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款炫富比富，钱已经花不完还要去挣更多。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商场即战场，但这个战场的游戏规则来自资本文化和价值观。用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来取代这把外来的屠刀，游戏规则就会完全不同。

中国百姓的仇富情绪，关注的是巨大的收入差距和资本无底线的唯利是图。这同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教育和中国古训“不患寡而患不均”有关。但人们往往忽视这么一个事实：资本兴起200余年来，在世界范围的文化大屠杀，不仅仅消灭数千种语言代表的文化，包括玛雅等中心文化。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后，放眼全国的城市，几乎全一个钢筋水泥玻璃的模样。

大家都知道中共的老祖宗批资本主义剥削的犀利，很少注意到他们对资本文化大屠杀的描述：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共产党宣言》）。

前些日子，刀郎在他家乡的线上音乐会《在山歌响起的地方》中唱道：（大意）“小时候争着帮扶老奶奶过马路，现在却首先要录像为证”，感叹人心不古，虚伪、贪婪、黑心。这里文化大屠杀的屠刀，是当下流行的赌场资本主义。

赌场资本主义文化屠刀

中共的老祖宗还说：“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也就是说没有文化、只剩铜臭了。“赌场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心态，是资本主义中最恶劣、破坏最大的一种。它的现实表现是所谓的“明星经济”：社会财富大量向各行各业的少数几个明星集中：明星企业家、明星投资者、明星总裁，歌星、影星、体育明星、政治明星、网红等。明星效应是聚集财富的捷径和主流商业模式。“赌场资本主义”得名于它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损害，当人们看到有钱人赚钱那么轻易，自己辛苦的人生显得毫无意义；于是总是幻想自己某一天中了头彩，在赌场或在炒股票和房产中发大财。

美国借以立国和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和共识，如诚实、敬畏上帝、遵纪守法、勤奋努力和极致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等正在被抛弃，因为在赌场资本主义下它们不灵了。许多人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也无法养家糊口，更谈不上前途。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出现了，比如官媒屡屡对要躺平的年轻人劝善：好好工作，努力上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业来，云云；却遭到无情嘲讽，被斥为“何不食肉糜”的翻版。大批人在无奈中放弃努力；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大行其道。2016年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民粹主义的根源，是在赌场资本主义打击下，社会中下层产生的普遍的失落感和愤懑情绪。

显然，这种状况不可持续，它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但总有人拿“市场规律”“经济学法则”等冠冕堂皇为之辩护。这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名，贩卖赌场资本主义文化，使少数人能够理直气壮、没羞没臊地大量敛财。2011年，美国仍在金融危机中挣扎时，华尔街至少有75个老总，平均到一年365天，每一天的工资收入，都相当于或高于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当时的平均年薪（5万5000美元，约7万1300新元）。有一个总裁的年终奖，比纽约州公立学校所有教师一年工资的总和还多，而且他领导的公司正在大面积亏损。在中国，富豪一顿饭，农家一年粮的现象屡见不鲜。

贫富两极化是个世界难题，已经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诘难，也是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根本性挑战。现在“拼经济”已成主流意见，甚至有人主张，只要老百姓不揭竿而起，就应该放任贫富差距扩大。这种发展观正是“那刀，是江水的伤”。

转变发展观

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见敏锐，率先提出要全面发展而不唯国内生产总值（GDP），还要包括环境、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遭遇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要持续增加人们的获得感，就只能另辟蹊径，另开赛道。这里只谈谈以文化为主导的发展。发掘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可以一箭双雕：阻止贫富两极化，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发展。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向美国看齐，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直逼美国。再看看日本，那里贫富差距比美国要小得多，总裁和普通员工的工资比也小得多，但照样产生高质量的企业和经济奇迹。这就戳穿“市场规律”的神话。日本的相对均富是建立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共识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的。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应该更像日本，但事实上却在朝美国看齐。美国历史短，文化粗浅且围绕着金钱生长。中国则完全有足够的优良文化传统，将收入分配紧紧包裹在习俗和共识中，让中华文化不至于被快餐文化屠戮。

大款炫富比富，钱已经花不完还要去挣更多。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商场即战场，但这个战场的游戏规则来自资本文化和价值观。用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来取代这把外来的屠刀，游戏规则就会完全不同。争名夺利、趾高气扬就会换成谦虚低调、节俭朴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分配上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对反腐也大有助益：中共的干部都是同代中的佼佼者，他们看到那些不如他们的人过得更好，心里不平衡，收受他们的贿赂就会心安理得，也会有寻租的动机——资本的文化氛围使他们玩起资本主义的游戏。将来当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干部接班后，很难想象他们能有像习近平一代，从与人民同甘共苦成长中得来的反腐决心和勇气。如果他们也大玩资本游戏，国家堪忧。

再看刀郎，他是低调和两袖清风的典型，曾说他赚钱是为了养音乐，搞音乐不是为了赚钱。此次线上音乐会的25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57万新元）的收入全捐给慈善事业。转变发展观击中的第二只鸟，就是在发掘发扬中华文化的底蕴、恢复修身养性的传统中，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得到比多赚几个铜板多得多的获得感和成长感。

刀郎反文化大屠杀的武器，是中华文化的谦谦君子。低调、谦虚、重义疏财、知恩图报。远古的嵇康和竹林七贤、八仙、建安四子等等，这些才是中华文化的风骨。还有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叫我不得开心颜！”和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都同中共的红色文化接轨：人民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这些在当今的官场中久违了，因为共产党的官场也遭到腐朽价值观的屠戮。

传统文化刀郎还魂

线上音乐会的直观特点是乐队的乐师和伴唱的衣着，没有半点修饰打扮，素装素颜，就像公园里临时凑起来的自乐班子，天然而质朴。刀郎本人像个胖大和尚，同现今风行的“小鲜肉”或者80年代的“奶油小生”格格不入。刀郎音乐的一个特点是意境，在《珠儿》《镜听》《豆蔻盒子》《瓜洲渡》《还魂伞》等中尤为突出。这些意境都不是现代的，而是从古代诗词书画中还魂的。它们居然能够在直播室里吸引到5000万名观众，实在是个难以解释的奇迹，也许同音乐会中西乐器结合得天衣无缝，但节拍是现代的、明快的有关。

最值得赞叹的是刀郎同乐队伴唱的关系。刀郎把聚光灯留给他们，并一一介绍给观众。这些才华出众却默默无闻的艺术家，都借此家喻户晓。他们不是刀郎的雇员，而是合作者，受到刀郎的尊重。刀郎从自己乐队的经历谈起，说他深知乐队伙伴对他的表达的重要性，形容与他们的关系是“志趣相同，相互欣赏，彼此尊重，平等自由”“闪亮的音乐来自心灵的相交，心性的包容，达到无需言语的默契”。他感谢“一路走来的音乐伙伴和老师们”。

这同当前演艺界争名图利，相互倾轧拆塔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难怪主流乐坛对刀郎的成功一直保持沉默——道不同，不相为谋。刀郎的淳朴也同浮躁浅薄的追星族、饭圈文化格格不入。当年尼克逊破冰访华，在走出飞机舱门前，叮嘱基辛格等随员不许紧随，要让他在舷梯上独自出现在历史的镜头中。再如某相声大家一场收入20万元，却只分给他的引路恩师150元，这些都是文化侵略。刀郎的是纯艺术，它能轰动，说明中华文化尚未被屠尽。

这股清流也包含商界寥寥无几、如任正非那样的儒商。这些才是中华民族的脊骨，华夏文化的希望，也是官办英模无法望其项背的。民间独立生长的人物和文化方显华夏真性，要保障他们的权利，给予足够的空间，让这些民间英雄自由发展成长。这才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