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读到一则题为《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该电报是毛泽东1951年12月25日以中央名义发给中南局和武汉市委的，电报用语口气之严厉，涉及人员地位之高，并且直接以命令形式点名道姓地指示处理一些人，这在毛泽东留下来的文稿中是罕见的。电报全文如下：

中南局、武汉市委：十二月二十四日电〔１〕悉。（一）罢免易吉光〔２〕，并由张平化〔３〕同志代表市委作自我批评，声明荐人不当，是完全必要的；（二）市长吴德峰同志既然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行为或支持这种行为，对群众影响极坏，当然应向人民代表会议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

原文注释：〔１〕指中共武汉市委1951年12月24日关于拟在武汉市人民代表会议上处理市政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问题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２〕易吉光，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秘书长。〔３〕张平化，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查了各种资料，原来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纪凯夫案件”，是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被称为“开国反腐第二案”的一件大事。现在，提起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开国反腐第一案），熟悉的人不少，但谈到“纪凯夫案件”，恐怕知道的人已不多了。读了当年亲身经历这一事件全过程的李之琏（时任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所写的《纪凯夫事件始末》，深感此事意义非同小可，是不应该淡忘的。

事情缘起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的一起盗窃案。1951年4月12日下午下班后，医院工作人员发现总务科的存款被盗，保险柜被打开，现款1200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1200元）丢失，有些钱洒落在走廊和院长办公室的地上。顺着地上散落的钞票，追寻到办公室外面的阳台，看到一边的电线磁头上挂着一个花布包，而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就在阳台上站着。正在医院食堂吃饭的医院文书纪凯夫赶来，发现王清紧张得满头大汗，神色不对，而挂着的那个花布包里包的就是失窃的钞票，于是就打电话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来人作了调查，许多疑点都指向王清（如洗衣工指认花布包皮是王清家的；警犬发现钱包中的一个皮带圈与王清的皮带相符）。

职工们大多对王清抱有怀疑，议论纷纷，但不敢公开讲，因为王清毕竟是领导干部。可是出乎大家意料，过了两天，公安局竟然把报案人纪凯夫给拘留了。

作出拘留纪凯夫决定的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和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依据是：纪凯夫历史上有政治问题，其兄曾是国民党特务；纪凯夫发现盗窃案后，表现特别积极，打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叫人监视王清的行动。他的这些行为都是别有用心的“贼喊捉贼”的伎俩。

宋瑛与纪凯夫早有过节。曾有人写信揭发宋瑛的问题，宋瑛怀疑是纪凯夫所写，并追查对证笔迹。其实控告信并不是纪凯夫所写，纪对宋这种行为很反感，控告宋侵犯人权，并见诸报端。所以宋瑛对纪凯夫怀恨在心。

医院党支部组织委员孙麦龄将案情疑点及群众意见反映到中南局纪委。由区委牵头，召开卫生局、公安局等有关单位的案情分析会，认定拘留纪凯夫证据不足。于是纪凯夫获得保释。

这个本不复杂的案子，到此似乎应该有眉目了，可是事情又起变化。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向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作了汇报。她完全不介绍区委牵头的案情分析会的讨论情况，也不分析王清的疑点，一口咬定是纪凯夫陷害王清。周季方听了宋瑛的报告，在未作调查的情况下，听信一面之词，就下令将纪凯夫再次关押。武汉市委也支持周季方的做法，他们的逻辑是：王清是老党员、革命干部（部队转业干部，在部队担任过团政委），而纪凯夫的社会关系很复杂，因此，“盗窃的可能性很小，政治陷害的可能性大”，甚至认为“王清盗款的证据越多，恰恰就是反证越多”，由此得出结论是：“这个案件不是一般的偷窃案，而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阴谋布置的陷害案。”

在市委这种指导思想下，市公安局对此案的侦破工作就专门对纪凯夫下功夫，追究他的历史问题、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追究不出问题就刑讯逼供，带镣、带铐、连续六十多个小时审讯不准休息；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送衣物，用各种办法强使他招认审讯人员所要求的犯罪事实。但纪凯夫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在审讯人员压力下胡编乱造。

中南局纪委不赞成武汉市委的这种处理，组成了由各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合检查组深入市第二医院，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广泛调查研究。经过三个星期的反复调查，得到大量的人证物证，确定盗款人就是王清，而纪凯夫则完全是无辜者（至此纪凯夫已被关押8个月）。

这件事情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得知后马上让安子文(时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央纪委副书记)打电话给中南局书记邓子恢，要中南局立即开除周季方的党籍。邓子恢当时对此案还不十分清楚，即向安表示：需要那样的严重处理吗？请安再向主席反映。安向毛泽东反映后，毛泽东坚持不变，而且口气十分严厉，让安再给邓打电话，并要邓亲自去看望纪凯夫，向他表示慰问。事后毛泽东仍不放心，又打电报正式指示中南局。电报是1952年元旦休假期间发出的。原文是:“中南局: 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随后又派中组部秘书长到中南局协助处理，坐催处理结果。

事情几经波折，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水落石出了。

1952年1月28日，中南局公布了“关于武汉市第二医院盗款案的处理决定”，王清，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宋瑛，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周季方，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武汉市委与此案直接相关的领导人，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文教党组书记，市委第二副书记，受到撤职处理；武汉市委和市府党组实行改组；市委书记张平化在作了认真检讨之后给予当面警告的处分并降为副书记。

该“决定”对“始终坚持正确原则的”的人员，如医院党支部委员孙麦龄，予以表扬；并“对青年团员纪凯夫取消其嫌疑，恢复其名誉，对其一贯积极工作予以鼓励，对其所受委屈予以安慰。”

看完整个案子后，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这个本来并不复杂也不算重大的案子（失窃数量不算很大且已全部追回），却由于对立双方的身份差异而使矛盾的性质变得十分敏感：一方是平民百姓，就是个“小人物”、“小青年”，虽然本人一贯表现不错，工作积极，是个青年团员，但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另一方则手握权力，头戴“革命干部”桂冠，也就是老百姓所称的“官”，后面还有上级领导撑腰。对于刚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群众来说，旧社会官官相护，以势压人的官场风气早已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刻下了深深烙印，所以他们虽然议论纷纷，对错误的处理深感不平，但大多不敢公开提出质疑。事情的最后结果和对相关官员的严厉惩处如春雷一般震撼了人们的心，一下子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当时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维护人权保障民主严肃纪律》的社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抵制和清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报社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盛赞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他们当时也许并不清楚事件内部的曲折和毛泽东铁面无私的干预，但他们由此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

这件事所产生的直接的积极效果就是老百姓敢说话了，“民”真的敢于告“官”了，由此形成声势浩大的“三反”群众运动，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对于震慑腐败、保持干部队伍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作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个案件本身之所以能搞清楚，搞彻底，也是中南局纪委深入基层，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结果。如果群众不敢说话，腐败分子利用权势，设置障碍，颠倒黑白，制造混乱，很可能使案子陷入久拖不决的僵局。这是这个事件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如果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腐化行为不仅激起民愤，也为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所不齿，因而对他们的严厉处理从当时一直到现今都一直是党内教育与媒体宣传的重要材料，而“纪凯夫案件”后来却很少提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觉得对武汉市委某些领导干部的处理是否过于严厉。这在当时中南局主要领导的态度上就有明显反映。被处理的副市长周季方，是一个1932年参加革命，并且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他可实实在在称得上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在这个案件中，他本人并无贪污盗窃行为，只是偏听偏信，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按一般人的想法，他需负“领导责任”，搞个双开（开除党籍，撤销官职）也算重了，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地步吧？

这就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了。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按照周季方的处理意见，纪凯夫就会含冤入狱，以“诬陷革命干部”、“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论罪，甚至被怀疑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再加逼供信，则必定判以重罪。如此一来，在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心里，这跟国民党的草菅人命有何区别？共产党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将被破坏无遗。所以，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来看问题，实质上就是从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或建党初心来看问题。毛泽东的态度鲜明地表示他是坚定地站在老百姓一边的，他绝不容许共产党的“官”以势压人，欺侮百姓。所以，在他看来，“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的罪行就足以“立即逮捕法办”。

这件事是“三反”运动中的一件影响很大的事件。“三反”指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个案件就武汉市委而言应属典型官僚主义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特别是党内）心目中，贪污腐化是大罪，但是对“官僚主义”总是不那么恨得起来，总认为是工作中难免的。而毛泽东则对官僚主义极其痛恨，一直持“零容忍”的态度，他把是否消除官僚主义看作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他在57年发动整风就明确指出要整顿“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如此不可容忍呢？被尊称为“长征四老”之一的革命元老谢觉哉在59年重上井冈山时就曾同身边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 谢觉哉做出了很深刻的评论：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告别“官国”的历史起点，其代表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梁柱：《党史文苑》2007年7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逝世后，在理清历史问题，纠正冤假错案的形势下，在纪凯夫事件中受到处理的王清，宋瑛等人也趁机提出申诉，称纪凯夫事件的处理结论不当，要求翻案，从省纪委闹到中央纪委。中央纪委经反复核查审理并经纪委常务会多次讨论之后，于1988年6月正式给出了最后结论：“原中南局1952年对此案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确凿，认定的性质是正确的，全案不能翻。”看来，尽管铁证如山，那些对百姓犯下罪行的人仍然不会死心，总要伺机反扑。这告诉我们，这场斗争还会长期继续下去。

河南省修飞机场的故事(点击原文）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这段毛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想必不少人耳熟能详，这段话也成为毛主席批评官僚主义的经典语录。

那到底是哪一年在哪修机场发生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回顾一下河南省修飞机场的故事。

下文来自于当时的河南长葛县委书记马云生的回忆：

1953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共许昌地委筹建机场指挥部指挥长李振农在长葛县和尚桥（今长葛市城区）区政府与我共议国家在和尚桥区时庄建飞机场一事，我表示坚决拥护、大力支持，同时请求李指挥长给我三天时间，等我做好群众工作后再宣布。李振农说：“你先不要做工作哩，省里已经定了， 中央军委还没批下来，等军委批下来后再做群众工作也不迟。“

3月8日，中共长葛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是：1、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问题（编者注：这会议内容很扣题啊，但这边开会，那边就接着犯错误？）；2、1953年全县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3、开展《婚姻法》运动月。15日下午会议结束后，县委委员分赴各区包点去了，我因患感冒留在机关。就在当天下午1时 ，修机场的勘察人员和保卫人员既不给地方党、政部门打招呼，又不与群众商量，就开着两辆汽车拉着器材和桩标到了时庄。他们一进村就号房子，并在地里打起桩标来。因为县里还没有向群众宣传动员，群众先是莫名其妙，继而得知要在这里修飞机场，就慌了手脚，时庄的党员、干部从县里开会回村后看到这种情况，个个垂头丧气，纷纷埋怨这么大的事县里也不给他们说一声，对村里工作干脆撒手不管了。

当晚县委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派县长王涌带领20名干部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王涌到时庄后，没有对工作做具体安排，就到许昌县参观学习那里修飞机场的经验去了（编者注：这县长严重渎职啊）。他从许昌回来时少数群众已经在村里闹起来了，在那里工作的同志有的已经挨了打。在群众中还流传着一个谣言，说：“这里是北京的南大门，一修飞机场，这里的群众就得搬家到新疆沙漠地带去。”王涌县长一到时庄就被群众包围起来，并向他提出不同意在那里修机场的要求，叫他答应。王涌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便说：“我向上级提意见，可以在大周区的岚川府一带修机场，但须经过中央批准，要五天时间才能答复。”群众说：“县长说得对，我们拥护，不打县长啦。”当天夜里，他们就串联涉及修机场的二十多个村庄的群众约一万多人，打着灯笼火把，扛着枪，整整闹腾了一夜。

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通知武装部抽调两个民兵连，一方面把好城门防止有人进城（当时的长葛县城今为老城镇）闹事，一方面看护铁路以免影响交通运输。当夜12点，修机场的同志也向郑州飞机场打电话，调来一个连的部队。许昌专署公安处处长周纲同志也带领40名公安人员到了和尚桥（编者注：从15号到20号，不做群众工作，就搞调兵遣将？）。

19日，群众闹的劲头更大，上午将区委副书记赵坤祥同志撕扯了一顿。20日上午11时，时庄的群众已经把修机场的保卫人员围困在一座楼上，还扬言要放火把楼上的人烧死。有关负责同志打电话给我通报了上述情况，还说准备武装包围时庄，必要时就开枪打。我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我说：“他们说烧楼是吓唬人哩，长葛的群众不会烧楼。”

第二天早上，我带病前往和尚桥区政府，遇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史向生同志，王涌县长也在场。我准备带通讯员到时庄村去做群众工作，为了我的安全，史向生部长建议用我的名义写封信，让群众派代表来和尚桥商谈。

群众接到我的信后一念，有的说：“马政委（当时习惯称书记为政委）来信了，让我们派代表去商量。”有的人却煽动说：“叫谁去？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随即群众一齐拥向和尚桥，其中时庄村的持枪民兵开了四枪。当行至离铁路很近的地方时，我们的武装人员向天空鸣了几枪，冲过来的人立即趴在了地上。这时有人煽动说：“他们是向天空打的，不敢打我们，冲啊！” 当人群冲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时，武装人员无奈，只得朝着人群前方的地面开了几枪，有四个冲在前面的人腿部被打伤。后边的人见前边有人倒下了，才一哄而散。当时我正在与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部长刘坪同志通电话，听到枪声，我说：“刘部长，打起来了，我们不讲吧！”说完就放下了电话，奔赴现场。四个受伤的年轻人正躺在地上，一看见我就哭着说： “我们不来，非叫来……”我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安慰，一方面安排担架把他们送往县医院治疗。

22日，河南省公安厅的胡处长、许昌行署马金铭专员等领导先后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并送去110万元钱（旧币），从而初步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为了做好善后工作，我立即通知下到各区的县委委员到和尚桥区参加县委会议。会上要求每个委员都要深入到出事的大村去做群众工作，并强调：入村后首先向群众承认没有事先同大家商量的错误，向他们赔礼道歉；然后再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搬迁的政第；最后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上当受骗，进一步稳定群众的情绪。

时庄是闹事的重点村，我就到该村去解袂问题。入村后，只见村里人十有八九闭门不出，即使在街上碰到一些老头老婆也是一个个装聋作哑、答非所问。我就对他们说：“错误在我们，你们大家没有问题，我们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的。”这样一说，在场群众的态度变了，纷纷自动喊人出来向我问这问那。我把他们集中起来后，向大家当面赔了礼道了歉，并反复宣讲有关搬迁的政策。

群众一听，愁容都变成了笑脸，高兴地说：“马政委，昨天你咋不来？要知道政策是这样好，俺还闹啥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工作，各村群众的思想稳定了，抵触情绪烟消云散。

中共中央中南局得知这一事件后，派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率河南省纪委负责同志到长葛进行现场调查，我首先向他们如实汇报了情况。他们下去调查后，回来说：“老马说的情况属实，经过调查也是这样，研究处理吧。”他们提出名单要处分三个人，即李振农、周纲、王涌。我首先表示同意这个处分决定，因为打伤了人，这三位同志受处分也是应该的。同时我又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在县里我是班长，王涌是副班长。县里出了问题，犯了错误，只处分副班长而不处分正班长说不通，所以必须处分我。”他们不同意处分我，我则坚持不让，一时争执不下，他们说： “到地委定吧。”

在地委会议上，中南局的同志把要处分三个人的理由讲了一下，我仍然要求处分我。中共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说："我同意老马的意见，面为他是书记，应该处分他。但是我是地区的一把手，下也出了问题我也有责任，也应当处分我。”地委组织部部长刘坪说；“电话是我给老马打的。因为打电话耽误了时间，引起了这个问题，我也该受处分。不处分我，我也不同意。”这样，受处分的人就由原定的三人增加到六人。最后只得把六个人全部报上去，由上级来决定。后经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李雪峰同志批示：因修机场没有经验，一律不给处分。只把这一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在内部发了个通报（编者注：这跟修机场有没有经验一点关系没有，明明就是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结果一个不处分，毛主席估计是看了内部通报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所负责的时庄村，因修机场要搬迁的共计110户，500多口人，占耕地1100亩。安置的原则是：家里原有多少房到新地方还给多少房，原有多少耕地到新地方还给多少耕地，只能比原来的好，不能比原来的坏；新地方要经过搬迁户普遍看过以后而且都同意再搬迁。有安置任务的村庄要派车把搬迁户的东西拉去，其他各村的做法都是如此，全部搬迁工作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没发生任何问题。

县委书记的回忆最后还讲到了毛主席1956年在八届二次回忆上的讲话，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段经典的讲话：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x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

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群众抗议，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群众抗议。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