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美方代表说：红包问题在美国50年前就解决了。

    在一次“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中美两国代表谈起医生收受“红包”的问题。中国的医生和伦理学家都承认这个问题在中国远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包括那些被评为“文明单位”的医院，谁也不能打保票说没有一个人收“红包”。主持小组讨论的美方组长却出人意外地说：这个问题在美国50年前就解决了，引起了在场中国医生的极大兴趣。来自夏威夷群岛健康质量基金会的医学博士豪沃尔德介绍了美国是如何解决医生自律问题。
　　首先，美国有医生的自律组织，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种。负责医生管理的还有医院董事会和保险公司。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如果接到检举或投诉某医务人员收受病人的钱财，一旦查实记入档案，就会终生被吊销执照，丢掉饭碗。因此制度使医生们根本不敢收受“红包”。
　　第二，医生在美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丰足的经济地位。要当医生须在接受理工科大学本科教育后，还要经过医学专业培养和实习期，并通过严格的国家级考试。而一旦取得合法的行医执照，年薪一般为美国中等以上水平，大约在14万到20万美元以上，技术高的医生年薪可高达80～100万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足可以满足各种开支和税赋，根本没有必要再另外收取“红包”。
　　第三，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及消费大多是通过信用卡来进行的，包括工资和各种收支，现金很少流通。对每一笔收入，银行会进行监督，数额较大的来历不明的钱一旦查实，会记入个人档案，影响一个人的信誉，在转换工作岗位时如被发现信誉不好会带来麻烦。信用卡制度和现金管理的严格也使医生难以收取“红包”。另外与个人档案的密切联系使人们珍惜信誉如同珍惜生命，促使人们走正路而不走歪门邪道。
　　第四，美国医生在开始接受医学教育时，医学伦理教育就始终与专业课同步进行，目的在于解决“谁来救治‘救治者’”的问题。讲基础课时伴随基础伦理课，讲临床课时有相应的疾病诊治伦理课讨论，使医学生明白，作为医生的最大责任是给病人以最好的照顾，做任何事情都要以病人的利益为重，帮助病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医学生在系统接受医学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非常正规的医学伦理学教育。
　　使医生根本不想接受“红包”，从内心深处就认为接受病人的“红包”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讨论中有中国医生提出问题：如果一个医生接受了病人的红包，其他医生会帮助隐瞒吗?豪沃尔德博士说，不会的。一般情况下，其他医生会劝告他，还会同时把这件事情报告当地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为病人讨一个公道。这样的处理被认为是很公正的作法，不会引起非议。医生们普遍认为如果护短才是不道德的、不公道的、不符合伦理的。
　　第五，要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如夏威夷群岛的健康质量基金会(下简称Cacer)，豪沃尔德博士作为一个儿科专家，在其中担任顾问。Cacer基金会资金来自于病人投保、政府和社会团体资助，下设若干的医疗保健中心和卫星诊所，负责聘请医务人员对投保的病人提供服务。医务人员一年一聘，年薪由16万到20万美元不等，其工资水平位于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之间。如为20万美元年薪，去除4万左右的税费，医生的收入处于社会的中上等，根本不会为生计着急。Cacer非常重视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评价，并得到美国全国质量保证委员会(NCQA)的认证，在全国排第六位。它每月召集病人填写问卷，包括对医生、护士、药剂药和辅助人员的满意度评价，问题非常具体，比如，医生用了多少时间倾听病人讲话，病人需要等候时是否得到了解释，对医生医疗技术信任度如何，对就医的环境评价如何，对护士的服务是否满意等等。基金会每周五有个例会讨论病人的投诉，找相应的医生谈话；还定期对医生的行为、质量和消费成本效益比进行评价，由此确定医生年薪水平。医生的待遇与其医疗收入的多少并不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