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以及所出现的问题(一)
从西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以及所出现的问题(一)
载《新疆中医药》2006年10月）
摘要 经络系统随时在调节与维护机体的平衡、稳定、正常。这平衡、稳定、正常的状态只有一个，当经络系统的调节功能失常后，机体所表现出的不正常状态却可有无数，即可有无数的病症。中医学的诊与治都是着眼于这“一个”状态，因而诊与治都变得简单，而且疗效好，因抓的是本质。西医学由于看不到经络系统的存在，它所看到的、所着眼的是这无数的病症。对这无数的病症一一进行诊断与治疗，这不仅使诊与治都变得极为复杂，重要的是它不能促使机体自身进行修复，只能用外力修理，则难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反会由此带来对人体的种种危害，而且随着它的发展危害会越来越大。
西医学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基础之上，它针对人体的物质实体进行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研究能不断地从系统、器官、组织到细胞、分子、……逐渐深入，从宏观向微观深入。这是古代的任何医学都无法作到的。在深入微观认识人体物质的同时，也认识了只有在微观才能看到的危害人体的许多物质，尤其是病源微生物。
由于对人体物质及危害人体物质的深入认识，使西医学有了极大发展，它找到了对付各种病源微生物的有效药物——各种抗生素，使曾经严重危及人们生命的传染病得到了控制；由于解剖知识的丰富，麻醉剂的发明，外科消毒法的创立，推动了外科学的迅速发展，用外科手术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特别是战争期间战伤人员的生命）；由于对人体微观物质的认识，又促进了营养学及免疫学的发展，等等。
西医学的这许多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由此在人们心目中享有了很高声誉。又由于它的理论与治疗措施一直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容易为人们理解、信服和掌握，因而使它很快传遍世界各国，成为“世界医学”，并被公认为“现代医学”。
然而，人是生物，具有生物的运动规律与特性。我在“讨论几条生物共有的基本运动规律”（《新疆中医药》2005.3 此文以下简称《规律》）里讨论了每个活的生物体都是一个统一整体，它有自我平衡、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产生出新物质等一系列功能。主导这整体运动的系统是经络系统，当经络系统的功能失调时，机体的上述功能就会减弱或丧失，从而出现疾病。前者是疾病产生的原因，是本质，后者是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中医治病就是本着促进经络系统功能恢复，促进机体自我修复功能正常，从而使各种病症得到痊愈。可是，由于西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之上，从解剖上看不到人体的上述功能以及经络系统，因而也就看不到疾病的本质，看到的只能是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病症）。西医所进行的治疗，是针对病症治疗。这种治疗法只能说是治“标”。“急则治其标”，在“急”时的确需要，但若把这治标法当成治本法，就必定会出现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而且随着西医学的发展必越来越严重。
它所出现的一般的问题，广泛地接受了西医学实践的人民群众也有所感觉。有人说：“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在西医学界内部也已感到：“医学界有一种世界性的舆论，即医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虽然进展显著，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普通的疾病没有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 美国的华·西·兰伯特医学博士，更就上世纪“现代医药”在人群中造成的几十次大小灾难写成了一本书，书里说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真实故事。”“兰伯特医学博士历数灾难和丑闻，蠢事，病痛和死亡，流行病和地方病，非必要的手术等错误，所有这些都是由诚实的尊敬的著名医师进行治疗所造成的后果。”下面我们再从西医诊断与治疗两方面来具体分析西医学所存在的问题：
一， 疾病诊断所带来的问题
我在《规律》里讨论了人体的经络系统随时在调节机体的平衡、保持机体的稳定与正常。机体平衡、稳定、正常的状态只有一个，而当经络系统的功能失常后，机体所表现出的不正常状态却可以有无数，即可表现为无数的症状。中医着眼的是促进经络的功能，亦即自我修复功能恢复正常，使机体恢复到平衡、稳定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说中医着眼的（力求恢复的）就只有这一个状态。由于只着眼于这一个状态，因而“诊”与“治”都变得简单，而且疗效好（因抓住了根本）。而西医针对的是症状（病症），它要着眼的是这无数的不正常状态，即对无数的病症，一一进行观察、了解、分析，再分别进行确诊与治疗，这不仅使诊与治都变得极为复杂，重要的是它不能促使机体自身进行修复，只能用外力修理，则难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反会从诊到治给病人造成种种危害。
西医一般的确诊要求是：确定发病原因，解剖部位，机体病理变化（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形态、功能、和代谢等方面的病理变化）等等情况。然而，别说不正常状态可有无数（无数的病症），即便仅就有资料所称的人的疾病有18000种，那么要了解这些病在病人体内的解剖位置、病理变化、发病原因等，这当如何了解？一种办法是设法借助于各种仪器设备，各种理化检验手段来了解。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方面的成就的确越来越大，现在能把人体各部看得更仔细、更全面、更到位的各种仪器设备不断产生，发展，更新。可对人体各系统进行各种检查的项目总数已达六百多种，仅循环系统的检查项目就有110多种，消化系统有90多种，内分泌系统有近100种，呼吸系统有60多种。这若是单从科学研究和对人体物质的深入认识来说，自然是最有必要，最有价值的。但是，若用来诊断疾病就会带来问题：检查的项目越多不仅病人经济负担越重，重要的是许多检验项目是用各种理化刺激与机械刺激作用到患者，如进行检查的各种仪器设备中的各种电磁波、各种射线等，以及直接的机械性的伤害，如抽取患者体内的血液、脑脊液、骨髓、心包积液；插管引流胃液、十二指肠液、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等；对各脏器、组织作穿刺活检；对胃、肠、支气管等做插镜镜检；做心脏插管检查，对许多部位作造影检查等等，等等（这其中的许多检查在查前后还需服用与注射许多药物，这些药物及造影剂本身也都具有毒副作用），由此则使患者遭受进一步损害与创伤，尤其是对一些疑难杂症，常要用多种理化检查项目反复检查。这若是对一般健康的人，多作检查可能问题也不大，可是病人，他们对各种理化刺激的耐受力已大为下降，特别是一些重病人，这其中的一些人，检查项目还没作完，人已经不行了。还有许多病虽采取了种种检查手段，也无法按西医的确诊要求确诊，怎办？其一是常将一些病定为“无名热”、“无名痛”、“功能性疾病”等等。其二是采取另一种更直接的检查办法：直接剖开胸腔、腹腔、脑腔进行观察，这种观察在一些地方成为很经常的办法，例如有一位老妇，就因便秘20多天住院，西医大夫不能确诊，“疑为肠道肿物”，后来“剖腹探查，未见异常”。而从此老妇由便秘变为“每日泻肚发烧不已”，又诊为“肠道菌群失调”，需肛灌健康人的新鲜粪便，老妇拒绝，最后经中医赵锡武老大夫诊断为太阳阳明合病，投以“葛根汤加半”，三剂而愈，老妇幸甚。然这种剖视诊断却常造成许多人的病情更加恶化，有的甚至引起死亡。
二，对症治疗所出现的问题
用多种检查办法或直接的剖视虽看到了病症——病变的具体部位与病理变化等情况，但这看到的仍是现象，治疗也就只能对其现象治，即治“标”不治“本”，由此自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
（－）“药（医）源性疾病”的问题
由于西医针对的是现象治疗，不是本质，用药后必对机体造成新的不平衡，产生新的疾病，即所谓“药源性疾病”。据统计现在“药源性疾病”己跃居疾病排行榜的第5、6位。这类疾病现已发生在人体的各系统，各脏器（而且常与原发性疾病难以区别），例如药源性呼吸系统疾病：有哮喘、肺炎、肺水肿、咯血、呼吸困难、衰竭等；药源性循环系统疾病：有心律失常、心功能损害、心肌缺血、休克、高血压、低血压等；药源性消化系统疾病：有食管疾病、消化道出血、穿孔、腹泻、肝损害、肠梗阻等；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有癫痫、锥体外系综合征、头痛、颅内高压、昏迷、精神障碍等等；药源性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有高（低）血糖症、甲状腺功能亢进（减退）症、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或亢进）等；药源性肾病：有肾功能衰竭、血尿、排尿困难、尿潴留等；药源性血液病：有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血、白血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药源性肌肉骨关节疾病：有骨质疏松、骨坏死、关节炎等；药源性口腔、耳、眼疾病：口腔粘膜病变、喉痉挛、喉水肿、耳毒性、视力障碍等。再有药源性皮肤病、引发感染性疾病等等、等等，举不胜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报告，在医院死去的人中，每4个人就有1个是因药物而死的。
现今药源性疾病危害之广泛与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与警戒，许多药物被废除，如美国废除了300多种，我国废除了127种。并且产生了一门新学科——药物警戒论。“药物警戒论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其内容广泛，涉及药理学、临床医学、药政管理学、传播学、心理学与法学等学科。”世界卫生组织最近还发布了给药物警戒所下的定义：“药物警戒是发现、评估、理解和预防药物不良作用或任何其它药物相关问题的科学和活动。”然而，人们却没看到治“标”不治“本”是产生“药源性疾病”的根源，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治“标”不治“本”必造成新的病症
西医治“标”，必造成对“本”的损害，例如治老人便秘，老人便秘多因自身消化、吸收、排泄等功能虚衰所致。若对“症”给泻药，结果越泻身体越虚，病越重。有些病本来很简单，连一般老百姓都懂，例如我国南方夏天炎热，人们可能出现种种老百姓称之为“上火”的症状，如火眼（红眼病）、牙痛、咽喉肿痛、大便秘结、皮肤生疮疖等，这些症状可能分别在不同人身上出现，也可能有多种症状在一人身上出现，这用清热解毒的中药或针灸、或针刺放血等可愈。或是待天气凉爽后这些病也可自愈。可若请西医治就得分别到眼科、牙科、耳鼻喉科、内科、皮肤科等去治，由此分割（分科）的治下来，疾病的本质问题——“上火”问题（机体不平衡问题）没有解决，反开了一堆与“本”无关的药，其毒副作用是可想而知的。而有许多疑难杂症难以确诊，却常同时表现出多种症状，西医则常分别对症治疗：发热用退热药、炎症用消炎药、疼痛用止痛药、失眠用安眠药、消化不良用助消化药、腹泻用止泻药等等，结果这各种药物“齐头并进”，必造成机体新的多处的不平衡。
即使是巳被西医确诊的，认为找到了病因的病，例如糖尿病，认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就是病因。其实这“病因”仍是现象，不是本质。若把这现象当本质治：注射胰岛素。结果虽暂能缓解症状，但却使病人自身分泌胰岛素功能被抑制而更加衰退，由此造成病人对注射胰岛素的终身依赖，病人需终身不间断地每天注射3次（有的需4次）胰岛素，而病人机体的不平衡不仅未解决，反而加重，于是导致易感染，易出现许多并发症。另一方面，西医学专家们也逐渐看到，糖尿病本身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病，在一个病人身上还可表现多种代谢紊乱（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看到至少可包括8个“高表现”：高体重（肥胖）、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度、高尿酸血（尿）症、高脂肪肝发生率、高胰岛素血症等（有其中2或3个表现认为就可算代谢综合征），而糖尿病仅是这代谢综合征的“冰山一角”，其实也是看到它仅是一种症状。所以现在专家们要求治糖尿病不单是降低血糖，还要兼顾其它病变。那么，对这各种病症一一对症给药，这些药“齐头并进”，同样造成一系列新问题。
一些西医学家也看到了“对症治疗”所带来的危害：“人体对突然的所谓应力、体力、精神和其他作用的抵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肾上腺皮质，如果说医学上广泛使用的肾上腺皮质固醇类激素会把这个防御系统的活动破坏和压制了，以及白血球和吞噬细胞反应受到抑制的话，那么这些药物的使用对机体会有些什么作用，则是不难想象的。现代医生使用大量的‘消炎’药，然而发炎是一种防御反应，它的特征是血液加紧流入病原的侵入处，从而提高那一处组织的生命力。使用肾上腺皮质固醇类和其他药物，对患者的风湿病在治表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是，风湿症发展到心脏，受到破坏的部位周围的发炎和总的发炎反应消除了，而破坏则进一步继续发展了，但已没有发炎反应。”“近些年来，我们开始严重地干扰血凝结防御系统。服用抗凝药和一系列其他药剂，往往出现血栓形成。”
（2）药品（及医疗措施）的研制者与应用者的盲目性
由于西医针对病症治疗，而病症可以有无数种，那么对药物研制来说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1.人们无法对无数的病症研制药物，即使是只对18000种病，每种病只研制－种药，也难做到。于是只有那些常见病，患病人数多的病会有许多人去研制，相反，则少有人研制。2.由于对药物的要求只需对症，不用象中医那样必须以促进机体平衡为原则去识药、用药，即没有统一的原则性要求。又因人们对症状的认识与寻找解决办法各不一样，因而其药物和措施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现在各种常见病症的治疗药物已举不胜举，这里仅从1982年版的《新编药物学》中举几条：镇痛药有33种；解热消炎镇痛及抗痛风药70种；镇静、催眠及抗惊厥药38种；抗肿瘤药85种。近年来，新药更是蜂拥上市。研制药物的这种充分自由性，实体现了充分的盲目与混乱。以至出现治此病的药竟是致此病的药。例如，氮芥、更生霉素等抗癌药本身就可以致癌。糖皮质激素及氯苯那敏等抗过敏药也可引发过敏反应。抗精神病药物可致严重的神经精神障碍。3.对人体造成危害的不仅是药物，还有一些人“想当然”想出的许多医疗“措施”，例如：由世界著名的美国外科教授瓦金斯夭提出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胃冰冻疗法”。其方法是：将胃里的温度降至–18℃，使胃“硬如岩石”长达1小时以上。其治疗原理的设想是：胃冰冻后，胃液分泌量和胃酸度都降低，认为抑制胃分泌就可使胃溃疡愈合。此法曾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冷却液循环流动的胃冰冻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很多医院的必要设备。”几年后，人们用双盲法研究它的效果，结果证明“它所声称的好处没有被证实。”却报道了“胃冰冻会引起胃溃疡和胃出血，甚至胃坏死……”。又如：为缓解哮喘症状，英国人发明的异丙肾上腺素喷雾药，造成“大规模使用喷雾药后哮喘病人多死了3500人。”有许多危害是要使用许久后人们才会弄清它的危害原因，例如在早产儿保育箱中输入高浓度氧，造成90%的婴儿部分或完全失明，因人们很难把失明与输氧相联。
正是这种盲目、混乱与自由，竟使得那些明显的有害办法也能被人们想出来，并广为应用。例如在上世纪由当时闻名世界的外科医师莱恩提出的“自身中毒论”。其理论认为：肠停滞造成肠内容物腐败，产生毒素，导致人体慢性中毒，引起许多慢性疾病。因而相信切除整条结肠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防预肠道癌症等。莱恩本人“做了超过一千次的结肠切除术”，当时，在美国和欧洲大陆成为经常施行的手术。除手术外，为了“预防慢性肠停滞而使用强泻药，并建议用布带裹腹，服大量矿物油。”后来，这种理论和作法导致“很多人病情更加恶化。”
药物的应用者医生，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① 研制的药品越多，医生挑选的自由度越大，盲目性也越大：一种药不管用，换另种。另种不管用，再换一种，或几种药齐上：想必其中会有一种管用。医生的自由度越大，不仅毒副作用越大，而且毒副反应各异，很难联想某一毒副反应是由某一药物引起，于是这种情况不断继续，更导致产生许多怪病、杂病。例如我在“从中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新疆中医药》2007）一文里所举“肩胛骨溶解”病例，患者白××，男，22岁，以左肩肿痛，活动受限1月就诊。医院以“左肩胛骨肿瘤并病理骨折收住院”，行肿瘤活检术后报告：“左肩胛骨组织慢性炎伴血管增生。”然而，“对症治疗2个月后病情加重，拍片示：肩胛骨部分溶解吸收。”且溶解是进行性的。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正是由药物对症治疗两月引起了进行性骨溶解的怪病。而这种情况也未见医生作报道警告他人。
② 医生总是要急于寻求与应用新药以提高疗效，但对它所产生的问题的报导却难于全面关心，以至“药源性疾病”更得以长期蔓延。例如保胎药孕激素（黄体酮），孕妇使用后，出生的女婴外生殖器象男性。这种情况在1939年就有人知道，1942年法国两位内分泌学家作了报导，1950年后美国更发表了很多报告，统计“共有近600女婴外生殖器象男性”，同时发现它对习惯性流产等并无保胎作用。可是我国却仍长期沿用，在1982年版的《新编药物学》上仍写到黄体酮临床上用途：用于“习惯性流产：用较大量（10～20毫克）肌内注射，每日1次或每周2～3次，一直用到妊娠第四个月，以行保胎。”却没有说明它的副作用及危害。
③ 当医生遇到一些很难查清的病症时，如所谓“无名热”、“无名痛”，用了退热、止痛药不管用时，则多用常用的办法，如业内人士戏称的“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然这“三素一汤”泛用、滥用所出现的问题自是越来越重。
④ 对于一些怪病，或医生从未见过，在书本上也查不到的病，医生则毫无办法。如上述肩胛骨自溶患者，医生只好请他“转外地治疗”。患者到了外地医院，医生准备给他做“人工肩胛骨置换术”，但发现患者骨自溶速度进展很快，锁骨也溶了很多，无法把溶解的骨都一一置换，也只好再请他“转外地治疗”。“转外地治疗”虽说是医生无可奈何的作法，但却是事实求是的做法，若不这样，硬要自作主张另行处置，那么出现的问题还会更多。因为西医医生看起来很自由，可以自由选药，但实际上西医理论是把医生局限得很死的，他们很难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他们对病人的诊断，要靠各种理化检查手段。他们用药则全靠研制者、制药商提供。提供什么用什么，若是遇上少有的病，或是未见过的怪病，制药商没提供药品，他们也就－筹莫展。他们完全不能象中医医生那样能自由的施展本领。中医医生遵循着调节机体平衡的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病人不平衡之根本所在后，再根据“辨证论治”就可开出中药。对同一病人，不同医生开出的药方可能不尽相同，但只要辩证正确，处方得当，都可以愈病。拿上面例子来说，肩胛骨自溶患者，两家医院都让其转院治，后来转到中医处时，医生根据辨证论治治愈（骨自溶被控制，锁骨又长出部分新骨，肩关节功能恢复），若换个中医医生治，只要辩证正确也会把病治好（只是在愈病的时间长短与好坏上可能彼此有差异），每个中医医生开出的不同组方都是自己的创造发明，都是自己才能的施展。所以，中医从古至今一些大医家的巧妙组方，疗效卓著，成为了经典名方，为大家所学习。
中医一付药的组方可能是几味药，也可能是几十味药，但这几十味药组成为一个整体，彼此间相互关联，相互协作，共同调整机体的平衡。然西药在一个病人身上用了几种、几十种，这几十种药之间的关系却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共同会对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谁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知道的：病人所用药物越多，毒副作用越大：据上海10所医院统计，在病人身上先后应用5种以下药物者ADR（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2%，而先后应用20种以上药物者ADR发生率高达45%。
（3）对“症”治疗会使无毒药物变为有毒
兰伯特博士认为有许多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只是由于未作动物毒性试验。其实不是作了动物毒性试验就安全了，别说动物与人的差异大，就是在人群中，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对同种药物同一剂量的毒性反应都不一样。而重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药物不是用于健康人群，而是用在不健康，机体已失去平衡的人群，用在他们身上就会产生两种情况：
① 人体有病后，对各种理化刺激的抵抗能力都显著下降，对健康人无毒的药物，对他们都可能有毒而产生“药源性疾病”。
② 由于西药针对的不是机体的平衡，当用药后很可能加重机体原有的不平衡，或产生新的不平衡而形成新的“药源性疾病”。又由于病人的不平衡各不一样，当用同一种药后很可能引起各不相同的“药质性疾病”。例如一些激素有造成闭经而致癫狂，或造成倒经（有人每月口吐大量鲜血）或造成甲亢等等各不相同情况，而这各不相同的情况是最不易让人们把药物与“药原性疾病”相联，而得到关注与重视的。只有当某种药泛用、滥用到相当程度，引起相同的病症广泛出现时，才使人们警觉。现在人们称“药源性疾病”已跃居疾病排行榜的第5、6位，是指这广泛出现在统计学上有大量数字显现的病，然这仅是整个“药源性疾病”中的一个部分。在上世纪60年代孕妇用“反应停”后，造成了12000例“海豹胎”畸形儿出生，使5000人死亡，这才引起人们震撼，引起关注，若没有如此显著集中的例子，只怕还难以引起人们对“药源性疾病”关注，而当人们对药物进一步调查与统计，就发现在各个年代普遍应用的药物都有引起普遍性疾病的情况，例如上世纪30年代磺胺类药引起的皮疹；40～50年代抗生素引起的过敏性休克、耳聋、再生障碍性贫血等；60年代激素引起的消化道出血、高血压、青光眼等；70年代心得宁引起的“眼–耳，皮肤–黏膜”综合征；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苯丙醇胺制剂引起的脑中风和肾衰等，拜斯平引起的横肌溶解症。等等。人们还给一些药物引起的疾病起了许多俗名，如“非那西丁肾”，“呋喃坦啶肺”，“阿司匹林胃”，“四环素牙”等等。
由于看不到产生“药源性疾病”的根源，不仅那些表现各不相同的“药源性疾病”难以为人们关注而继续发展，而且还会使那些本无毒的药物产生毒性，例如人们现在惊呼：“中药也有毒性！”其实从“中药西用”（以西医的观念应用中药）所出现的问题，正可说明西医对“症”治疗所存在的问题。
中药没有要废除的药物，千百年来一直沿用，只要按中医理论应用得当，即使是有毒的药照样可以治病——以毒攻毒。但若用之不当无毒的药品也会出现“毒性”。例如人参，这本是大补元气的珍贵补品，若只讲对病不讲对证，那就会出大问题，尤其外国人不懂中药的应用。只从动物试验出发，见到可增强某些动物的活力、耐力、寿命等，结果出现大量问题，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疾病名称：“人参滥用综合症”。现在“中药及其制成品所引发的药源性疾病的发生率，一路攀升，现已紧跟随抗生素药物之后。”如附子，蟾蜍，黄药子，野百合，丁香，益母草，苦参等，还有许多常用的注射液，如双黄连，清开灵，复方丹参，穿琥宁，生麦，参麦，丹参，黄芪，鱼腥草等，都有大量不良反应的报道。其实这正是“中药西用”所造成的必然。
由于中医治病着眼的是调节机体的平衡，因此不仅常用中药能治百病，就是普通食物也因可分辨它们的性味等中药性能而能治百病（药食同源）。同样，食物若应用不当也照样产生大问题，例如健康的人无需忌口，什么食物都可吃，但生病后，一些食物就会加重机体的不平衡，中医对一些病人强调要忌口，不是没有原因的。
再有，中医多以天然的动植物本体为药，不是提练其中的什么化学成份为药，同时采集的地域、时间、用药部位、剂量、生熟炮制等等的不同都会使药性有很大差异，例如：茯苓：白（内层部分），补；赤（外层部分），利。红花：多，破留血；少，养血。酸枣仁：生，治嗜睡；炒，治失眠。甘草：生，凉而泻火；炙，温而补中。人参：野生参与栽培参效力差异大；红参（经蒸）比生晒参性热。但西医认识与应用中药多是提练里面的所谓有效的化学成份。例如在《新编药物学》里写人参的成份（与作用）有：人参皂甙：包括人参甙、人参辛甙、人参宁等。人参辛甙为作用于中枢、心脏、血管的有效成份；人参宁有降低血糖作用，等等。如此地肢解分析人参后，人参原有的性味等中药性能还存在么？更有人从分子水平上去分析中药的作用，在分子水平上，看到人参有一种Rb成分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起抑制作用，而另一种Rg成分反起兴奋作用。于是有人解释人参之能治失眠症又能治嗜唾症，就因人参含有这两种对立成分，使它具有双向调节功能。如此的解释能行么？难道说治失眠症状时只有起抑制作用的Rb成分存在，Rg暂不存在？治嗜唾症时，则变成相反？再说，人参不仅在睡眠上，而是在一系列方面具有双方调节作用：既能使低血压者血压升高，也能使高血压者血压下降；既可防止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引起的肾上腺肥大，也可防止因皮质激素引起的肾上腺萎缩；可降低饮食性和肾上腺性高血糖，也可升高由胰岛素引起的低血糖等等。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人参大补元气，即大大增强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修复能力，从而使各种不正常自我修复到正常。中药的性能，首先是看它对机体整体的平衡作用，对经络系统所起的作用上，而不是看它里面的各种成份分别作用于机体的何部位，各起何作用。我们再从另一种情况里还可把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例如在许多情况下可把内服中药作成外敷穴位的膏药，能获得相似的治疗效果，从这里可更直观的看到外敷药是对经络的刺激，而并未经人体的消化分别作用到机体各部，更谈不上消化达到分子水平。可以说用提取“化学成份”来认识与应用中药，是造成“中药毒副作用大”的又一原因。
（二）癌症问题
西医称癌症为不治之症，的确癌很特殊，别的病症用西药治不好，可用手术切除病变部位而保住生命，如切胃、切肺、切胆等。癌却不行，越切癌细胞发展越块，到处“转移”。它也不像另许多病：“治不好，也死不了”（群众语），如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哮喘等，可以拖许多年，有时不治也可自动缓解。为什么癌特殊呢？我在《规律》里讨论了，人体（生物体）是统一的整体，人体上的每一个细胞也都是活体，都受整体运动的制约，当整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减弱而不能约束每个细胞时，这不受约束的细胞就会“闹独立性”，就会出现离体细胞的特性，产生与离体细胞在试验室培养类似的情况。例如人们研究“正常细胞在瓶中培养条件下发生恶化的机制，使用的条件有种种强烈的致癌素、缺氧、已知的肿瘤病毒等，在所有上述条件下都有得到阳性结果的报道。”但是，“作为对照的正常细胞，虽然没有经过任何致癌因子的作用，在瓶中培养数月之后，往往发生形态上类似恶性细胞的改变，如果把这种细胞接种到相应的动物身上，就可能发展成恶性肿瘤。”可见正常细胞不受机体控制后，即使不受致癌刺激，也可发生癌变。再有，癌细胞是活体，它也就具有生物的“斗争性”、“反抗性”（这“斗争性”、“反抗性”在《规律》里作了具体讨论），用手术刀刺激它，它必发展更快，而且每个不受管束的细胞都可癌变。
西医治癌，无论手术、化疗、放疗都是直接针对癌。用手术切除癌细胞，这一方面是刺激癌细胞，使其发展更快，另方面是正常组织连同癌被一起切除，尤其为防止所谓“转移”把大块的相关组织切除，结果使病人“气血大损”，“元气大伤”。而化疗、放疗在杀癌同时也大损机体，使许多病人变得枯瘦如柴，头发大落，有的人的面容或形体变得扭曲变形。可以直接看到这种种治疗都是在大伤其“本”，使人体整体对细胞的约束力更弱，治疗效果自然很差。现在这三种疗法配合进行，认为取得了较好效果，然所例举的癌症的平均5年生存率也只有40%，也就是说有60%的病人活不到5年。
中医治癌不直接针对癌，而是治“本”，结果许多经手术、化疗、放疗而无法治愈的晚期癌症病人，被中医治愈（我在“从中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一文里例举了许多实例）。所谓“治愈”指的是癌块自动缩小以至消失，并随访多年未见复发，未见癌细胞再“转移”，病人体质得到恢复，有的病人白发甚至变为黑发，从这里也直接反映出中医是治“本”，是增强病人自身的体质，自身的修复能力。
癌症不仅可以治愈，也可“自愈”，有许多癌症患者，未做任何治疗，却会在不知不觉中自我痊愈（癌症自愈例子有报导的已千例以上）。之所以能自愈，这也是因为人体随时都在做自身的调整运动，始终在与不受管束的细胞作斗争，当自身的整体调节功能得到加强时，癌细胞就会“改邪归正”而自愈。若自身的整体功能减弱后，癌症就会恶化。若两者的“斗争”势均力敌时，癌细胞就会与人体长期和平共处。这种情况在人群中不少，在一些动物身上更多，例如奥地利有一种良种马，80%都患有恶性皮肤癌，但却“没有一匹马因此而死亡”。
（三）传染性疾病的问题
用抗生素及其他西药来对付细菌及病毒等病原体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这对人体来说仍是治“标”，不是治“本”。因为抗生素等的作用仅是在人体与病菌斗争的艰难时刻，助了一臂之力，帮助人体战胜了病菌，从而使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得以恢复和发展。若是人体自身没有抵抗力或抵抗力得不到恢复与发展，那么，当抗生素停止使用后，周围的病菌还会再度入侵，疾病将永远不会好。因抗生素仅能杀死人体内的致病菌，不可能杀死包围在人体周围的无数病菌（即使能杀灭某局部空间的病菌，但那也是暂时的）。一些所谓的再度感染；所谓继发性免疫缺陷而形成的连绵不断的感染；一些慢性传染病用抗生素效果不显等等，正是由于自身抵抗力得不到恢复与发展之故。我们若以“感冒”病为例来看则更清楚，有报导称：“能引起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种型已超过160个，新的型别还在不断发现，最常见的是鼻病毒，其型别已超过110个，是人类普通感冒的主要原因。”西医认为病毒是引起感冒的主要原因，其实，应反过来看，我们知道患“感冒”多是身体弱的人，或是健康的人受了风寒（或风热），即伤风后，亦即自身抵抗力减弱时才得，也就是在这“弱”时各种各样型别的病毒才可侵犯我们的机体，我们若仅着眼于用抗病毒药对付，那么这一百多种病毒，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如何能一一对付得了？可我们若着眼于促进经络系统功能的恢复，自身抵抗力的增强，则可有极简便的办法快速治愈感冒，举一例：在《中国针灸》1997年11期中“蒜片贴穴治感冒”一文中介绍：用新鲜大蒜去皮，切成厚约3mm薄片，贴于患者涂有少许凡士林的双侧风池穴上，外用纱布覆盖，胶布固定，每日1次，贴2～4小时。治疗效果：100例患者全部治愈，其中1次治愈44例，2次治愈30例，其余均在五天内治愈。另外，我在“从中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一文里已讨论的许多由病源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用中药或针灸比用抗生素疗效高，其原因也在这里。
如果不从促进人体自身抵抗力的恢复与发展考虑，只考虑用药物消灭病源微生物，那么不仅疗效差，同时还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例如：自从1940年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问世以来，各种抗生素现已找到上千种，临床使用的也有几十种。随着抗生素普遍、大量地应用，其后果是：①抗生素本身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大。然病源微生物却由于不断受到药物锻炼，抗药性不断增强，又迫使用药剂量不断增大。“青霉素在开始使用时，每天用十万单位已经足够，现在一般都要用一百万单位以上，危重病员有的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单位。”于是抗生素的毒副作用越来越重，在我国仅抗生素致聋者就有约一千万。②由于致病菌普遍受到各种药物锻炼，用药后不易被杀灭，反倒易把体内有益的细菌大量杀灭，以至菌种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病菌更能趁机大繁殖，造成许多人的所谓“二重感染”。③病源微生物受到各种药物锻炼，不仅抗药性不断增强（“现存的病源微生物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它们整个的生命活力也跟随增强。“在抗生素问世以前，只有少数几种细菌会引起严重的感染，今天，一些不太活跃的细菌和新的细菌都会引起严重的感染，使患者有时竟死于一些早年能够治疗的疾病。1969年，由志贺杆菌引起的传染性痢疾遍及整个危地马拉，因抗生素疗效不高，有12500人死亡。1972年在墨西哥又爆发了第二次痢疾大流行。”“尽管我们现在已拥有一个完整的抗生素族谱，但全世界每年还有一亿五千万以上的人因感染而必须住进医院。在美国，各种传染疾病的死亡率为123/10万（人），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居第三位。”④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长期使用抗生素，使人体自身免疫力被抑制而衰退。上世纪初，成年人每立方毫米血液中含白细胞8000是正常值（即一般人所具有的数值），以后降到6000，而现在降到4000以下，说明人们的免疫力在不断下降。有些人则已完全丧失了自身免疫力，只能“在特制的塑料膜罩中，与尘世隔绝的环境里生活。”而随着各种致病微生物生命力、抗药性的不断增强，对整个人类的威胁将越来越大！今天，禽流感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疫苗与药物对发生了变异的禽流感病毒难起作用，正说明了这点，人们巳惊恐的喊出：“引起上亿人死亡并非耸人听闻！”然而，人们并没看到形成如此严峻的状况，正是人的不当作法造成的，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看法，以及控制禽流感的个人浅见：禽流感之能肆虐人与禽，是因它们总在与人们使用的各种药物以及接种过疫苗的家禽的抗体作斗争，从而不断地产生新的变异，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生命活力。而家禽与人却总是回避与其斗争：我们总是让家禽与其隔离，若有接触即全部杀灭（自2003年以来，在东南亚多国已有数亿只家禽被扑杀焚灭），不让它们的身体有与之斗争而提高抵抗力的机会，我们人更是尽力远离此病毒。结果病毒的生命力（战斗力）越来越强，人及家禽的抵抗力越来越弱，由此发生人、禽大规模死亡自是很可能的了。
在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之能与各种微生物“和平共处”，就因它们是在与各种微生物的相互斗争中促进了彼此共同的发展，正因如此才使植物、动物、微生物能各尽其职（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使生物圈中的物质与能量能得到正常的循环与转移，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我们要从根本上摆脱各种致病微生物对我们的危害，就必须遵循生物的这种发展规律性，但这不是一下子能作到的。不过对于今天的禽流感我想我们是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来预访的：①应用针灸提高人（及禽）的抵抗力，如灸足三里等保健穴位或用蒜、姜擦（或贴）大椎、风池等穴。日本历史上的“国民三里灸运动”，就曾有效地遏制了严重危害日本人健康的肺结核的蔓延。用针灸提高抵抗力也是我国中医学家一再提出来过的。②在人、禽未发病前，以某种方式让禽流感病毒的浓度在人的控制安排之下，使其与人及禽一次次接触（从很低浓度开始，渐次提高浓度），即让机体产生抵抗力的速度与发挥抵抗作用的力度，大于病毒在体内增殖的速度与兴风作浪的力度，由此不管此病毒如何变异，机体都会自动产生相应的“变异”办法对付。我所作的提高农作物抗病性的试验研究，就是用这种办法取得良好效果的。本来，西医从免疫学的研究中已看到人体具有抵抗各种病原体的复杂而神奇的机制与能力，可是，西医却没有看到另外两点：①这复杂而神奇的免疫能力是随人体与病原体不断地进行“斗争”而不断发展的，也由“不斗”（不接触）而衰退。当然，也有人从某些侧面看到了，这里也不妨举出来帮助说明问题：英国科学家对哮喘病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查中 “终于发现那些过份讲究卫生，每天洗手5遍以上的儿童，其哮喘发病率比那些‘脏’一点的儿童高出5倍以上。”②这神奇的免疫机制，仅是人体（生物体）抵抗外界各种刺激（物理、化学、微生物等），所具有的强大抵抗机制中的一个很小部分。所以，我们要增强人与禽（及兽）的免疫力还要从没有很好看到的这两点考虑。否则，今天即使禽流感问题解决了，明天更严重的问题还会再来。
（四），手术治疗的问题
外科手术在治疗外伤、抢救急症等的许多方面，仍是十分有效、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整形、整容，断指、断掌再殖，联体婴儿分离，巨大肿瘤切除等等特别情况里，更是唯有外科手术能解决问题。但是，若把外科手术当成治疗各种疾病的治本手段，把人体直接当成机器“修理”，自会带来种种危害，例如：
（1）对于患者各部位的疾病采取简单的机械的“对症”处理办法，例如对患者各部位的水肿、积液，如腹水、脑积液、胸腔积液等，采取简单的抽液，这虽能暂时缓解症状，但由于根本问题未除，结果越抽液，积液越多，病越重。又如对患者一些部位的顽固性疼痛，用药物久治无效时，则干脆将有疼痛感觉的神经切掉，如牙痛、面痛、臂痛等。更有甚者，医生为控制癫痫，竟将患者大脑两半球的连合部切开，使人变成了意识分裂，失出了原有自我的“裂脑人”，此手术在世界许多国家都作了不少。
（2）直接切除患者的病变部位与相关部位，现在，几乎人体的各部都有可能因疾病而被外科手术切除。不仅脏器切除（或部分切除）的事是经常的，就是截肢、切臂的事也是经常的。这种“经常”性，若不是有其他疗法在疗效与后果上的显著差异作对比，是不会相信它是值得好好反省的。这里举两例：一位腿部粉碎性骨折病人，拒绝西医截肢后，为罗有名老太太用推拿治愈（电视内介绍过此人病愈后可参加篮球赛）；我一亲属双腿生疮，西医久治不愈，最后严重恶化而决定截肢，本人坚决不肯，后来采用民间偏方半月而愈。
对于人体“不重要的”，“用处不大的”，“退化的”器官的割除则更是经常（如拔牙，切除扁桃体、阑尾等等）。这些“不重要的”器官，并非不重要，切除后常造成机体进一步不平衡，带来新的疾病。许多临床大夫已看到，例如切除扁桃体、阑尾可以引起多种疾病，甚至可以引起癌症（据报导，切除阑尾的病人癌瘤发病率显著升高）。同时许多病手术后还会复发，如胃溃疡、结石症、息肉等等。有些器官全部切除后，还会在另外部位复发。
从西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以及所出现的问题(二)
（3）对患者的病变部位进行“零件”更换，现今各种脏器的移植，各种人工器官的置换已越来越普遍，“20世纪以来，由于器官移植技术，免疫基础研究以及各种兔疫抑制剂的进展，器官移植己成为临床治疗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曾预测“1985年——广泛移植人和动物器官，普遍利用人工器官，采用电子假体……”“到1990年，应当能够用移植的器官或人造零件来替换除大脑和脊髓以外的人体大部分器官。”现在，这已为许多国家所实现（有的国家对大脑的移植也在研究）。“到2000年底全球统计共施行778649例次各种器官移植，其中肾移植500545例次，肝移植89178例次，心移植57043例次，胰肾联合移植11541例次，肺移植12076例次。”“在中国大陆，至2000年底统计共施行各种实质大器官移植35524例次，其中肾34832例次，肝517例次，心82例次，胰肾联合移植69例次，肺13例次。” 进入本世纪则发展更快，我国也已能做大型的多器官整体移植术，如已作了肝脏、脾脏、胃、十二指肠、全小肠（空肠、回肠）和结肠（盲肠、升结肠、横结肠）等7个脏器同时移植的整体移植手术。
如此“广泛”、“普遍”地移植，必带来种种严重问题：①所需的被移植器官应是健康的、鲜活的，应与受者的血型相同、大小相近。这样的器官，这样的供体哪儿找？！大量的供体哪儿找？！于是现在医生发出“移植器官严重短缺！”的呼喊。那么由此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②正由于移植器官严重短缺，因而做移植术的费用极高，这又会带来怎样的问题？③最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做移植术后使患者的生活质量（生命活力）及寿命大受影响。因为机体总要保持自身的完整，移植外来物后就会发生排异反应，为解决这一问题，“移植受者必须终身使用免疫抑制剂。” “但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导致感染和肿瘤高发，而且各种免疫抑制剂药物毒副作用影响受者的生存质量，严重者导致死亡。此外，即使受者长期服用并能耐受免疫抑制剂，移植物长期存活率也并不很理想，如即使在比较先进的移植中心肾移植术后，移植肾5年存活率也只有50～60%，其他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接近或低于该水平。”
由于移植器官的严重短缺，人们又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人工器官的研制，由此带来的问题更多：人工器官研制得再好，再先进，也无法使它成为活体，无法和活的人体一起完成整体统一的运动，无法因整体的变化而变化自身，例如心脏，当人体的运动加快或情绪激动时，心脏的跳动就会相应加快，人工心脏能如此么？再有，人体的任何器官，任何部分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例如肝脏就具有500多种功能；肺脏不仅具有呼吸功能，还“是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ACTH、抗利尿激素、促甲状腺素、生长激素、甲状旁腺素、促性腺激素等”，还“可能是血压的主要调节器官”；心脏也一样，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可分泌心钠素等。它们都依整体的变化而有功能上的不断变化。同时，人体的任何功能又可说都是整体各部协同完成的。例如血液循环功能，不仅靠心脏起泵的作用推动全身血液循环，更有比心脏的“泵”作用大40倍的全身肌肉、血管等所起的“泵”作用（这被称为“第二心脏”，人体全身血管总长约100公里，仅心脏泵是推动不了它的循环的）。呼吸功能、排泄功能也一样，不仅肺脏进行呼吸，全身皮肤都在进行呼吸；不仅二便进行排泄，全身汗腺皮肤也都进行排泄。正因为人体的各部都是活体，能和整体协调一致地进行统一的运动，才使人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进行各种不同的运动，获得各方面不断的发展。任何人工脏器，人工部件，都是死的，都无法真正代替人体活体的各部，由人工部件替换下去，人将变为失去生命活力的机器人。
对于外科还应说到一重要问题，手术最终能否成功，其实不在手术，仍在自身的自愈力，否则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例如伤口久不愈合，或化浓、或瘀血、或肿胀、或内脏粘连、或气胀水肿等等而导致手术失败。我们前面说麻醉剂的发明，外科消毒法的创立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然而由于外科在以上等等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使得今天外伤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威协。“外伤，因意外事故或其他形式剧烈活动而造成的创伤，是世界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创伤在美国是第四个主要死亡原因，而在1~44岁年龄范围内是第一位死亡原因。在美国每年要发生1100万例使人残废的外伤，其中大约40万例至少要最终造成某种永久性损伤。”由此使得西方许多人去研究中草药的止血止痛、活血祛瘀、排脓生肌的功能，研究跌打损伤药，有些人还看到中国民间一些接骨医，有极高的接骨治伤的疗效，更有人看到中医的“扶正培本”法有助于抵抗感染、愈合伤口、修复损伤，而学习中医。
（五） 西医急诊问题
西医急诊，“急则治其标”常取得良好效果，挽救了无数病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当西医把人体当成机器治疗时，急诊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因急诊多是处在某种极度状态下的危急病人。例如处于极度饥饿、或极度寒冷、极度炎热（中暑）、极度虚衰，或遭电击、溺水后心跳、呼吸停止等极度状态。我在《规律》里讨论生物的运动规律时讨论了，当人体处在某种极度状态时，体内的这种运动状态不能突然有大的改变，尤其不能突然朝相反的方向改变，而西医的对症治疗，常常正是应用朝相反方向改变来治疗，由此必出严重问题。我曾见过好些不该发生的不幸，使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认为这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我却无法说，更无法让人相信。现在我觉得不能不说，我们不能让悲剧继续发生了。不过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就要例举许多实例，这就难了，人命关天的事是不能轻易例举的，我也不希望涉及到具体的人与事里去（这不是医者个人的问题，而是医学理论问题），所以现在，我只有例举几十年前已成历史的事或是在报、刊上已出现过的事，现举几例：
（1）一位友人告诉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在一所医科大学上学，当时老师带领他们学生去救治农村因饥饿、营养不良而出现的许多严重的浮肿病人，老师要学生给每个病人注射葡萄糖，结果他万没想到竟发生注射一个死一个，他不知为什么注射葡萄糖也会出现严重问题。
（2）在《气功与科学》1990年8期上，在“‘死’与养生”一文中说到：“四川成都70高龄的中医气功师篮老，在1988年10月青岛市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气功学传统理论学术研讨会’谈到，他曾用气功方法抢救过溺水二小时，心脏停跳，使其心脏复跳。又曾用气功方法抢救过掉进沼走池内长达七小时的死者，使其慢慢有了体温。遗憾的是二例均因死者有了‘转机’征兆，被西医打‘急救计’而再次死去。”
（3）在《天津日报》1998年12月25日上有篇题为“救人就不怕担风险”的报道：“一民工因触电倒地，经迟彦山同志口对口地作人工呼吸……，民工终于喘出了一口气。”当民工的生命有了转机后，人们赶紧送进医院。可是进了医院，再用医院的办法治疗抢救，却“抢救无效死亡。”
人体在呼吸、心跳都停止的情况下，是不能用强刺激性针剂或其它强刺激办法来促使心脏、肺脏工作的。这种“对症治疗”下的“急救针”是最要命的。
（六）其它问题
治“标”不治“本”所带来的另一严重问题是：社会承担的医疗费用必越来越大，而且随科技的发展，其费用上升越快。因为：（1）科技越发展越有条件仔细观察人体病变部位的各个方面，于是检验的设施、项目、内容等必越来越多、越大。（2）科技越发展，人们自由研制各种药物的条件越多，同时西药从研制→应用→发现危害→淘汰→再研制新药，这个周期会越来越短。以往要发现药物的普遍危害其时间很长，如兰伯特所说：曾经广泛使用的药物，变为声名狼藉而逐渐销声匿迹，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可现在随科技的发展，人们警戒性的提高，这个过程已大大缩短，例如2004年9月13日美国默克公司宣布，在全球内主动撤回治疗关节炎和急性疼痛的药物万络（罗非昔布），因根据一项为期3年的临床研究得知，以万络25毫克与安慰剂作对照，治疗18个月后，两者相比，服用万络的患者患心肌梗死和卒死的概率增加3倍（万络是1999年获准在美国上市，2000年获准在我国进口）。紧接着，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结果又显示，一天两次服用400毫克西乐葆的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性为服安慰剂患者的3.4倍，一天两次服用200毫克时则为2.5倍，要人们慎用此药（万络、西乐葆都是人们曾给予厚望，被称为“领军人物”的药）。新药研制越快越多，费用必增加越快。（3）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人体脏器的移植，各种人工部件、器官等的研制必越多，费用必越大。现今，医疗费用的增长率已达惊人程度，拿美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GDP）的1.2%，1990年占11.5%，1993年占14%，按此速度增长预计2010年将达20%。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费用达到GDP的25%，便意味着整个社会医疗体制的崩溃。
西医学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西方一些医学专家也早已痛苦地看到了。例如，芝加哥的罗伯特"A.门德尔松医学博士在《一位医学异教徒的自白》（1979年出版）一书中说：“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医生将因两件事而为人们记住：奇迹变成了故意伤害，如青霉素和可的松；每年在手术室里郑重其事（但完全不必要）地施行了数百万例截肢手术。”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更说到：“我相信：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生、医院、药物和医疗设备能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马森"古德医学博士说到：“医学对身体系统的影响最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杀死的人数，比战争、瘟疫、饥荒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
不过，我们并不同意西方医学者对西医的全盘否定，相反，我们是以一颗急迫而恳切的心在思考，在写我们的希望。我们急迫的希望我国的西医能正视西医学的不足与危害的一面，从而改变认识，改变思路，从治“标”走到“标本兼治”的新路上来，由此必会取得前所未有、无可估量的辉煌成就！现在在这方面，日本可能已走到了我国的前面，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8月1日在题为“日本终为中医药平反”一文中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最近正式给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中医药“平反”并“恢复名誉”：“中医学概论”开始被规定列入全国80所专业或综合性大学医学部的必修课程，从2006年起作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一，2008年开始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范围。如果说现在日本及其他国家都在努力学习中医，那么我国的西医要学中医是最具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的。我们恳切的希望，我国的西医能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好条件，来领导世界西医学进行一场革命！
我国现今的中医学它的理论及治疗措施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还基本上停留在两千多年前的水平上，它要有突破性的大发展，要现代化，这不是单靠中医队伍自身的力量就能办到的，这要靠各方面的力量，尤其要靠西医队伍，西医学具有中医学所没有而又极需的许多优点，特别是西医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充分应用现代科技发展自身。它走向了世界，与世界同步，能集中各国力量发展自身。我们多么期待我国的中西医学能真正结合到一起。我国的中西医结合队伍，一直希望中西医学能很好地结合，但由于两者在疾病本质的认识以及其它许多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很难走到一起，现在若是在这些大问题上大家能取得一致认识，三支队伍（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必能走到一起，融为一体，由此必能让古老的医学在今天重新焕发青春，共同创立起人类真正的新医学，中国必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载《新疆中医药》2006年10月）
摘要 经络系统随时在调节与维护机体的平衡、稳定、正常。这平衡、稳定、正常的状态只有一个，当经络系统的调节功能失常后，机体所表现出的不正常状态却可有无数，即可有无数的病症。中医学的诊与治都是着眼于这“一个”状态，因而诊与治都变得简单，而且疗效好，因抓的是本质。西医学由于看不到经络系统的存在，它所看到的、所着眼的是这无数的病症。对这无数的病症一一进行诊断与治疗，这不仅使诊与治都变得极为复杂，重要的是它不能促使机体自身进行修复，只能用外力修理，则难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反会由此带来对人体的种种危害，而且随着它的发展危害会越来越大。
西医学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基础之上，它针对人体的物质实体进行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研究能不断地从系统、器官、组织到细胞、分子、……逐渐深入，从宏观向微观深入。这是古代的任何医学都无法作到的。在深入微观认识人体物质的同时，也认识了只有在微观才能看到的危害人体的许多物质，尤其是病源微生物。
由于对人体物质及危害人体物质的深入认识，使西医学有了极大发展，它找到了对付各种病源微生物的有效药物——各种抗生素，使曾经严重危及人们生命的传染病得到了控制；由于解剖知识的丰富，麻醉剂的发明，外科消毒法的创立，推动了外科学的迅速发展，用外科手术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特别是战争期间战伤人员的生命）；由于对人体微观物质的认识，又促进了营养学及免疫学的发展，等等。
西医学的这许多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由此在人们心目中享有了很高声誉。又由于它的理论与治疗措施一直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容易为人们理解、信服和掌握，因而使它很快传遍世界各国，成为“世界医学”，并被公认为“现代医学”。
然而，人是生物，具有生物的运动规律与特性。我在“讨论几条生物共有的基本运动规律”（《新疆中医药》2005.3 此文以下简称《规律》）里讨论了每个活的生物体都是一个统一整体，它有自我平衡、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产生出新物质等一系列功能。主导这整体运动的系统是经络系统，当经络系统的功能失调时，机体的上述功能就会减弱或丧失，从而出现疾病。前者是疾病产生的原因，是本质，后者是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中医治病就是本着促进经络系统功能恢复，促进机体自我修复功能正常，从而使各种病症得到痊愈。可是，由于西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之上，从解剖上看不到人体的上述功能以及经络系统，因而也就看不到疾病的本质，看到的只能是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病症）。西医所进行的治疗，是针对病症治疗。这种治疗法只能说是治“标”。“急则治其标”，在“急”时的确需要，但若把这治标法当成治本法，就必定会出现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而且随着西医学的发展必越来越严重。
它所出现的一般的问题，广泛地接受了西医学实践的人民群众也有所感觉。有人说：“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在西医学界内部也已感到：“医学界有一种世界性的舆论，即医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虽然进展显著，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普通的疾病没有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 美国的华·西·兰伯特医学博士，更就上世纪“现代医药”在人群中造成的几十次大小灾难写成了一本书，书里说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真实故事。”“兰伯特医学博士历数灾难和丑闻，蠢事，病痛和死亡，流行病和地方病，非必要的手术等错误，所有这些都是由诚实的尊敬的著名医师进行治疗所造成的后果。”下面我们再从西医诊断与治疗两方面来具体分析西医学所存在的问题：
一， 疾病诊断所带来的问题
我在《规律》里讨论了人体的经络系统随时在调节机体的平衡、保持机体的稳定与正常。机体平衡、稳定、正常的状态只有一个，而当经络系统的功能失常后，机体所表现出的不正常状态却可以有无数，即可表现为无数的症状。中医着眼的是促进经络的功能，亦即自我修复功能恢复正常，使机体恢复到平衡、稳定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说中医着眼的（力求恢复的）就只有这一个状态。由于只着眼于这一个状态，因而“诊”与“治”都变得简单，而且疗效好（因抓住了根本）。而西医针对的是症状（病症），它要着眼的是这无数的不正常状态，即对无数的病症，一一进行观察、了解、分析，再分别进行确诊与治疗，这不仅使诊与治都变得极为复杂，重要的是它不能促使机体自身进行修复，只能用外力修理，则难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反会从诊到治给病人造成种种危害。
西医一般的确诊要求是：确定发病原因，解剖部位，机体病理变化（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形态、功能、和代谢等方面的病理变化）等等情况。然而，别说不正常状态可有无数（无数的病症），即便仅就有资料所称的人的疾病有18000种，那么要了解这些病在病人体内的解剖位置、病理变化、发病原因等，这当如何了解？一种办法是设法借助于各种仪器设备，各种理化检验手段来了解。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方面的成就的确越来越大，现在能把人体各部看得更仔细、更全面、更到位的各种仪器设备不断产生，发展，更新。可对人体各系统进行各种检查的项目总数已达六百多种，仅循环系统的检查项目就有110多种，消化系统有90多种，内分泌系统有近100种，呼吸系统有60多种。这若是单从科学研究和对人体物质的深入认识来说，自然是最有必要，最有价值的。但是，若用来诊断疾病就会带来问题：检查的项目越多不仅病人经济负担越重，重要的是许多检验项目是用各种理化刺激与机械刺激作用到患者，如进行检查的各种仪器设备中的各种电磁波、各种射线等，以及直接的机械性的伤害，如抽取患者体内的血液、脑脊液、骨髓、心包积液；插管引流胃液、十二指肠液、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等；对各脏器、组织作穿刺活检；对胃、肠、支气管等做插镜镜检；做心脏插管检查，对许多部位作造影检查等等，等等（这其中的许多检查在查前后还需服用与注射许多药物，这些药物及造影剂本身也都具有毒副作用），由此则使患者遭受进一步损害与创伤，尤其是对一些疑难杂症，常要用多种理化检查项目反复检查。这若是对一般健康的人，多作检查可能问题也不大，可是病人，他们对各种理化刺激的耐受力已大为下降，特别是一些重病人，这其中的一些人，检查项目还没作完，人已经不行了。还有许多病虽采取了种种检查手段，也无法按西医的确诊要求确诊，怎办？其一是常将一些病定为“无名热”、“无名痛”、“功能性疾病”等等。其二是采取另一种更直接的检查办法：直接剖开胸腔、腹腔、脑腔进行观察，这种观察在一些地方成为很经常的办法，例如有一位老妇，就因便秘20多天住院，西医大夫不能确诊，“疑为肠道肿物”，后来“剖腹探查，未见异常”。而从此老妇由便秘变为“每日泻肚发烧不已”，又诊为“肠道菌群失调”，需肛灌健康人的新鲜粪便，老妇拒绝，最后经中医赵锡武老大夫诊断为太阳阳明合病，投以“葛根汤加半”，三剂而愈，老妇幸甚。然这种剖视诊断却常造成许多人的病情更加恶化，有的甚至引起死亡。
二，对症治疗所出现的问题
用多种检查办法或直接的剖视虽看到了病症——病变的具体部位与病理变化等情况，但这看到的仍是现象，治疗也就只能对其现象治，即治“标”不治“本”，由此自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
（－）“药（医）源性疾病”的问题
由于西医针对的是现象治疗，不是本质，用药后必对机体造成新的不平衡，产生新的疾病，即所谓“药源性疾病”。据统计现在“药源性疾病”己跃居疾病排行榜的第5、6位。这类疾病现已发生在人体的各系统，各脏器（而且常与原发性疾病难以区别），例如药源性呼吸系统疾病：有哮喘、肺炎、肺水肿、咯血、呼吸困难、衰竭等；药源性循环系统疾病：有心律失常、心功能损害、心肌缺血、休克、高血压、低血压等；药源性消化系统疾病：有食管疾病、消化道出血、穿孔、腹泻、肝损害、肠梗阻等；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有癫痫、锥体外系综合征、头痛、颅内高压、昏迷、精神障碍等等；药源性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有高（低）血糖症、甲状腺功能亢进（减退）症、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或亢进）等；药源性肾病：有肾功能衰竭、血尿、排尿困难、尿潴留等；药源性血液病：有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血、白血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药源性肌肉骨关节疾病：有骨质疏松、骨坏死、关节炎等；药源性口腔、耳、眼疾病：口腔粘膜病变、喉痉挛、喉水肿、耳毒性、视力障碍等。再有药源性皮肤病、引发感染性疾病等等、等等，举不胜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报告，在医院死去的人中，每4个人就有1个是因药物而死的。
现今药源性疾病危害之广泛与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与警戒，许多药物被废除，如美国废除了300多种，我国废除了127种。并且产生了一门新学科——药物警戒论。“药物警戒论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其内容广泛，涉及药理学、临床医学、药政管理学、传播学、心理学与法学等学科。”世界卫生组织最近还发布了给药物警戒所下的定义：“药物警戒是发现、评估、理解和预防药物不良作用或任何其它药物相关问题的科学和活动。”然而，人们却没看到治“标”不治“本”是产生“药源性疾病”的根源，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治“标”不治“本”必造成新的病症
西医治“标”，必造成对“本”的损害，例如治老人便秘，老人便秘多因自身消化、吸收、排泄等功能虚衰所致。若对“症”给泻药，结果越泻身体越虚，病越重。有些病本来很简单，连一般老百姓都懂，例如我国南方夏天炎热，人们可能出现种种老百姓称之为“上火”的症状，如火眼（红眼病）、牙痛、咽喉肿痛、大便秘结、皮肤生疮疖等，这些症状可能分别在不同人身上出现，也可能有多种症状在一人身上出现，这用清热解毒的中药或针灸、或针刺放血等可愈。或是待天气凉爽后这些病也可自愈。可若请西医治就得分别到眼科、牙科、耳鼻喉科、内科、皮肤科等去治，由此分割（分科）的治下来，疾病的本质问题——“上火”问题（机体不平衡问题）没有解决，反开了一堆与“本”无关的药，其毒副作用是可想而知的。而有许多疑难杂症难以确诊，却常同时表现出多种症状，西医则常分别对症治疗：发热用退热药、炎症用消炎药、疼痛用止痛药、失眠用安眠药、消化不良用助消化药、腹泻用止泻药等等，结果这各种药物“齐头并进”，必造成机体新的多处的不平衡。
即使是巳被西医确诊的，认为找到了病因的病，例如糖尿病，认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就是病因。其实这“病因”仍是现象，不是本质。若把这现象当本质治：注射胰岛素。结果虽暂能缓解症状，但却使病人自身分泌胰岛素功能被抑制而更加衰退，由此造成病人对注射胰岛素的终身依赖，病人需终身不间断地每天注射3次（有的需4次）胰岛素，而病人机体的不平衡不仅未解决，反而加重，于是导致易感染，易出现许多并发症。另一方面，西医学专家们也逐渐看到，糖尿病本身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病，在一个病人身上还可表现多种代谢紊乱（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看到至少可包括8个“高表现”：高体重（肥胖）、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度、高尿酸血（尿）症、高脂肪肝发生率、高胰岛素血症等（有其中2或3个表现认为就可算代谢综合征），而糖尿病仅是这代谢综合征的“冰山一角”，其实也是看到它仅是一种症状。所以现在专家们要求治糖尿病不单是降低血糖，还要兼顾其它病变。那么，对这各种病症一一对症给药，这些药“齐头并进”，同样造成一系列新问题。
一些西医学家也看到了“对症治疗”所带来的危害：“人体对突然的所谓应力、体力、精神和其他作用的抵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肾上腺皮质，如果说医学上广泛使用的肾上腺皮质固醇类激素会把这个防御系统的活动破坏和压制了，以及白血球和吞噬细胞反应受到抑制的话，那么这些药物的使用对机体会有些什么作用，则是不难想象的。现代医生使用大量的‘消炎’药，然而发炎是一种防御反应，它的特征是血液加紧流入病原的侵入处，从而提高那一处组织的生命力。使用肾上腺皮质固醇类和其他药物，对患者的风湿病在治表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是，风湿症发展到心脏，受到破坏的部位周围的发炎和总的发炎反应消除了，而破坏则进一步继续发展了，但已没有发炎反应。”“近些年来，我们开始严重地干扰血凝结防御系统。服用抗凝药和一系列其他药剂，往往出现血栓形成。”
（2）药品（及医疗措施）的研制者与应用者的盲目性
由于西医针对病症治疗，而病症可以有无数种，那么对药物研制来说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1.人们无法对无数的病症研制药物，即使是只对18000种病，每种病只研制－种药，也难做到。于是只有那些常见病，患病人数多的病会有许多人去研制，相反，则少有人研制。2.由于对药物的要求只需对症，不用象中医那样必须以促进机体平衡为原则去识药、用药，即没有统一的原则性要求。又因人们对症状的认识与寻找解决办法各不一样，因而其药物和措施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现在各种常见病症的治疗药物已举不胜举，这里仅从1982年版的《新编药物学》中举几条：镇痛药有33种；解热消炎镇痛及抗痛风药70种；镇静、催眠及抗惊厥药38种；抗肿瘤药85种。近年来，新药更是蜂拥上市。研制药物的这种充分自由性，实体现了充分的盲目与混乱。以至出现治此病的药竟是致此病的药。例如，氮芥、更生霉素等抗癌药本身就可以致癌。糖皮质激素及氯苯那敏等抗过敏药也可引发过敏反应。抗精神病药物可致严重的神经精神障碍。3.对人体造成危害的不仅是药物，还有一些人“想当然”想出的许多医疗“措施”，例如：由世界著名的美国外科教授瓦金斯夭提出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胃冰冻疗法”。其方法是：将胃里的温度降至–18℃，使胃“硬如岩石”长达1小时以上。其治疗原理的设想是：胃冰冻后，胃液分泌量和胃酸度都降低，认为抑制胃分泌就可使胃溃疡愈合。此法曾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冷却液循环流动的胃冰冻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很多医院的必要设备。”几年后，人们用双盲法研究它的效果，结果证明“它所声称的好处没有被证实。”却报道了“胃冰冻会引起胃溃疡和胃出血，甚至胃坏死……”。又如：为缓解哮喘症状，英国人发明的异丙肾上腺素喷雾药，造成“大规模使用喷雾药后哮喘病人多死了3500人。”有许多危害是要使用许久后人们才会弄清它的危害原因，例如在早产儿保育箱中输入高浓度氧，造成90%的婴儿部分或完全失明，因人们很难把失明与输氧相联。
正是这种盲目、混乱与自由，竟使得那些明显的有害办法也能被人们想出来，并广为应用。例如在上世纪由当时闻名世界的外科医师莱恩提出的“自身中毒论”。其理论认为：肠停滞造成肠内容物腐败，产生毒素，导致人体慢性中毒，引起许多慢性疾病。因而相信切除整条结肠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防预肠道癌症等。莱恩本人“做了超过一千次的结肠切除术”，当时，在美国和欧洲大陆成为经常施行的手术。除手术外，为了“预防慢性肠停滞而使用强泻药，并建议用布带裹腹，服大量矿物油。”后来，这种理论和作法导致“很多人病情更加恶化。”
药物的应用者医生，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① 研制的药品越多，医生挑选的自由度越大，盲目性也越大：一种药不管用，换另种。另种不管用，再换一种，或几种药齐上：想必其中会有一种管用。医生的自由度越大，不仅毒副作用越大，而且毒副反应各异，很难联想某一毒副反应是由某一药物引起，于是这种情况不断继续，更导致产生许多怪病、杂病。例如我在“从中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新疆中医药》2007）一文里所举“肩胛骨溶解”病例，患者白××，男，22岁，以左肩肿痛，活动受限1月就诊。医院以“左肩胛骨肿瘤并病理骨折收住院”，行肿瘤活检术后报告：“左肩胛骨组织慢性炎伴血管增生。”然而，“对症治疗2个月后病情加重，拍片示：肩胛骨部分溶解吸收。”且溶解是进行性的。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正是由药物对症治疗两月引起了进行性骨溶解的怪病。而这种情况也未见医生作报道警告他人。
② 医生总是要急于寻求与应用新药以提高疗效，但对它所产生的问题的报导却难于全面关心，以至“药源性疾病”更得以长期蔓延。例如保胎药孕激素（黄体酮），孕妇使用后，出生的女婴外生殖器象男性。这种情况在1939年就有人知道，1942年法国两位内分泌学家作了报导，1950年后美国更发表了很多报告，统计“共有近600女婴外生殖器象男性”，同时发现它对习惯性流产等并无保胎作用。可是我国却仍长期沿用，在1982年版的《新编药物学》上仍写到黄体酮临床上用途：用于“习惯性流产：用较大量（10～20毫克）肌内注射，每日1次或每周2～3次，一直用到妊娠第四个月，以行保胎。”却没有说明它的副作用及危害。
③ 当医生遇到一些很难查清的病症时，如所谓“无名热”、“无名痛”，用了退热、止痛药不管用时，则多用常用的办法，如业内人士戏称的“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然这“三素一汤”泛用、滥用所出现的问题自是越来越重。
④ 对于一些怪病，或医生从未见过，在书本上也查不到的病，医生则毫无办法。如上述肩胛骨自溶患者，医生只好请他“转外地治疗”。患者到了外地医院，医生准备给他做“人工肩胛骨置换术”，但发现患者骨自溶速度进展很快，锁骨也溶了很多，无法把溶解的骨都一一置换，也只好再请他“转外地治疗”。“转外地治疗”虽说是医生无可奈何的作法，但却是事实求是的做法，若不这样，硬要自作主张另行处置，那么出现的问题还会更多。因为西医医生看起来很自由，可以自由选药，但实际上西医理论是把医生局限得很死的，他们很难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他们对病人的诊断，要靠各种理化检查手段。他们用药则全靠研制者、制药商提供。提供什么用什么，若是遇上少有的病，或是未见过的怪病，制药商没提供药品，他们也就－筹莫展。他们完全不能象中医医生那样能自由的施展本领。中医医生遵循着调节机体平衡的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病人不平衡之根本所在后，再根据“辨证论治”就可开出中药。对同一病人，不同医生开出的药方可能不尽相同，但只要辩证正确，处方得当，都可以愈病。拿上面例子来说，肩胛骨自溶患者，两家医院都让其转院治，后来转到中医处时，医生根据辨证论治治愈（骨自溶被控制，锁骨又长出部分新骨，肩关节功能恢复），若换个中医医生治，只要辩证正确也会把病治好（只是在愈病的时间长短与好坏上可能彼此有差异），每个中医医生开出的不同组方都是自己的创造发明，都是自己才能的施展。所以，中医从古至今一些大医家的巧妙组方，疗效卓著，成为了经典名方，为大家所学习。
中医一付药的组方可能是几味药，也可能是几十味药，但这几十味药组成为一个整体，彼此间相互关联，相互协作，共同调整机体的平衡。然西药在一个病人身上用了几种、几十种，这几十种药之间的关系却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共同会对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谁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知道的：病人所用药物越多，毒副作用越大：据上海10所医院统计，在病人身上先后应用5种以下药物者ADR（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2%，而先后应用20种以上药物者ADR发生率高达45%。
（3）对“症”治疗会使无毒药物变为有毒
兰伯特博士认为有许多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只是由于未作动物毒性试验。其实不是作了动物毒性试验就安全了，别说动物与人的差异大，就是在人群中，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对同种药物同一剂量的毒性反应都不一样。而重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药物不是用于健康人群，而是用在不健康，机体已失去平衡的人群，用在他们身上就会产生两种情况：
① 人体有病后，对各种理化刺激的抵抗能力都显著下降，对健康人无毒的药物，对他们都可能有毒而产生“药源性疾病”。
② 由于西药针对的不是机体的平衡，当用药后很可能加重机体原有的不平衡，或产生新的不平衡而形成新的“药源性疾病”。又由于病人的不平衡各不一样，当用同一种药后很可能引起各不相同的“药质性疾病”。例如一些激素有造成闭经而致癫狂，或造成倒经（有人每月口吐大量鲜血）或造成甲亢等等各不相同情况，而这各不相同的情况是最不易让人们把药物与“药原性疾病”相联，而得到关注与重视的。只有当某种药泛用、滥用到相当程度，引起相同的病症广泛出现时，才使人们警觉。现在人们称“药源性疾病”已跃居疾病排行榜的第5、6位，是指这广泛出现在统计学上有大量数字显现的病，然这仅是整个“药源性疾病”中的一个部分。在上世纪60年代孕妇用“反应停”后，造成了12000例“海豹胎”畸形儿出生，使5000人死亡，这才引起人们震撼，引起关注，若没有如此显著集中的例子，只怕还难以引起人们对“药源性疾病”关注，而当人们对药物进一步调查与统计，就发现在各个年代普遍应用的药物都有引起普遍性疾病的情况，例如上世纪30年代磺胺类药引起的皮疹；40～50年代抗生素引起的过敏性休克、耳聋、再生障碍性贫血等；60年代激素引起的消化道出血、高血压、青光眼等；70年代心得宁引起的“眼–耳，皮肤–黏膜”综合征；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苯丙醇胺制剂引起的脑中风和肾衰等，拜斯平引起的横肌溶解症。等等。人们还给一些药物引起的疾病起了许多俗名，如“非那西丁肾”，“呋喃坦啶肺”，“阿司匹林胃”，“四环素牙”等等。
由于看不到产生“药源性疾病”的根源，不仅那些表现各不相同的“药源性疾病”难以为人们关注而继续发展，而且还会使那些本无毒的药物产生毒性，例如人们现在惊呼：“中药也有毒性！”其实从“中药西用”（以西医的观念应用中药）所出现的问题，正可说明西医对“症”治疗所存在的问题。
中药没有要废除的药物，千百年来一直沿用，只要按中医理论应用得当，即使是有毒的药照样可以治病——以毒攻毒。但若用之不当无毒的药品也会出现“毒性”。例如人参，这本是大补元气的珍贵补品，若只讲对病不讲对证，那就会出大问题，尤其外国人不懂中药的应用。只从动物试验出发，见到可增强某些动物的活力、耐力、寿命等，结果出现大量问题，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疾病名称：“人参滥用综合症”。现在“中药及其制成品所引发的药源性疾病的发生率，一路攀升，现已紧跟随抗生素药物之后。”如附子，蟾蜍，黄药子，野百合，丁香，益母草，苦参等，还有许多常用的注射液，如双黄连，清开灵，复方丹参，穿琥宁，生麦，参麦，丹参，黄芪，鱼腥草等，都有大量不良反应的报道。其实这正是“中药西用”所造成的必然。
由于中医治病着眼的是调节机体的平衡，因此不仅常用中药能治百病，就是普通食物也因可分辨它们的性味等中药性能而能治百病（药食同源）。同样，食物若应用不当也照样产生大问题，例如健康的人无需忌口，什么食物都可吃，但生病后，一些食物就会加重机体的不平衡，中医对一些病人强调要忌口，不是没有原因的。
再有，中医多以天然的动植物本体为药，不是提练其中的什么化学成份为药，同时采集的地域、时间、用药部位、剂量、生熟炮制等等的不同都会使药性有很大差异，例如：茯苓：白（内层部分），补；赤（外层部分），利。红花：多，破留血；少，养血。酸枣仁：生，治嗜睡；炒，治失眠。甘草：生，凉而泻火；炙，温而补中。人参：野生参与栽培参效力差异大；红参（经蒸）比生晒参性热。但西医认识与应用中药多是提练里面的所谓有效的化学成份。例如在《新编药物学》里写人参的成份（与作用）有：人参皂甙：包括人参甙、人参辛甙、人参宁等。人参辛甙为作用于中枢、心脏、血管的有效成份；人参宁有降低血糖作用，等等。如此地肢解分析人参后，人参原有的性味等中药性能还存在么？更有人从分子水平上去分析中药的作用，在分子水平上，看到人参有一种Rb成分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起抑制作用，而另一种Rg成分反起兴奋作用。于是有人解释人参之能治失眠症又能治嗜唾症，就因人参含有这两种对立成分，使它具有双向调节功能。如此的解释能行么？难道说治失眠症状时只有起抑制作用的Rb成分存在，Rg暂不存在？治嗜唾症时，则变成相反？再说，人参不仅在睡眠上，而是在一系列方面具有双方调节作用：既能使低血压者血压升高，也能使高血压者血压下降；既可防止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引起的肾上腺肥大，也可防止因皮质激素引起的肾上腺萎缩；可降低饮食性和肾上腺性高血糖，也可升高由胰岛素引起的低血糖等等。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人参大补元气，即大大增强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修复能力，从而使各种不正常自我修复到正常。中药的性能，首先是看它对机体整体的平衡作用，对经络系统所起的作用上，而不是看它里面的各种成份分别作用于机体的何部位，各起何作用。我们再从另一种情况里还可把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例如在许多情况下可把内服中药作成外敷穴位的膏药，能获得相似的治疗效果，从这里可更直观的看到外敷药是对经络的刺激，而并未经人体的消化分别作用到机体各部，更谈不上消化达到分子水平。可以说用提取“化学成份”来认识与应用中药，是造成“中药毒副作用大”的又一原因。
（二）癌症问题
西医称癌症为不治之症，的确癌很特殊，别的病症用西药治不好，可用手术切除病变部位而保住生命，如切胃、切肺、切胆等。癌却不行，越切癌细胞发展越块，到处“转移”。它也不像另许多病：“治不好，也死不了”（群众语），如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哮喘等，可以拖许多年，有时不治也可自动缓解。为什么癌特殊呢？我在《规律》里讨论了，人体（生物体）是统一的整体，人体上的每一个细胞也都是活体，都受整体运动的制约，当整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减弱而不能约束每个细胞时，这不受约束的细胞就会“闹独立性”，就会出现离体细胞的特性，产生与离体细胞在试验室培养类似的情况。例如人们研究“正常细胞在瓶中培养条件下发生恶化的机制，使用的条件有种种强烈的致癌素、缺氧、已知的肿瘤病毒等，在所有上述条件下都有得到阳性结果的报道。”但是，“作为对照的正常细胞，虽然没有经过任何致癌因子的作用，在瓶中培养数月之后，往往发生形态上类似恶性细胞的改变，如果把这种细胞接种到相应的动物身上，就可能发展成恶性肿瘤。”可见正常细胞不受机体控制后，即使不受致癌刺激，也可发生癌变。再有，癌细胞是活体，它也就具有生物的“斗争性”、“反抗性”（这“斗争性”、“反抗性”在《规律》里作了具体讨论），用手术刀刺激它，它必发展更快，而且每个不受管束的细胞都可癌变。
西医治癌，无论手术、化疗、放疗都是直接针对癌。用手术切除癌细胞，这一方面是刺激癌细胞，使其发展更快，另方面是正常组织连同癌被一起切除，尤其为防止所谓“转移”把大块的相关组织切除，结果使病人“气血大损”，“元气大伤”。而化疗、放疗在杀癌同时也大损机体，使许多病人变得枯瘦如柴，头发大落，有的人的面容或形体变得扭曲变形。可以直接看到这种种治疗都是在大伤其“本”，使人体整体对细胞的约束力更弱，治疗效果自然很差。现在这三种疗法配合进行，认为取得了较好效果，然所例举的癌症的平均5年生存率也只有40%，也就是说有60%的病人活不到5年。
中医治癌不直接针对癌，而是治“本”，结果许多经手术、化疗、放疗而无法治愈的晚期癌症病人，被中医治愈（我在“从中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一文里例举了许多实例）。所谓“治愈”指的是癌块自动缩小以至消失，并随访多年未见复发，未见癌细胞再“转移”，病人体质得到恢复，有的病人白发甚至变为黑发，从这里也直接反映出中医是治“本”，是增强病人自身的体质，自身的修复能力。
癌症不仅可以治愈，也可“自愈”，有许多癌症患者，未做任何治疗，却会在不知不觉中自我痊愈（癌症自愈例子有报导的已千例以上）。之所以能自愈，这也是因为人体随时都在做自身的调整运动，始终在与不受管束的细胞作斗争，当自身的整体调节功能得到加强时，癌细胞就会“改邪归正”而自愈。若自身的整体功能减弱后，癌症就会恶化。若两者的“斗争”势均力敌时，癌细胞就会与人体长期和平共处。这种情况在人群中不少，在一些动物身上更多，例如奥地利有一种良种马，80%都患有恶性皮肤癌，但却“没有一匹马因此而死亡”。
（三）传染性疾病的问题
用抗生素及其他西药来对付细菌及病毒等病原体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这对人体来说仍是治“标”，不是治“本”。因为抗生素等的作用仅是在人体与病菌斗争的艰难时刻，助了一臂之力，帮助人体战胜了病菌，从而使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得以恢复和发展。若是人体自身没有抵抗力或抵抗力得不到恢复与发展，那么，当抗生素停止使用后，周围的病菌还会再度入侵，疾病将永远不会好。因抗生素仅能杀死人体内的致病菌，不可能杀死包围在人体周围的无数病菌（即使能杀灭某局部空间的病菌，但那也是暂时的）。一些所谓的再度感染；所谓继发性免疫缺陷而形成的连绵不断的感染；一些慢性传染病用抗生素效果不显等等，正是由于自身抵抗力得不到恢复与发展之故。我们若以“感冒”病为例来看则更清楚，有报导称：“能引起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种型已超过160个，新的型别还在不断发现，最常见的是鼻病毒，其型别已超过110个，是人类普通感冒的主要原因。”西医认为病毒是引起感冒的主要原因，其实，应反过来看，我们知道患“感冒”多是身体弱的人，或是健康的人受了风寒（或风热），即伤风后，亦即自身抵抗力减弱时才得，也就是在这“弱”时各种各样型别的病毒才可侵犯我们的机体，我们若仅着眼于用抗病毒药对付，那么这一百多种病毒，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如何能一一对付得了？可我们若着眼于促进经络系统功能的恢复，自身抵抗力的增强，则可有极简便的办法快速治愈感冒，举一例：在《中国针灸》1997年11期中“蒜片贴穴治感冒”一文中介绍：用新鲜大蒜去皮，切成厚约3mm薄片，贴于患者涂有少许凡士林的双侧风池穴上，外用纱布覆盖，胶布固定，每日1次，贴2～4小时。治疗效果：100例患者全部治愈，其中1次治愈44例，2次治愈30例，其余均在五天内治愈。另外，我在“从中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一文里已讨论的许多由病源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用中药或针灸比用抗生素疗效高，其原因也在这里。
如果不从促进人体自身抵抗力的恢复与发展考虑，只考虑用药物消灭病源微生物，那么不仅疗效差，同时还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例如：自从1940年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问世以来，各种抗生素现已找到上千种，临床使用的也有几十种。随着抗生素普遍、大量地应用，其后果是：①抗生素本身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大。然病源微生物却由于不断受到药物锻炼，抗药性不断增强，又迫使用药剂量不断增大。“青霉素在开始使用时，每天用十万单位已经足够，现在一般都要用一百万单位以上，危重病员有的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单位。”于是抗生素的毒副作用越来越重，在我国仅抗生素致聋者就有约一千万。②由于致病菌普遍受到各种药物锻炼，用药后不易被杀灭，反倒易把体内有益的细菌大量杀灭，以至菌种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病菌更能趁机大繁殖，造成许多人的所谓“二重感染”。③病源微生物受到各种药物锻炼，不仅抗药性不断增强（“现存的病源微生物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它们整个的生命活力也跟随增强。“在抗生素问世以前，只有少数几种细菌会引起严重的感染，今天，一些不太活跃的细菌和新的细菌都会引起严重的感染，使患者有时竟死于一些早年能够治疗的疾病。1969年，由志贺杆菌引起的传染性痢疾遍及整个危地马拉，因抗生素疗效不高，有12500人死亡。1972年在墨西哥又爆发了第二次痢疾大流行。”“尽管我们现在已拥有一个完整的抗生素族谱，但全世界每年还有一亿五千万以上的人因感染而必须住进医院。在美国，各种传染疾病的死亡率为123/10万（人），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居第三位。”④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长期使用抗生素，使人体自身免疫力被抑制而衰退。上世纪初，成年人每立方毫米血液中含白细胞8000是正常值（即一般人所具有的数值），以后降到6000，而现在降到4000以下，说明人们的免疫力在不断下降。有些人则已完全丧失了自身免疫力，只能“在特制的塑料膜罩中，与尘世隔绝的环境里生活。”而随着各种致病微生物生命力、抗药性的不断增强，对整个人类的威胁将越来越大！今天，禽流感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疫苗与药物对发生了变异的禽流感病毒难起作用，正说明了这点，人们巳惊恐的喊出：“引起上亿人死亡并非耸人听闻！”然而，人们并没看到形成如此严峻的状况，正是人的不当作法造成的，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看法，以及控制禽流感的个人浅见：禽流感之能肆虐人与禽，是因它们总在与人们使用的各种药物以及接种过疫苗的家禽的抗体作斗争，从而不断地产生新的变异，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生命活力。而家禽与人却总是回避与其斗争：我们总是让家禽与其隔离，若有接触即全部杀灭（自2003年以来，在东南亚多国已有数亿只家禽被扑杀焚灭），不让它们的身体有与之斗争而提高抵抗力的机会，我们人更是尽力远离此病毒。结果病毒的生命力（战斗力）越来越强，人及家禽的抵抗力越来越弱，由此发生人、禽大规模死亡自是很可能的了。
在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之能与各种微生物“和平共处”，就因它们是在与各种微生物的相互斗争中促进了彼此共同的发展，正因如此才使植物、动物、微生物能各尽其职（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使生物圈中的物质与能量能得到正常的循环与转移，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我们要从根本上摆脱各种致病微生物对我们的危害，就必须遵循生物的这种发展规律性，但这不是一下子能作到的。不过对于今天的禽流感我想我们是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来预访的：①应用针灸提高人（及禽）的抵抗力，如灸足三里等保健穴位或用蒜、姜擦（或贴）大椎、风池等穴。日本历史上的“国民三里灸运动”，就曾有效地遏制了严重危害日本人健康的肺结核的蔓延。用针灸提高抵抗力也是我国中医学家一再提出来过的。②在人、禽未发病前，以某种方式让禽流感病毒的浓度在人的控制安排之下，使其与人及禽一次次接触（从很低浓度开始，渐次提高浓度），即让机体产生抵抗力的速度与发挥抵抗作用的力度，大于病毒在体内增殖的速度与兴风作浪的力度，由此不管此病毒如何变异，机体都会自动产生相应的“变异”办法对付。我所作的提高农作物抗病性的试验研究，就是用这种办法取得良好效果的。本来，西医从免疫学的研究中已看到人体具有抵抗各种病原体的复杂而神奇的机制与能力，可是，西医却没有看到另外两点：①这复杂而神奇的免疫能力是随人体与病原体不断地进行“斗争”而不断发展的，也由“不斗”（不接触）而衰退。当然，也有人从某些侧面看到了，这里也不妨举出来帮助说明问题：英国科学家对哮喘病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查中 “终于发现那些过份讲究卫生，每天洗手5遍以上的儿童，其哮喘发病率比那些‘脏’一点的儿童高出5倍以上。”②这神奇的免疫机制，仅是人体（生物体）抵抗外界各种刺激（物理、化学、微生物等），所具有的强大抵抗机制中的一个很小部分。所以，我们要增强人与禽（及兽）的免疫力还要从没有很好看到的这两点考虑。否则，今天即使禽流感问题解决了，明天更严重的问题还会再来。
（四），手术治疗的问题
外科手术在治疗外伤、抢救急症等的许多方面，仍是十分有效、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整形、整容，断指、断掌再殖，联体婴儿分离，巨大肿瘤切除等等特别情况里，更是唯有外科手术能解决问题。但是，若把外科手术当成治疗各种疾病的治本手段，把人体直接当成机器“修理”，自会带来种种危害，例如：
（1）对于患者各部位的疾病采取简单的机械的“对症”处理办法，例如对患者各部位的水肿、积液，如腹水、脑积液、胸腔积液等，采取简单的抽液，这虽能暂时缓解症状，但由于根本问题未除，结果越抽液，积液越多，病越重。又如对患者一些部位的顽固性疼痛，用药物久治无效时，则干脆将有疼痛感觉的神经切掉，如牙痛、面痛、臂痛等。更有甚者，医生为控制癫痫，竟将患者大脑两半球的连合部切开，使人变成了意识分裂，失出了原有自我的“裂脑人”，此手术在世界许多国家都作了不少。
（2）直接切除患者的病变部位与相关部位，现在，几乎人体的各部都有可能因疾病而被外科手术切除。不仅脏器切除（或部分切除）的事是经常的，就是截肢、切臂的事也是经常的。这种“经常”性，若不是有其他疗法在疗效与后果上的显著差异作对比，是不会相信它是值得好好反省的。这里举两例：一位腿部粉碎性骨折病人，拒绝西医截肢后，为罗有名老太太用推拿治愈（电视内介绍过此人病愈后可参加篮球赛）；我一亲属双腿生疮，西医久治不愈，最后严重恶化而决定截肢，本人坚决不肯，后来采用民间偏方半月而愈。
对于人体“不重要的”，“用处不大的”，“退化的”器官的割除则更是经常（如拔牙，切除扁桃体、阑尾等等）。这些“不重要的”器官，并非不重要，切除后常造成机体进一步不平衡，带来新的疾病。许多临床大夫已看到，例如切除扁桃体、阑尾可以引起多种疾病，甚至可以引起癌症（据报导，切除阑尾的病人癌瘤发病率显著升高）。同时许多病手术后还会复发，如胃溃疡、结石症、息肉等等。有些器官全部切除后，还会在另外部位复发。
从西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以及所出现的问题(二)
（3）对患者的病变部位进行“零件”更换，现今各种脏器的移植，各种人工器官的置换已越来越普遍，“20世纪以来，由于器官移植技术，免疫基础研究以及各种兔疫抑制剂的进展，器官移植己成为临床治疗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曾预测“1985年——广泛移植人和动物器官，普遍利用人工器官，采用电子假体……”“到1990年，应当能够用移植的器官或人造零件来替换除大脑和脊髓以外的人体大部分器官。”现在，这已为许多国家所实现（有的国家对大脑的移植也在研究）。“到2000年底全球统计共施行778649例次各种器官移植，其中肾移植500545例次，肝移植89178例次，心移植57043例次，胰肾联合移植11541例次，肺移植12076例次。”“在中国大陆，至2000年底统计共施行各种实质大器官移植35524例次，其中肾34832例次，肝517例次，心82例次，胰肾联合移植69例次，肺13例次。” 进入本世纪则发展更快，我国也已能做大型的多器官整体移植术，如已作了肝脏、脾脏、胃、十二指肠、全小肠（空肠、回肠）和结肠（盲肠、升结肠、横结肠）等7个脏器同时移植的整体移植手术。
如此“广泛”、“普遍”地移植，必带来种种严重问题：①所需的被移植器官应是健康的、鲜活的，应与受者的血型相同、大小相近。这样的器官，这样的供体哪儿找？！大量的供体哪儿找？！于是现在医生发出“移植器官严重短缺！”的呼喊。那么由此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②正由于移植器官严重短缺，因而做移植术的费用极高，这又会带来怎样的问题？③最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做移植术后使患者的生活质量（生命活力）及寿命大受影响。因为机体总要保持自身的完整，移植外来物后就会发生排异反应，为解决这一问题，“移植受者必须终身使用免疫抑制剂。” “但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导致感染和肿瘤高发，而且各种免疫抑制剂药物毒副作用影响受者的生存质量，严重者导致死亡。此外，即使受者长期服用并能耐受免疫抑制剂，移植物长期存活率也并不很理想，如即使在比较先进的移植中心肾移植术后，移植肾5年存活率也只有50～60%，其他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接近或低于该水平。”
由于移植器官的严重短缺，人们又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人工器官的研制，由此带来的问题更多：人工器官研制得再好，再先进，也无法使它成为活体，无法和活的人体一起完成整体统一的运动，无法因整体的变化而变化自身，例如心脏，当人体的运动加快或情绪激动时，心脏的跳动就会相应加快，人工心脏能如此么？再有，人体的任何器官，任何部分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例如肝脏就具有500多种功能；肺脏不仅具有呼吸功能，还“是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ACTH、抗利尿激素、促甲状腺素、生长激素、甲状旁腺素、促性腺激素等”，还“可能是血压的主要调节器官”；心脏也一样，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可分泌心钠素等。它们都依整体的变化而有功能上的不断变化。同时，人体的任何功能又可说都是整体各部协同完成的。例如血液循环功能，不仅靠心脏起泵的作用推动全身血液循环，更有比心脏的“泵”作用大40倍的全身肌肉、血管等所起的“泵”作用（这被称为“第二心脏”，人体全身血管总长约100公里，仅心脏泵是推动不了它的循环的）。呼吸功能、排泄功能也一样，不仅肺脏进行呼吸，全身皮肤都在进行呼吸；不仅二便进行排泄，全身汗腺皮肤也都进行排泄。正因为人体的各部都是活体，能和整体协调一致地进行统一的运动，才使人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进行各种不同的运动，获得各方面不断的发展。任何人工脏器，人工部件，都是死的，都无法真正代替人体活体的各部，由人工部件替换下去，人将变为失去生命活力的机器人。
对于外科还应说到一重要问题，手术最终能否成功，其实不在手术，仍在自身的自愈力，否则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例如伤口久不愈合，或化浓、或瘀血、或肿胀、或内脏粘连、或气胀水肿等等而导致手术失败。我们前面说麻醉剂的发明，外科消毒法的创立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然而由于外科在以上等等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使得今天外伤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威协。“外伤，因意外事故或其他形式剧烈活动而造成的创伤，是世界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创伤在美国是第四个主要死亡原因，而在1~44岁年龄范围内是第一位死亡原因。在美国每年要发生1100万例使人残废的外伤，其中大约40万例至少要最终造成某种永久性损伤。”由此使得西方许多人去研究中草药的止血止痛、活血祛瘀、排脓生肌的功能，研究跌打损伤药，有些人还看到中国民间一些接骨医，有极高的接骨治伤的疗效，更有人看到中医的“扶正培本”法有助于抵抗感染、愈合伤口、修复损伤，而学习中医。
（五） 西医急诊问题
西医急诊，“急则治其标”常取得良好效果，挽救了无数病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当西医把人体当成机器治疗时，急诊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因急诊多是处在某种极度状态下的危急病人。例如处于极度饥饿、或极度寒冷、极度炎热（中暑）、极度虚衰，或遭电击、溺水后心跳、呼吸停止等极度状态。我在《规律》里讨论生物的运动规律时讨论了，当人体处在某种极度状态时，体内的这种运动状态不能突然有大的改变，尤其不能突然朝相反的方向改变，而西医的对症治疗，常常正是应用朝相反方向改变来治疗，由此必出严重问题。我曾见过好些不该发生的不幸，使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认为这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我却无法说，更无法让人相信。现在我觉得不能不说，我们不能让悲剧继续发生了。不过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就要例举许多实例，这就难了，人命关天的事是不能轻易例举的，我也不希望涉及到具体的人与事里去（这不是医者个人的问题，而是医学理论问题），所以现在，我只有例举几十年前已成历史的事或是在报、刊上已出现过的事，现举几例：
（1）一位友人告诉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在一所医科大学上学，当时老师带领他们学生去救治农村因饥饿、营养不良而出现的许多严重的浮肿病人，老师要学生给每个病人注射葡萄糖，结果他万没想到竟发生注射一个死一个，他不知为什么注射葡萄糖也会出现严重问题。
（2）在《气功与科学》1990年8期上，在“‘死’与养生”一文中说到：“四川成都70高龄的中医气功师篮老，在1988年10月青岛市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气功学传统理论学术研讨会’谈到，他曾用气功方法抢救过溺水二小时，心脏停跳，使其心脏复跳。又曾用气功方法抢救过掉进沼走池内长达七小时的死者，使其慢慢有了体温。遗憾的是二例均因死者有了‘转机’征兆，被西医打‘急救计’而再次死去。”
（3）在《天津日报》1998年12月25日上有篇题为“救人就不怕担风险”的报道：“一民工因触电倒地，经迟彦山同志口对口地作人工呼吸……，民工终于喘出了一口气。”当民工的生命有了转机后，人们赶紧送进医院。可是进了医院，再用医院的办法治疗抢救，却“抢救无效死亡。”
人体在呼吸、心跳都停止的情况下，是不能用强刺激性针剂或其它强刺激办法来促使心脏、肺脏工作的。这种“对症治疗”下的“急救针”是最要命的。
（六）其它问题
治“标”不治“本”所带来的另一严重问题是：社会承担的医疗费用必越来越大，而且随科技的发展，其费用上升越快。因为：（1）科技越发展越有条件仔细观察人体病变部位的各个方面，于是检验的设施、项目、内容等必越来越多、越大。（2）科技越发展，人们自由研制各种药物的条件越多，同时西药从研制→应用→发现危害→淘汰→再研制新药，这个周期会越来越短。以往要发现药物的普遍危害其时间很长，如兰伯特所说：曾经广泛使用的药物，变为声名狼藉而逐渐销声匿迹，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可现在随科技的发展，人们警戒性的提高，这个过程已大大缩短，例如2004年9月13日美国默克公司宣布，在全球内主动撤回治疗关节炎和急性疼痛的药物万络（罗非昔布），因根据一项为期3年的临床研究得知，以万络25毫克与安慰剂作对照，治疗18个月后，两者相比，服用万络的患者患心肌梗死和卒死的概率增加3倍（万络是1999年获准在美国上市，2000年获准在我国进口）。紧接着，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结果又显示，一天两次服用400毫克西乐葆的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性为服安慰剂患者的3.4倍，一天两次服用200毫克时则为2.5倍，要人们慎用此药（万络、西乐葆都是人们曾给予厚望，被称为“领军人物”的药）。新药研制越快越多，费用必增加越快。（3）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人体脏器的移植，各种人工部件、器官等的研制必越多，费用必越大。现今，医疗费用的增长率已达惊人程度，拿美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GDP）的1.2%，1990年占11.5%，1993年占14%，按此速度增长预计2010年将达20%。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费用达到GDP的25%，便意味着整个社会医疗体制的崩溃。
西医学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西方一些医学专家也早已痛苦地看到了。例如，芝加哥的罗伯特"A.门德尔松医学博士在《一位医学异教徒的自白》（1979年出版）一书中说：“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医生将因两件事而为人们记住：奇迹变成了故意伤害，如青霉素和可的松；每年在手术室里郑重其事（但完全不必要）地施行了数百万例截肢手术。”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更说到：“我相信：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生、医院、药物和医疗设备能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马森"古德医学博士说到：“医学对身体系统的影响最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杀死的人数，比战争、瘟疫、饥荒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
不过，我们并不同意西方医学者对西医的全盘否定，相反，我们是以一颗急迫而恳切的心在思考，在写我们的希望。我们急迫的希望我国的西医能正视西医学的不足与危害的一面，从而改变认识，改变思路，从治“标”走到“标本兼治”的新路上来，由此必会取得前所未有、无可估量的辉煌成就！现在在这方面，日本可能已走到了我国的前面，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8月1日在题为“日本终为中医药平反”一文中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最近正式给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中医药“平反”并“恢复名誉”：“中医学概论”开始被规定列入全国80所专业或综合性大学医学部的必修课程，从2006年起作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一，2008年开始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范围。如果说现在日本及其他国家都在努力学习中医，那么我国的西医要学中医是最具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的。我们恳切的希望，我国的西医能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好条件，来领导世界西医学进行一场革命！
我国现今的中医学它的理论及治疗措施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还基本上停留在两千多年前的水平上，它要有突破性的大发展，要现代化，这不是单靠中医队伍自身的力量就能办到的，这要靠各方面的力量，尤其要靠西医队伍，西医学具有中医学所没有而又极需的许多优点，特别是西医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充分应用现代科技发展自身。它走向了世界，与世界同步，能集中各国力量发展自身。我们多么期待我国的中西医学能真正结合到一起。我国的中西医结合队伍，一直希望中西医学能很好地结合，但由于两者在疾病本质的认识以及其它许多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很难走到一起，现在若是在这些大问题上大家能取得一致认识，三支队伍（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必能走到一起，融为一体，由此必能让古老的医学在今天重新焕发青春，共同创立起人类真正的新医学，中国必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