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群众路线出了问题
我们的群众路线出了问题(点击原文)
目前大撕裂的根源是群众最急切的需求没有传达和反馈的通道，地方政府僵硬落后的防疫政策已无法适应群众的需求。
导致群众只能通过最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抗议，这反应了我们的官僚主义顽疾。
虽然“躺平开放”在互联网上叫嚣的声量很大，但实际上沉默的广大群众中真的想“躺平”的并不多。在各种视频中，大家就算表达抗议，也都戴好口罩。
群众真正急切的点在于“不想做核酸，不想进方舱，要求做抗原检测，居家隔离”。
这是因为各地疫情都已有野火燎原的趋势，大家害怕做了核酸反而被感染；且各地方舱条件很差，而且人员非常密集，还不如感染后自己居家隔离。
这本应是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防疫方案。但却发展成必须演变为激烈的冲突，才能倒逼地方去革新“无脑封”的旧方案。
无脑封已经过时了，病毒发展到一定程度，靠封已无法解决，必须另想其他方法，控制病毒蔓延的速度，守住不发生医疗挤兑的底线。
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灵活地变通防疫方案？还是官僚主义的那一套，因为“向上负责”所以怕担责，只能“苦一苦百姓”。
要让群众有说话的渠道，要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有反馈。
不让群众说话，不给群众的合理诉求以反馈，最后的结果就是脱离群众，激化矛盾冲突，这不符合我们党和中央的初衷。
老百姓是容易被煽动的不假，但如果能解决老百姓的基础需求和合理诉求，没多少人真的想闹事，境外势力想掺沙子也没那么容易。
现在的状况很明显是面对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解释。
基层不想说话也不会说话，只是机械执行。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处理现实问题也是各自推诿，老百姓没有有效的反应和解决诉求的渠道，这就很容易累积矛盾。
当前，基层工作人员的思想也很涣散，许多人不知我们为何坚持，面对每日纷繁复杂的工作很容易陷入“工作人员”麻木。
必须有新的沟通渠道，而非效率低下的文山会海，讲清楚大家“为何而战”，并把“为何而战”清晰地传达给群众，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而非靠强力和口号灌输。
此外，要畅通群众意见的反馈渠道，让事态在不至于激化时就能得到解决，而非演变成更强力的对抗。
我们选择“精准防控”，的确是在做一张相比欧美来说“更难的卷子”，但是“更难的卷子”不是我们“技术拉胯”的理由。
既然要挑战更难的卷子，就必须有金刚钻，这个金刚钻就是群众路线。
但群众路线同官僚主义肯定是相反的，官僚主义的核心是“唯上命是从”，必要时不妨“苦一苦百姓”。
但如果横竖都要“苦一苦百姓”，都要让百姓成为代价，百姓没办法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被重视，自己的安全被放在心上，那么就只能起来抗议。
另外，还要警惕我们的防疫政策成为地方极少数“官老爷”弄权的工具。
有些“官老爷”继承了几千年的陋习，不断使用人民赋予的“公权力”来折腾老百姓，甚至排除异己，继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权势和乌纱帽。
人民就像鱼，水究竟怎么样，鱼最清楚不过了。
如果放任极少数“官老爷”这么下去，不仅破坏了大部分兢兢业业在抗疫一线的干部们的努力，也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土壤。
最终会把人民逼到对立面上，也会让我们在国际竞争中丧失掉制度优势。
一些大V关于父母和孩子的比喻，我觉得是很贴切的。但就算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也没有孩子喜欢独断专行的父母。
独断专行的父母几乎养不出独立性格的孩子，培养的孩子几乎都是“等靠要”思想的软弱巨婴，不懂得为自己负责。
另外，就算是“大家长”，父母也必须理解和懂得孩子的需求，也必须对孩子的基本需求有所反馈。
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不能片面地说孩子是逆子。而是要想想，是否是“沟通”出了问题。
孩子发出的急迫声音没有被听到，没得到反馈和尊重，时间久了，自然会爆发出激烈的冲突。
这不是简单地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就能遮盖的问题。
育儿，不是简单粗暴就能完成的事，必须更精细化、更用心，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和健康的亲子关系。
当然，健康的孩子都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不能什么都被父母包办。所以也不能太过“大家长心态”，需要在一些领域放手，让孩子当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管理这么大的国家，民众的诉求不一致，各级政府的诉求不一致，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利益不一致，平衡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利益博弈极度不易。
官僚主义顽疾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记得2015年的时候，我和我妈从国外旅游回到浦东机场，要过两次安检，因为海关还要检一次。
我当时就发现，许多国外回来的人行李非常多且沉重，可能装了两三个推车，需要一件件把行李从推车上取下来，放入安检通道。
安检通道旁边坐着五六个海关的年轻干部，像甩手掌柜一样翘着二郎腿坐在那，就定定地看，时不时地聊天调笑。
哪怕看到有老人颤颤巍巍地，拿不动沉重的行李，也绝不会上前帮忙。
当时，有一位群众看不下去了，走过去跟其中一个海关干部说，大家过安检行李这么多，你们就不能搭把手吗？
结果，干部直接黑脸，两人吵了起来。干部嚷嚷着要把群众送去派出所，后来周围的人劝解了半天，让群众给干部道了歉，这事才作罢。
当时，我妈对就跟我说，看见了吧，海关的人是官，官怎么可能帮老百姓搬箱子呢，这让官颜面何存呢？
我当时的感受，是困惑加愤怒。
教员当年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么服务的吗？
几年过去了，2020年，我从香港回来，情况好得多，海关的人竟然会主动帮行李多的群众搬箱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
领导干部是百姓的“服务员”，这才是现代化的治理思想，也是共产主义的核心。
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也要去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上，还是有不少成果的。如果大家经常跑政府窗口的话，应该有所体会。
“最多跑一次”等政务流程的简化，相比之前，很大地节省了老百姓的时间。
最近几年，体制内的小伙伴反馈说，文山会海很多，学习各种精神和思想，大家都学麻了，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这种有口无心会反应在工作上，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在抗疫这种形势特别严峻复杂的事情上。
比如说丙丙前段时间从上海出行，中途在嘉兴换乘，总共30分钟的换乘时间，硬是要求大家先出站，然后再进站乘车。
按照要求出了车站，就有工作人员拦着你，要求你必须做核酸，做完核酸才能放人。
核酸的队伍排的老长，等做完核酸再排队进到高铁站的时候，高铁早就错过了。
但这个事你跟基层工作人员说没用，他们只有机械执行的权力，不管你怎么跟他们说你是换乘的，他们还是就那两三句话。
你要找上面的领导来对话，可领导哪有那么好见？你反应的问题根本也传递不到领导那里去。
这种拍脑袋，一看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方案，除非在舆情上闹大了，否则根本就不会得到优化。
我周围好多朋友，出趟差，一天可能就做了四次核酸。医护手势标不标准不知道，会不会激起矛盾不重要，反正形式很重要。
形式对了，责任就落不到自己头上。
百姓有没有服务好，声音有没有听到，反正找不到自己，万事大吉。
老百姓打电话或者上门反应问题，要不老油条相互推诿，要不就滥用公权力威胁。
毕竟高高在上的拍脑袋很轻松，但俯下身来，倾听人民的声音，解决群众问题总是很难的。
等到矛盾开始激化和发酵，越来越多的群众愤怒并形成舆情，才会倒逼官僚系统重视问题。
可那个时候，塔西佗陷阱已经形成了，公信力已经破坏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已经破坏了。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全世界范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案。
更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免有老鼠屎。
我们曾经想用理想信念去感召，可眼看着理想信念如今都变成了口号。
很难解决，但，还是要去解决。
因为这决定了我们是否真的能打赢这场国际竞争。
我们必须向全世界人民说明为什么我们是更先进、更优越的，我们必须更有感召力，更吸引人心自动的靠拢。
这个过程，只能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最后，每次大型的舆论事件，都会有境外势力无孔不入的煽风点火，趁机搞事，带节奏，力图把国家搞乱。
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
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要求老百姓自觉和忍耐，而是必须靠全体干部去贯彻“群众路线”。
老百姓当然有权利去要求更公平的“良治”和“善治”。
我们也必须落实“良治”和“善治”，这才是更高形态的文明。
如果我们的确在每个环节都解决了老百姓的基础需求，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境外势力也很难找到插针的机会。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清楚，2020年来，国家的抗疫方策，实际上保护了全体老百姓三年的生命和健康。
尽管因为官僚主义的顽疾，它走形和变样。老百姓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都是应当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才能更上一层楼。
但是任何试图趁乱煽风点火，上升到污蔑国家，甚至想要颠覆政权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绝对要被严肃清除和严正抨击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乱了，究竟谁得益，谁受损？
想想苏联的前车之鉴，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我们的老百姓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还是分得清大是大非。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重拾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尽快畅通与群众沟通和反馈的渠道，在危机中倒逼改革。
黑夜会过去，我们和祖国都会涅槃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