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曾这样说过：许多事情，最好是发动群众组织自己处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靠政府包办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要求从中协助，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毛主席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主席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根植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升华。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根植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
简单地说，西方式的法治体现了“公安”的逻辑：国家以垄断暴力的方式，把冲突与斗争限制在“合法”的领域。而毛主席并不认同这样的形式主义法治逻辑。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主席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劳动人民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在毛主席看来，一旦政府眼里无人民，人民心中便无政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约”随之解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法治的实质无非是规定哪种反抗是“合法”的，哪种斗争是“非法”的——如此一来，也就几乎难以避免这样的潜在判断：“革命”是非法的。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女孩的父亲却又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主席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他说：之所以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就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是“革命”，毛主席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讲述它，就是为了提醒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不应该以眼前的任何成就而骄傲和沾沾自喜。李敦白之所以不能忘怀这件往事，更是因为他坚信：为了对抗那个腐败、不公、人如草芥的旧世界，就像“天理”不能被忘记一样，毛主席和他的革命思想就不能也不应该被忘记。
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主席的法治思想。中国的世界观有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
换成更为通俗的说法，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而在毛主席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 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因为他认为劳动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毛主席不仅是新中国的立法者，他也是洞悉宇宙真相的觉醒者。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在获奖演说的结尾，她惊人地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主席的这段手书出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时，许多人都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对世界本源的思考。
正像古希腊自然哲学所思索的原子一样，中国医学中的经络、中国哲学中的理气，都是肉眼不能辨识的。作为“无极”和本源，它们是思想的对象。毛主席的思想创造了这样一种“运会”或者局势，使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的诸要素因彼此矛盾碰撞而凝聚为一体，亦如大医打通了这个巨人的经络，而使大道运行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