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法医检验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时代，我国的封建社会已建立了严密的法典，当时的律令对于法医检验已提出明确的要求，这就促进人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我国的法医学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成熟的。宋慈《洗冤集录》一书的问世（1247年）标志着我国法医学的成立，这部著作可称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专著。

    关于宋慈、宋慈，字惠父（公元1186~1249年）福建建旭县童逊里人。宋慈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父名巩，曾做过广州节度推官。宋慈少年受业于同邑吴稚门下，吴稚是朱熹的弟子，因此，宋慈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宋慈20岁进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真德秀是著然的理学家，真德秀发现宋慈的文章出自内心，流露有真感情，因此，对他十分器重。宋慈一生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奉使四路，也是“皆司臬事”，可见宋慈一生从事司法刑狱。长期的实践，得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宋慈作为封建官吏，曾参与南宋统治集团镇压江西南安等地的农民起义；镇压过福建汀州、邵武、剑州等处的农民起义和汀州城军士囚禁州守陈孝严的哗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宋慈为官清廉，比较关心民瘼。据记载，宋慈任长汀县令时，由于当地民间食盐由福州经闽江运来，要隔年运到，加上层层中间剥削，卖价昂贵，人民不胜负担。宋慈便改道从广东潮州方面运来，往返仅需三月，节省了运费和时间，降低了食盐价格。此举无疑为人民办了好事。又宋慈任南剑州通判时，这年正遇荒年，当地豪强趁天灾而囤积居奇，弄到“米斗万钱”的地步，人民遭到饥饿死亡很多。宋慈应宰相李宗勉的召问，向朝廷提出“济粜“法，他建议把地方居民按贫富分为五等户，赤贫者完全济助，较好者半济，最好者不济，上者发其存粮之半而济人，最上者则尽发其存粮而济人，完全救济的米，由政府来出。宋王朝感到统治不稳，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是”众皆奉令，民无饿死，得使人民渡过了灾荒。

    宋慈对于决狱理刑，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宋慈升充广东提点刑狱前，原先广东官吏多不奉行法令，“有留狱数年未详覆者”。据载宋慈在到任八月内，深入现场察访调查，清理了一大批冤案、错案、悬案、屈打成招的假案，审理了二百多名辟（死刑）囚，其中有些是被陷害和冤屈的无辜者，为他们平冤昭雪，免除了死刑。同时也惩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吏、役和逍遥法外的罪犯。由于宋慈“听讼清明，决事刚果”，“以民命为重”，因此，在人民中间赢得了较好的名声。

    淳祜元年宋慈任常州军事期间，在工作之余开始总结审案检验经验，后来到湖南任提点刑狱那一年，完成了《洗冤集录》的编撰工作，并刊行于湖南宪治（公元1247年）。淳祜9年（公元1249年），宋慈去广州任经略安抚使，在这年春天，忽感有头眩之疾，仍照常办公，当地学宫举行释采典礼，宋慈仍亲往主持，事后精神大为萎顿，终于在这年的3月7日在广州任内去世。次年7月15日，葬于福建建阳。

   《洗冤集录》简介：宋慈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的动机与目的：“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典，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又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宋慈辑撰此书，是为了“洗冤泽物”、“起死回生”。因此，宋慈对于狱案，反复强调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诫审案人员“不可辟臭恶”，“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深入现场调查，“须是多方体访，切不可凭信一二人口说”。检验时“务要从实”，同时尚需了解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要充分掌握真凭实据。在当“经制日坏”的南宋末年，宋慈的这种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洗冤集录》对于法医学有多方面的贡献，现扼要介绍部分内容于下。宋慈对于验尸的方法，曾总结了一整套比较合理的措施。《洗冤集录》对于毒理学也有许多贡献，书中记载了各种毒物中毒症状，指出服毒者“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谷道肿突或大肠穿出”；死后“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间有血出。”书中附有许多切合实用的解毒方与急救法。

   《洗冤集录》还记载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即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实，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并不都是相同的。但此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思想。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洗冤集录》中也有一些迷信与错误的内容，我们如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杰作。《洗冤集录》自13世纪问世以来，成为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前后沿用了六百多年。后世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此书为蓝本加以订正、注释和增补，属于这类性质的书藉不下数十种之多。清康熙33年（公元1694年）国家律例馆曾组织人力修订《洗冤集录》，考证古书达数十种，定本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饮颁”全国。

    后来，《洗冤集录》，流传到海外，1779年，法人将此书节译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1863年，荷兰人第吉烈氏（DE  GRIJS）将此书译成荷兰文于巴达维亚出版。1908年，法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人又转译成德文。此外，《洗冤集录》还被译成朝、日、英、俄等国文字，可见此书在世界法医史上也赢得了一定的影响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