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的底线：由晚明两个瞬间引发的一点议论
对精英专政是国家能力的底线：由晚明两个瞬间引发的一点议论(点击原文、视频1）
李怡楚在《大明最后一批精锐》里叙述了两个有意味的瞬间。
第一个瞬间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闯军围攻开封。
崇祯帝启用前保定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加封陕西三边总督，练兵潼关，解开封之围。
孙传庭下车伊始，雷霆一击，扑杀了不听号令的将领，士气为之一振。
但粮饷不足，装备奇差，补给堪忧，责问下来，都说是沉疴已久，一时半晌解决不了的。
孙传庭的确有心战死沙场，但也不能如此窝囊地赴死。
他把目光盯上了城中的富绅，台面上的说辞是，军情紧急，大家都得贡献一番心意。
乡绅们纷纷解囊，加起来几千两，不过是杯水车薪。
军饷的缺口至少十万两，既然大家不给面子，那就休怪总督不客气，开始丈量土地，造册稽核，乡绅们历年来占下的屯田收益，通通都得吐出来！
不料一夜大火，烧光了所有文档，查田地查了个寂寞。
明明知道他们侵吞了无数，但没有证据，什么都做不了，孙传庭出离了愤怒。
其时，军中请了一位江湖游医，名叫吴又可。
某夜虫声唧唧，孙传庭在营外溜达，正好碰见了吴又可。
孙传庭问了他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大黄乃虎狼之药，你却经常使用，是不是过于冒险？
吴又可回答，大黄性烈，铤而走险方有生机。
孙传庭豁然开朗，用药如用兵，值此乱世，就得有非常之举。
幸好我手中有刀，麾下虎贲无数，这些乡绅不吃敬酒，那就通通请吃罚酒。
一场鸿门宴摆下来，四十三名乡绅全部人头落地，家产尽数充公，军饷如此便充足了。
对这个故事，我先作以下几个提示：
所谓“手中有刀”，意思是掌握暴力；
使用暴力是虎狼之药，是铤而走险，也就是说，是不得不为的底线做法、非常之举；
3.暴力的使用对象是地方豪强；
4.暴力的使用目的是从豪强富绅手中攫取财富充公，以支持瘫痪的公共财政；
5.公共财政为什么瘫痪？因为制度性的税收失灵，钱在富绅手上（他们富得流油），但通过官商勾结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意识形态宣传优势不在朝廷，而在东林党也就是明朝的公知），税收制度丧失公共性，征收的矛头指向广大的贫民；
6.明面的政策彻底失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完全无用，甚至一般的暴力手段的恫吓，都无济于事，因为豪强们手中同样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一夜大火，烧光了所有文档，查田地查了个寂寞”说明行政的手段一旦侵害到豪强的利益，必然遇阻，强大的豪强阶级完全可以给任何人以“一点colour see see”；
7.在以上的限定条件下，对精英的暴力是国家能力最后的底线，是唯一的做法，不以暴力为手段，公共性成本无法支付，国家瘫痪，国防瘫痪，生灵涂炭（明朝灭亡后，清兵对汉人展开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是明证）。
第二个瞬间
崇祯十三年，发生过类似案例。
朝廷揭不开锅了，内阁首辅薛国观进言说，京城里的皇亲国戚，有的是钱财，强迫他们捐些出来，辽东、西北的兵饷就有了。
皇帝觉得有道理，便从武清侯李国瑞开刀。
李国瑞自然是不会乖乖就范，一来真心不愿意掏钱，二来无数贵胄暗地支持，李国瑞顶住了，其他人便无虞了。
武清侯一面私藏财物，一面在街上摆着破旧器皿叫卖哭穷，打的就是皇帝的脸。
皇帝勃然大怒，褫夺了李国瑞的爵位，将他打入大牢。
但很快皇帝就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五皇子突然暴毙。
宦官宫女都说，九莲菩萨显灵，带走了五皇子，还说“帝薄外家，诸皇子尽当夭”。
皇帝心里明白，这是权贵们给他的警示，如果继续弄下去，那么就杀了你所有的儿子，最后只怕连皇帝也给杀了。
皇帝怂了，放了李国瑞，又杀了提建议的薛国观，给皇亲国戚们赔罪。
对这个瞬间，可以做出如上同样的提点，只不过，崇祯面对的豪强的层级，更顶，是国家社会的顶级豪强、顶级大佬。
在以上基础上，还可补充几点：
1.崇祯和豪强最大的不同，是他作为皇帝担负国家公共性的无限责任，在公共性上，崇祯是跟明朝的人民在一起的，而达官贵族是反人民的力量。从崇祯最后自杀以及豪强们自私怯懦贪婪的一贯表现的对比，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2.崇祯自杀时的遗言“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无伤百姓一人”，并不是推卸责任，是太傻太天真的崇祯皇帝，以生命和王朝的毁灭为代价，获得的“多么痛的领悟”；
3.扭曲公共性的豪强，是国家的敌人，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甚至可以控制宦官宫女的嘴）、要权有权、要笔杆子有笔杆子（公知的舆论优势，崇祯就是被明朝公知洗脑的），他们把国家政策尤其是财税政策彻底扭曲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人民（自己不交税，却操弄国家机器向穷人征税）；
精英们历来都是马户、又鸟的做派：热衷于捞尽世界最后一个铜板。嘴上全是民族大义和知识担当，行为上全是蝇营狗苟。
道理是明摆着的：富人多交点税，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过富人的生活；但穷人多交税，是活不下去的问题。
精英的贪婪、短视、凶狠（无论是刺杀肯尼迪的美国豪强，还是弄死皇帝儿子的明朝的精英，资本精英的嘴脸从来没有变过），古今中外皆然。
好处占尽，坏事做绝，自我标榜，摇唇鼓舌。
4.豪强坐大到这样的地步，由于财税政策被扭曲，国家能力空虚贫乏到这样的地步，国家唯一具有的优势，就是对精英使用暴力的优势，舍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维持公共性的运转；
5.太监魏忠贤所作的，就是在那种条件下，动用唯一的优势手段（军事、暴力、特务），以雷霆万钧的专政暴力，对高官贵族下手，以反腐为名，将抄家获得的银子，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维持国家和国防运转；这个时候，魏忠贤的作为，实质上是变相的国家财政；
一个相关的问题也昭然若揭：是谁在操纵笔杆子，抹黑和塑造魏忠贤的负面形象？以至于这种历史操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影视形象当中。
6.这种暴力抄家的变相财政，肯定不是优选的策略（上面说了是虎狼之药，是铤而走险，是非常之举），但在当时是支撑国家的唯一途径；魏忠贤个人的品质、个人的贪污，都并不重要，他在以唯一可行的方式维系国家的公共性，保护底层的贫民人口，这才是重要的，是实质的；
7.先以暴力为后盾对精英进行专政，维持国家能力运行，为制度建设争取时间；待到制度建设稳定成型（在制度约束下，精英豪强乖乖纳税），再追究魏忠贤的极权和贪污问题，这才是崇祯应该作的明智之选；
8.但是崇祯作为明朝的戈尔巴乔夫（天启帝朱由校临终前对他的弟弟朱由检，也就是未来的崇祯帝嘱咐道：“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意思是说，不要杀魏忠贤，并且要继续重用他。但对于已经被深度洗脑的崇祯帝来说，杀掉魏忠贤的机会主义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在上台之后急匆匆干掉了魏忠贤，获得了公知们的一时称颂，葬送了大明的万里江山；
9.所以，对于任何保有公共性追求的国家政权来说，对精英专政是国家能力的底线。上策是制度建设，下策和底线，是对精英专政。
能够利用暴力优势震慑精英，国家就有能力继续运转，就为制度建设争取时间。
一旦连暴力优势都拱手相让，精英豪强一定会逆转所有国家政策的公共性；
一旦由对豪强的专政，转为对大多数穷人的专政，国家的灭亡、人民的苦难，就在前面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