他，刘厚总才保住一命。

       不久，刘厚总被任命为军统第三情报组中校副组长。

       刘厚总对于这个安排大失所望，原以为自己杀害项英、周子昆是大功一件，一定能身居要职，谁知国民党就给了他这么一个小官。

从此，他开始在特务堆里放纵自己 , 吃喝玩乐，沉迷于酒色，1943年因违犯军统纪律惹怒戴笠，被投进重庆渣滓洞监狱，而且一关就是五年。

1948年国民党给了刘厚总一笔路费，打发让他返回原籍自谋生路。

出狱后的刘厚总根本不敢回老家，他深怕被解放军抓住杀头。于是拿着这笔路费在重庆、武汉吃喝挥霍一段时间，流落到了江西九江，在一个叫陈次兴的老乡帮助下，隐姓埋名在武记盐铺当了打杂工。

1952年7月，江西新余县刚上任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照例到新余县城核对户口。

在来到这家兴记盐铺时，黄宜蕃心里暗自吃惊：因为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是兴记盐铺的一个账房特别面熟，而老板介绍说，他来这边已经三年了。

然而，对于经历过“皖南事变”灾难的黄宜蕃来说，眼前这个人已经从他的记忆中跳了出来。他确认这个人就是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军部副官刘厚总。

当年，黄宜蕃曾经作为周子昆参谋长的警卫员，经常跟随参谋长出入项英的工作地点，而刘厚总作为军部副官也经常在侧，因此黄宜蕃对于刘厚总印象很深。

为了免得打草惊蛇，黄宜蕃并没有立即惊动这个账房，而是向江西省委通报了情况，同一天华东省委也得知了情况。当陈毅元帅得知这个账房极有可能就是杀害我党高级干部的叛徒时，立即下令抓捕。

1952年7月28日，黄宜蕃带着10几个公安干警将盐铺团团包围，进店立即擒拿住昨天见到的账房。这位账房大声呼喊道：“老总，误会误会啊，我是好人！”

看着眼前这个叛徒还在装模作样，黄宜蕃怒声喝道：“刘厚总！别来无恙，你这张脸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不是，你们认错人。”账房先生脸色很是慌张，可嘴上却是不停地在说，我叫陈次旺，是老板堂弟，不是什么刘厚总。

“刘厚总，别装蒜了，你说我是谁”黄宜蕃对着他冷笑道。

“你，你是···”刘厚总盯着黄宜蕃，想不出这人是谁。

“我是周副参谋长警卫员 ”黄宜蕃愤怒呵斥道。

刘厚总闻言，心怀恐惧“啊！” 的一声， 随即面色大变，不再狡辩，低下了罪恶的头。

经过审讯，公安机关最终确认这个充当账房先生的人，就是当年杀害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及参谋长周子昆的叛徒刘厚总。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公开处决。

（三）当年在东北解放战争战场和抗美援朝战场，曾出了王继芳、谷中蛟两个临阵投敌的叛徒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东北野战军前身的“东北民主联军”，为打破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进攻计划，根据党中央对东北的斗争方针和中共东北局有关“决议”要求，主动放弃大中城市，收缩战线，主力转至松花江北岸休整。

1946年5月中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在坚守吉林四平一个多月后主动撤出。而这时，国民党军杜聿明的部队却疯狂跟着我军后部追着打。

东野的首长林彪、罗荣桓等人觉出不大对劲儿了：“敌人为啥跟着屁股追，而且这么大胆、放肆呢？”

林彪此时还不知道，他的“东总”作战科副科长长王继芳已经叛变投敌。

随后很快查明，5月18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前，有人发现王继芳不见了。但谁也没太当回事儿，以为他干什么去了，还等了他一会儿，也不见归来。

据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接收东北周年纪念册》第十章中记载：“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嗣后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随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新近重要部属。于5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向我军投诚来归。”

原来，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入驻梨花镇以后，王继芳偷偷看上了镇上一个地主的女儿。很快打的火热。

他没有想到，这个地主的女儿原本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一名成员，她的目的就是引诱东北民主联军的干部下水，以便完成刺探情报的任务。

王继芳被美色迷住了双眼，彻底忘本并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决定叛变投敌。

就在民主联军从四平东北、西北和正北分三路撤退时，王继芳却正迎着国军部队走去。但他并不是空手去的。从脑袋到挎包，都装着我军部队情况统计及撤退计划之类机密情报。

国军将领杜聿明等人得知王继芳的情报乐不可支。于是不再像以前那样谨小慎微，步步为营，而是命令新6军等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前进，紧追不舍。廖耀湘还催促部队全速追击，火线立功。

面对杜聿明，廖耀湘指挥国军的放肆追击，东北民主联军因没有做好防追击准备，在撤退的路上遭到了很大损失，部队伤亡、走失七、八千人。

查明情况后，林彪气愤不已，命令立即修改联络密码和相关指令，改变部署，部队边打边撤，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渡过了松花江，进入安全地带。

这个叛徒王继芳，情况的确像国民党军资料介绍的那样，他是四川巴中贫穷家庭出身，14岁参加红军，长征途中曾被大家轮流背着走过雪山草地。

因在长征路上表现不俗，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王继芳被组织上送进抗大学习，毕业后，留在学校当了教员。当时抗大校长林彪比较看好王继芳，对他寄予厚望。

抗战胜利后，26岁的王继芳跟随林彪来到东北，成为“东总”的作战副科长。

谁也没料到，本来具有大好革命前途的，却倒在了敌人的糖衣炮弹下。

叛变投敌后，王继芳又重返梨树屯，把地主女儿领走了。不久，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举行了挺隆重的婚礼，杜聿明还因其为国军立功而送他一顶“少将参议”乌纱帽。

再之后，杜聿明又把王继芳推荐给了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安排在特务头子沈醉手下做事。

但是沈醉很快就发现王继芳的天赋不行，不是干特务的材料。而且他之前所提供的情报，已经基本上都用完了。此时的王继芳，完全成了对国民党的“弃子”。

解放前夕，王继芳没能弄到逃往台湾的机票，只好秘密回到四川老家。解放初期，他伪造履历，改名王瘦芳，混入重庆公安机关上班。

由于当年王继芳的叛逃影响很大，知道此事的人很多。1949年秋，二野在解放重庆时，王继芳被人认出并落网。

据说，正在带部队南下的林彪获悉情况后，立即派人到重庆辨认。在确认真是王继芳以后，特地安排一架飞机，把他从重庆押往四野在中南的机关驻地武汉。

四野的指战员，很多都记得1946年被国军一路追赶的惨痛经历，对叛徒王继芳恨之入骨。知道他被抓获后，大家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处决这个叛徒。

于是经过公审，王继芳被判处死刑，押到江边执行了枪决。

（四）谷中蛟，虽是部队中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但他绝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极少数的败类之一。

1952年秋天，新任志愿军第38军代军长江拥辉，接到总部命令：为配合支援部队换防前的作战，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局部进攻，由第38军向铁原、开城附近的白马山394.8、281.2两高地据守之敌进行战术性反击，而后争取占领并巩固之。

为了保证任务顺利完成，38军开展了为期6周的大练兵，计划利用步兵、炮兵、坦克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让指战员们增加经验。

不料，这场突袭战却打成了一场强攻战，且38军最后没能取得胜利。

原来，在10月2日，即白马山之战开始前4天，该军所属114师340 团3营7连文化教员谷中蛟临阵叛变投敌。而且，谷中蛟还是计划参战突击队的成员之一，他将掌握的一些武器配制和进攻安排等机密消息泄露给了据守白马山的南朝鲜军。

据《韩国战争史》记载：38军对面的南朝鲜9师师长金钟五，接到谷中蛟透露的志愿军作战行动消息后，大惊失色。因为此时，南朝鲜军丝毫没有防备，正在开运动会，连对面阵地志愿军42军和38军换防都不清楚。

有人说，谷中蛟的情报，就是付出一百个南朝鲜侦察兵的代价也未必能搜集到。此时，敌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

南朝鲜军金钟五师长立即召开指挥官会议，仔细研判了志愿军叛徒谷中蛟带来的情报。认为白马山战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中国王牌38军要拿他们开刀是真的。

于是，他们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防守计划，对前沿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又针对志愿军的炮击，紧急修筑了很多防炮工事。

谷中蛟的突然失踪，38军也很快发觉了。面对作战已经失去了进攻的突然性，江拥辉代军长有些犹豫，不打算再打了。于是，他向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请示。王近山是我军最勇猛的战将之一，他对江拥辉说：“你拿那么大一把牛刀杀个鸡还那么罗嗦？”

江拥辉听此，决定按计划发起对白马山的进攻。

1952年10月6日，38军的进攻开始。二百门火炮对着南朝鲜阵地进行了27分钟惊天动地的炮击，连狂风骤雨般的“喀秋莎”自行火炮也参加了这次炮击。然而，南朝鲜军早有防备，炮击效果不佳。

10月6日傍晚，38军的六个连一千多名官兵向白马山阵地发起进攻。敌军也投入了近一个团的兵力阻击。战斗非常激烈，敌军以逸待劳，我军进展不顺利。

第二天，38军增加了一个团的进攻兵力，敌军也增加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防守。

10月8日当天，38军再次投入了一个团兵力。战到当天下午，终于占领了白马山的主峰。敌军第30团因损失惨重， 被迫撤出战场。

但就在这一时刻，美军投入了上百架次飞机助战，对志愿军的一线阵地、后勤补给线、炮兵阵地进行狂轰滥炸。随即，南朝鲜军增兵反扑，趁夜夺回了白马山394.8高地。

10月9日，敌我双方都增兵到了各三个团。11日，我军夺回了394.8高地。12日，南朝鲜军夺回这个高地。当天，我军经过苦战，再次攻占这个高地。

战到14日，我军基本上牢牢控制了白马山山脉的绝大多数阵地，而且还先后打退了联合国军的无数次进攻。

原计划白马山之战只是营一级的攻防战斗，最后却演变成了战役级别的规模。

由于谷中蛟的叛变投敌，泄露军机，使志愿军的进攻失去了突然性，陷入被动，加上美军向南朝鲜第9师提供了饱和的空军和炮兵支持。38军为此付出了6700多人的伤亡代价。

此时，随着上甘岭战役打响，朝鲜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志愿军总部考虑到第38军的损失情况以及后勤补给等困难，只好命令38军撤出白马山地区，放弃已经攻占的所有阵地。

据统计，在这场战役中，38军一共歼敌9800多人。但南朝鲜人隐瞒自身损失，宣称他们损失了大约4000人，还把此战吹嘘为“白马山大捷”。

战后许多南朝鲜老兵回忆，南朝鲜军在中国志愿军的阵地前，光尸骸就扔下了7000多具，实际损失不少于一万人。

令人切齿痛恨的叛徒谷中蛟，原是一名国民党军士兵，隶属于李弥兵团的特务5团。他在滇南战役中被我军114师俘虏。由于有文化，表现较好，又主动要求参解放军军。部队将他送去短暂培训后，让他做了连队文化教员。

在赴朝参战初期，谷中蛟表现并无异常，这次被选入突击部队后突然投敌。历史资料中未留下确凿的关于他投敌的动机。

但临阵投敌，十有八九是因为贪生怕死。

据史料介绍：谷中蛟在1949年6月加入解放军时，国内大局已定，他觉得自己作为文化人在部队很有发展前途，不用再打仗了，以后可以升官发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爆发，他所在的38军奉命参加抗美援朝，来到了朝鲜战场。

发起白马山之战前，谷中蛟已经随38军参加了多场战斗，看着身边许多战友牺牲，他越来越害怕。

谷中蛟以为，连队文化教员一般不会被派到战场前沿，于是在部队进攻演练时，伪装很积极，想让领导看看他这个人还是很有培养前途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所在的114师被定为主攻部队，自已所在的3营7连也被选为突击队。

最终突击队名单下来，谷中蛟真的被选上了。接到这个消息，他如五雷轰顶，思想斗争激烈，不知道怎么逃脱才好。

这期间，谷中蛟发现友军342团已经换上了秋装棉衣，而被选为突击队的3营却迟迟没有换装，一打听才知道，营领导想等白马山战斗结束以后再配发，这让谷中蛟心中十分不满。

他想到此次战斗很可能凶多吉少，既然营领导连套棉衣也不舍得发给自己，也就别怪自己无情了。

于是在10月2日，谷中蛟借着侦查地形机会，悄悄逃向对面的南朝鲜军9师，成为一名无耻的军中叛徒。

据说，谷中蛟在战后跟随国民党特务逃到了台湾。

作为临阵投敌、出卖自己部队的叛徒，不管到哪里都属于无耻小人，谁都瞧不起。

自知罪孽深重的谷中蛟，到了台湾后隐姓埋名，一说其于七十年代孤独死去；一说其出了家，直到2008年才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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