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有满肚子真话要对人讲。但“有谁能听得进我说的话呢？真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李昌平觉得很冤枉：“我知道监利县不能久留了，重新安排也还是在荆州，今后荆州不稳定，会不会也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呢？”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19年前的春耕时节，深感“农民负担过重，实在找不到出路”的李昌平连夜写了一封信，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他在信的开头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犹豫几日后，李昌平在2000年3月8日用平邮将信寄出，邮资八分钱，信封上写着“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收）”。至于朱镕基能否收到，李昌平也没把握。

谁知，“3月27日总理就派人（调查组）了。”2019年1月20日，离开体制多年的李昌平，坐在他创建的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简称“中国乡建院”）办公室里，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捅下的娄子”。

一番“心里话”引起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聚焦和中央的高度重视，也在监利县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但李昌平自己却不得不在半年后辞去公职，南下广东打工。2000年底，《南方周末》第一次组织读者投票评选年度人物，李昌平高票当选。

一年后，李昌平又北上，开始混迹京城“三农”圈子，做学问、写文章；后来在导师陆学艺的点拨下跳出学术圈，搞乡村建设实验。

“解决农村问题，昌平是干了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事。”张木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推动者杜润生的门生。2019年1月21日，他在中国乡建院一年一度的顾问会上评价：“我最赞成昌平走过的路，下通农户，上通红墙，上下都能接受。”

“闭上嘴就不是李昌平”

中国乡建院顾问会设在北京前门大街附近一座隐蔽的四合院里，当天应邀而去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和乡村建设专家，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

向顾问们汇报完2018年的工作后，李昌平认真表态：“我打算今年闭上我这张嘴，再不乱放炮了。”

听到这句话，本来在埋头敲电脑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哈哈大笑：“闭上嘴，那就不是你李昌平了！”

李昌平从来憋不住话。

1982年大学毕业后，李昌平放弃留城工作的机会，自愿申请到湖北省监利县周河公社工作。

“周河公社是我的家乡，此后我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无特别值得一提的建树，但错误犯了不少，错事做了太多。”1999年12月被任命为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时，李昌平已是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

到职两个多月，李昌平目睹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更糟糕的是，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来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

李昌平憋不住，有满肚子的实话、真话要对人讲。但“有谁能听得进我说的话呢？真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四千余字的信连夜写成。信中，李昌平历数其亲眼目睹的农村现状，并给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最终促使他义无反顾将信发出去的，是监利县2000年3月初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

会上，县委要棋盘乡做典型发言，介绍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蓝图。面对全县实况转播的镜头，李昌平红着脸念完了材料，“通篇的牛皮大话吹过之后，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一样，做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

大会散场后，李昌平在分组讨论时再次发言，这次他说了真话，把监利县农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摆了出来，引起大部分乡党委书记的共鸣。但主持人转移了话题：“我县最近几年农村形势是好的，有问题是局部的、个别的。”

县委书记最后讲话，语气强硬，不时站起来用手敲打桌子：“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鼓舞全县人民的士气，振奋精神，有些同志就是要改变会议的主题，这是不讲政治的表现……”

李昌平心想，没有理由不把写给总理的信发出去了。

“剩下的只有一条路”

据《朱镕基讲话实录》记载，2000年3月22日，国家信访局《群众反映》第28期摘登了李昌平的信。3月27日，朱镕基指示农业部派人调查。5月4日，朱镕基在农业部的暗访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2000年6月，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随之展开。

当年8月2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为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场改革。

“《南方周末》报道以后，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农民的来信最多，大多是反映他们家乡的农村负担太重，干部太凶，领导太贪，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李昌平在2002年1月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道，当时的市领导判断：监利很不稳定，李昌平是监利不稳定的核心，如果李昌平觉得监利不适合他，组织上可以考虑将他调出监利，重新安排工作。

李昌平觉得很冤枉：“我知道监利县不能久留了，重新安排也还是在荆州，今后荆州不稳定，会不会也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呢？剩下的只有一条路——我该走了。”

2000年9月，李昌平辞职南下，不当干部了，一开始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了优越感”。习惯后，他觉得“打工还真不错，没有‘一票否决’的压力，没有‘左右逢源’的无奈，没有‘装腔作势’的跋扈”。

进城打工的李昌平一度以为自己要告别农村、农业、农民。但初心难忘，当听闻老家依然因农民负担过重连发恶性事件时，李昌平在悲愤中写下《我向总理说实话》书稿，并在其中反思：“用‘花多果少’来形容这场改革的效果是客观的……一封信，一段领导批示，一个现场会，一班人，仅一个月、一阵风式的突击性改革，想一举取得成功？”

2001年9月，李昌平携书稿北上，应“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邀请，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当记者。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开始无法出版，北京“三农”圈子里的朋友出了个主意：请杜润生老先生给书作序。那时候杜润生快九十岁了，拿着放大镜看完书稿后，就正儿八经写了一篇序，叫《我们欠农民太多》。

 

“回”农村

《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后，李昌平下基层采访时会得到很多优待。他参加了四川步云乡长直选换届的全过程，写出独家报道《步云直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他采访全国第一个依法罢免村官的村庄——哈尔滨集乐村，写出《有无民主两重天》，他还写了《莱州刁民张丕庆》，并将这三篇报道视为记者生涯的代表作。

也因为《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李昌平在北京的学界多了很多老师和朋友，甚至被时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收为“编外弟子”。到北京两年后，李昌平写的跟“三农”有关的文章再次结集成书《我向百姓说实话》。

文章越写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但在陆学艺看来，李昌平在北京一直“漂着”，还是准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2008年春，陆学艺按照惯例请农口的老同志聚会。送走老同志后，他把李昌平叫到办公室，泡上茶，围绕李昌平的“后半生”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陆老师说，北京这个圈子说什么你都已经知道了，但中国少一个深入基层做实验的实验员李昌平，却是很大的损失。”李昌平说，陆学艺嘱咐他：“一火车皮的论文，其作用赶不上小岗村十几个农民的红手印。”

就这样，李昌平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他总结，是温铁军将他带进了“三农”学界，让他知道学者们在想什么、说什么，而陆学艺又将他“送回去”，劝他发挥基层干部出身、能和农民打成一片、又能把专家学者“设想”落地生根的优势，去广阔的农村扎扎实实地做实验。

2009年，李昌平选择了河南郝堂村开展“内置金融”实验。

内置金融就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配套建立农民主导的村社合作金融，利息归村社成员。李昌平认为，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农民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农民手上就有活钱，村庄就可能有发展。

曾在郝堂村当党支部书记的禹明善这么向村民介绍他：“李老师来了，知道李老师是谁吗？就是当年给总理写信的人。”

但李昌平并不认为曾经的光环是他能在农村做成事的原因：“不会说因为是李昌平（别人就买账）。我们乡建院有自己创新的一套方法，在乡村振兴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中国乡建院是李昌平“回到农村”3年后，于2011年创建的，定位是“一家为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李昌平担任院长。

“和做公益不一样，我们是社会企业。”李昌平说，他创建中国乡建院时的愿景，就是把乡村建设变成一个职业，持续地为农村做事，持续地培养专注为农村做事的人。

“退一步想，待十年看”

2019年1月21日，北京室外寒风凛冽。中国乡建院的顾问会上，听完李昌平的汇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调侃说：“昌平现在是春天来了，意气风发。”

“现在的乡村振兴，喊得很响，解读文件的人很热闹。但细看规划，空的多。如何落到实处？”赵树凯认为核心在基层的突破。

“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农民的声音发出来。你们搞实验常年驻在村里，能发挥这个作用。”赵树凯勉励李昌平，“只要你们脚在村里，自然而然能弥合和超越纷争。你们和农民‘滚’在一起，政府的困惑还要靠你们解答。”

李昌平也有困惑。

和南方周末记者交谈时，他也不时念起过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四两能拨千斤”，农民干什么成什么；后来农村的路越走越窄，农民从地里难挣到钱，发展缺乏主体性，变成“千斤拨不动四两”。

而各方对于“三农”的讨论，似乎也离真实的农村越来越远。“以前大家还在乎，还讨论农村该怎么走。今天好像没人在乎了。我写文章，写完了对与错好像没什么意义。”

曾经提笔就给总理写信的年轻人，现在甚至不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了，他担心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走样。

于是，他告诫自己：少说话，少写文章，埋头做乡建。

然而，直言不讳的文章仍一篇接一篇地发，逆耳忠言仍一句接一句地讲。前一天在“朋友圈”里抨击农村组织无效，后一天见记者时又批评政策走回头路……李昌平还是憋不住。

言辞虽激烈，但李昌平说他的心中没有敌人。如赵树凯所言，李昌平只是在“把农村的声音放大”。

赵树凯对李昌平说，如今农民的声音虽然变小了，但依然需要被听见：“希望还是在基层，我很看好你们。”

李昌平在中国乡建院的办公室里摆了一幅字：“退一步想，待十年看”。这是李昌平的岳母托人写的，岳母了解李昌平的性子，鞭策他做事不要太着急。李昌平说这句话对他影响很大，“不着急、慢慢干，着急也没用。以前觉得自己可以干很多事，但到了这个年纪，知道自己能干的事很少。”

但李昌平仍感到有希望，希望在年轻人。每当看到愿意投身“三农”的“小朋友”，李昌平就满心欢喜。

李昌平不知道自己年轻时有没有做好基层干部，但他现在知道，怎么做好中国乡建院的“CEO”——把发展农村的机会放手交给年轻人。“（有人）担心自己没能力。我说，年轻人要大胆干，怕什么，我给你当助手！”（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