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去世亲人, 警示现世国民
前言: 我叫范庆忠， 是一位临床40多年的中医医生。今将我的行医经历和害子害孙的过错与人生感悟陆续公开。今以我去世孙子托梦我告诉大家，他在各级医院就医的经历，希望政府职能部门的官人们在医疗改革中深思；希望广大的医护人员总结经验与失误；希望广大患者醒悟；希望广大民众日常一定要关注健康，争取少生病、不生大病。因为,1.只有全民健康，国家才能健康。2.生命只有一次。3.一人生病，全家遭罪......。下面是我孙子在天堂托梦给我的感悟:
于2003年3月21日，我顺利地降生，体重3﹒1公斤。出生后我跟正常婴儿一样标准的生长着，长得人见人爱，只要我一出家门，邻居们都抢着抱我玩（后来在治病过程中我会叫医生、护士为阿姨、大妈、奶奶、叔叔、大伯、爷爷，她们都特别喜欢我）。但，我在半岁后有时出现“感冒”症状，开始医生给我用点药也就好了。但是后来越发越频，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差......
第一次住入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2003年刚过完春节后，我又“感冒”了，在旁边诊所治疗几天还是不见效，而且越来越重。于2004年阳历2月17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爷爷打来电话，我当时难受正在哭，我的小姨便抱着我接电话(因为我父母都要上班)，爷爷在电话中听见我的哭声异常，便叫我父母赶紧抱我去市人民医院检查，在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一边给我用药，一边让我做有关检查，经过彩超检查，医生说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说我的病只有动手术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手术要到大医院去做。我住了5天院，用的都是“普通药”，没有花什么费用，临床症状也就基本好了。这样的医院才是真正的人民医院。这次彩超检查结果（见附件一）。
第二次住入江西省儿童医院：
为了尽快治好我的病，爷爷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来把我抱去省儿童医院。2月29日我住进了江西省儿童医院的心脏病中心，省儿童医院又做了彩超、X光拍片、心电图、生化等检查，报告出来后和医院的检查基本是一样的，医生说:“疑难先天性心脏病”，他们医院因条件有限做不了这个手术，建议去上海治疗。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三）。
第三次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在省儿童医院出院的当天下午，爷爷、妈妈、小姨就连夜乘火车抱我去上海，到上海后找到最权威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爷爷给我挂了几个120-180元一次的“特需门诊”专家号，并又重新做了彩超、X线拍片、心电图三种检查。结果出来后，几位专家说：“这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高，而且一次手术不行，要分二次到三次做，每次手术的风险都很高，建议我们如果家庭条件有限选择放弃。并告诫我们要尽量少用药，因为用药不当将加重病情”。这样的医院和专家值得广大患者信任。因为我们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如果选择在上海手术治疗，每次都要花十几万，爷爷故只好先抱我回家，给我过个周岁生日，然后再看能不能筹到钱。这次在上海住了5天没有用药。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五、六、七）。
第四次到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从上海回家后，全家人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宴会，各路亲戚好友前来祝贺，我那天精神也特别好、没病似的，亲戚朋友得知我患病的情况后，大家都很沉重，一边含泪逗我玩，一边劝说我父母一定争取把我治好，大家都慷慨解囊资助经济。在各位亲朋的支持下，爷爷想再去国内最权威的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了解。我随爷爷、奶奶一同乘火车到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在阜外医院爷爷花200元一次的“特需门诊”挂号请儿外科心血管教授给我诊治，教授看过我及参阅了以前病历后，也让我先做三个检查，爷爷为了尽快把我治好，花比常规门诊高几倍的价格在特需门诊做检查。检查出来后，教授的说法跟以前各医院专家说法差不多，检查结果、建议也基本相同。爷爷、奶奶为了不留遗憾，决定一试，便找教授了解手术方案，教授说：“因为有肺动脉高压，第一次手术做肺动脉环缩术及切除三房心”。爷爷问：何时可以手术，教授说一般交款后三天内就可做手术，但是小儿现在还在咳嗽，须先把咳嗽治好才能手术”。教授又说：“他们医院没有儿内科病房，建议我去北京儿童医院先治疗咳嗽”。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八、九、十）。
第五次在北京儿童医院：
3月24日上午，爷爷、奶奶、小姨随我一同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爷爷挂了儿科专家号，进入诊室，奶奶很想详细介绍一下我的病史，但专家很忙，坐下就用听诊器在我胸部听诊后说：“孩子是心脏病，要住院治疗”。奶奶问要多少钱，专家说：“先交五千”。奶奶说我们没带那些钱（因当时身边信用卡上只有三千），便请先给在门诊治几天，专家随后就开了一张化验单去验血。化验回来后，专家看了化验单就开处方，这时爷爷说：请麻烦您参考一下以前的病历，专家便拿起我们放在桌角上的病历看了二分钟，随后开给了我们二份处方，爷爷交完款后（当天费用298元）带我先做雾化，接着输液。第二天我感到更难受，精神更差，奶奶和小姨又抱我来这里，专家们还是照般昨天的处方给我治疗，上午输完液，到第二天爷爷看我不但一点没好，反而精神越来越差，便决定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治疗。
第六次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3月26日 ，爷爷抱我到该院挂了心外科，我们上午大约八点半到诊室，可诊室没有医生，一直等到约九点半还没来，爷爷找导医处了解，导医说：“医生可能在查房”，过了一会儿来了二位年轻医生问了问情况，又看了以前的病历说：“我们对此病经验不足，你们最好找主任看”，爷爷问主任什么时间上班，医生查了一下表说：“要到下个星期”。（由于医院门诊病人太多，连诊室候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通风，光线又不好，爷爷都闷得有些头晕，我更难受，主任又不上班，便离开了该院）。回来后，爷爷、奶奶、小姨抱着我眼泪汪汪，经商量还是先回沧州（因爷爷受聘在河北省沧州一家医院工作）。
第七次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3月26日，我们连夜赶回爷爷工作的沧州，直奔沧州市中心医院，住入儿科住院部重症病房（当时我自己也感到要离开这个世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在该院刘主任等医护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只住了6天院便完全好了。这次住院没有做任何有损身体的检查，花钱才几百元，我就又象正常人没病似的。这样的医护人员才是真正的白衣天使。
第八次住入河北医科大学一院：
我病好了以后，爷爷便准备选择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或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给我做手术，便打电话通知了我的父母，我父母便请了假再次前往北京找到阜外医院给我诊病的教授了解情况并商定手术日期，爷爷也在日夜查找，搜寻更佳医疗信息。于4月19日深夜，爷爷在互联网上的《健康报》网站上看到了一例类似我的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一次性手术成功的报导。第二天早上，我爷爷便前往石家庄找到该院心脏外科主任张毓平（据了解，张主任已确实成功做了二例，近期效果很好，还有三例和我同样的病儿正在住院准备手术，而且费用只要2万左右，所以我爷爷决定来石家庄，爷爷立即打电话叫奶奶抱我去石家庄，下午5点我到了该院，张主任接待了我们，并把我先安排到儿科病房。
4月20日下午6点，我住入该院后，张主任和儿科的几位医生对我进行听诊并详细、认真地了解了我的病史后，便试探着给我用药。张主任于22日又请彩超室一名老主任（据说是老院长）为我做彩超，这名老主任一丝不苟地用了半个多小时才做完。在彩超、X线诊断结果出来后，张主任说：“最好再做一次导管造影，看看肺动脉压力到底怎样，便好决定做哪种手术为最佳”。并建议说：因自己医院虽然可以做导管造影，但条件没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好，由于小儿很小，为了更安全还是去和平医院做为好。在河北一院住了7天观察，我又象正常人一样。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十一、十二）。
第九次住入河北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号ID号415172）：
4月27日，河北医大一院心脏外科的张主任写了一封信交给我爷爷，叫我们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诊先找门诊心胸外科的安医生办住院，我们于上午12点办好住院手续，到心脏外科住院部已下班，护士先安排床位让我们住下。下午上班后，一名年轻的住院董医生来看我，用听诊器给我听了一会，问了我亲人一些情况就走了，我爷爷随后就把我以前所有的病历送到办公室交给了董医生，希望他参考。过了约半个小时，董医生开来了彩超、X线、心电图检查单，我爷爷看后找董医生商量着说，孩子于前3天在河北一院做了这些检查（以前各个医院的检查结果也基本相同），是否可以暂时不要重复检查，因为年龄太小，本身又是心脏病，检查必须要用镇静剂对心脏危害更大，董医生说：“那不行，在我们医院治疗就要依据我们的检查结果”。说完就走了，爷爷又去找科室主任，科室郭主任说：“你把以前的检查报告单和X线拍片交给董医生”，我爷爷说已经把所有的病历交给董医生了。当天下午就没有检查。
28日（第二天），爷爷去找董医生问要不要检查，董医生说：“X线片可以暂时不拍，彩超、心电图必须做”。随后护士来给我往肛门里灌药，灌后约半个小时，我还是没有睡意，护士又来再灌一次，这样我才朦朦胧胧想睡，奶奶、爷爷便抱着我到彩超室，在彩超室我睡了约半个小时就知道有人往我身上涂东西，我就不让涂，就左右翻身，最后我听医生说差不多了。从进去到出来奶奶、爷爷又赶紧抱我去心电图室，到那里我已能睁开眼睛，他们往我身上夹夹子我不让......。爷爷下午去拿彩超报告，彩超医生叫我爷爷拿以前的检查给他参考，爷爷便到董医生那里把病历交到彩超室，心电图报告当时就给了爷爷。这天没有给我用药，只在上午在我颈脉上抽了二次血（因第一次抽的血医护人员没有及时送检而凝固不能用），这一天我确实很难过，重复二次灌肠加倍损害心脏，二次抽颈动脉血太痛苦啊。
29日（第三天），由于昨天我被折腾，今天开始又很难受，护士拿了一些药给我吃，爷爷找董医生问彩超结果，董医生说跟以前做的差不多，并告诉爷爷已联系好了30日（明天）给我做导管造影，并让爷爷在检查前总结书上签了字。叫爷爷在30日上午9点准时抱我去介入治疗科。
30日（第四天），上班后护士给我打了一针，9点前我随爷爷、奶奶到达介入科，因麻醉医生还没有来，一直等到快10点。后来麻醉医生来了，我被抱入造影室，爷爷便跟麻醉医生去隔三层楼的另一个科室搬氧气瓶，氧气搬来后，医生要麻醉我, 扒我衣服我就哭，有二个年纪大的可做我奶奶的医生看到我扒光衣服更好看，就又唱又跳逗我玩。过一会儿，奶奶、爷爷就都出去了，医生就把我麻醉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医生们给我做完了检查，叫来了爷爷、奶奶给我穿衣服，这时我爷爷、奶奶悬着的心才定下来，我当时睁开眼看见两个老人眼睛发红，知道二老偷偷地流过不少眼泪，（因为爷爷、奶奶知道我这么小做这种检查很危险，曾经目睹过有不少小儿就这样走了，有的成了植物人等）。穿好衣服后，奶奶抱着我从门诊走回住院部（当时要担架车没有叫到）。回到住院部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完全醒过来了，奶奶开始给我喂奶。下午护士给我输液，爷爷、奶奶看我没有一点痛苦表情就放心了。过了一会董医生来看我，并告诉爷爷、奶奶说：“经过造影，可以做手术”，爷爷叫董医生拿造影报告给看一下，董医生说：“造影检查不出报告单”，而我爷爷去拿时，造影医生又不给。爷爷又找到郭主任了解，郭主任说：“他到介入科了解，没有肺动脉高压，可以做手术，但有二种手术方法，一种是分二次做，先做上腔静脉与肺动脉连接，这种手术不需开胸，只是在侧边开一个口子，这期手术没有什么危险，过一至二年再做二期，做二期手术时小儿年龄也大、手术时间也短、也没有什么危险。这期手术可减轻一半症状，小儿就好养得多。一种是一次根治，上、下静脉同时连接，但小儿小，要开胸停跳心脏进行体外循环，而且手术时间长，故危险性和后遗症很难估计”。当时爷爷就决定分二期做，并请郭主任尽快安排，郭主任说：“待过完五一假期我们就安排”。爷爷把此事告诉奶奶后，奶奶内心无比高兴，一扫以前饭也吃不下，抱着我就偷偷掉眼泪的痛苦心情，便开始强迫自己一定要多吃点东西，一定要把自己身体养好以便有体力、有精力在我手术后更好地护理我。爷爷打电话告诉我父母，母亲又请假从数千里之外赶到我身边。
5月1日、2日因做造影我输了三天液。 从医大一院出院以来至5月3日住入该院，每天爷爷、奶奶都要带上我到对面儿科去坐“木马”，我也喜欢看电视，下午我怕爷爷、奶奶太累，我就自己坐在床上看电视或睡一会儿。
5月4日早上，我又有些咳嗽、发烧 （因沧州医院要爷爷回去，2号爷爷回沧州医院了，奶奶一个人可能太累太累没照看好我），奶奶叫来护士量体温，体温达 38.9C，医生又开始用药，护士拿来冰袋放在我脑后。
5月5日，昨天用药体温降了一些，在37.8c-38.2c之间，但咳嗽依旧，医生又给我用药加冰袋降温。
5月6日，用了两天药还是效果不好，并且我的精神也不好，吃不下东西，爷爷便从沧州赶回来找到护士，请护士打电话请郭主任来一下，护士说：“她们不好直接给郭主任打电话，要先通知董医生”。护士当时就打了二次找董医生的电话都没有打通，爷爷请护士一定要联系上董医生，下午董医生来了，爷爷请求董医生邀请儿科、心脏内科和郭主任一起进行一次会诊，董医生看了我后便到儿科叫来张副主任，张副主任看了我的病说：“小孩得的是严重肺炎，必须要用好药”。
5月7日，今天我精神更差，什么也不想吃，几天来一直低热 37.6c-38.3c,咳嗽不止,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我怕爷爷、奶奶、妈妈难受就不敢哭，我就只好自己抓自己的头发，挖自己的眼睛和脸面，真想自杀。奶奶和妈妈见我抓光了头发，挖烂了眼睛和脸面就死劲的抓着我的手不让我抓自己，并不断地掉眼泪。爷爷便把我的情况报告给董医生并再次请求儿科、心脏内科来会诊，董医生又只是请来儿科张主任，并又叫我做急诊抽血检验和X线拍片，张主任看了我的情况说：“还是肺炎”。之后便和董医生一同走了，过了一会儿董医生叫我妈妈去办公室，这时爷爷到楼下跟医大一院的张毓平主任打电话，请他帮忙把情况向休假的郭斌主任说一下（张主任和郭主任以前是同事），请求郭主任一定要来看一下我，打完电话后回到董医生的办公室，这时儿科张主任正在写治疗方案，董医生便向爷爷、妈妈介绍用好药“丙种球蛋白”的情况。董医生说完，接着张主任作了一下说明，强调必须用“丙种球蛋白”才能使病情好转，并说用这种药须征得家属同意并签字，当时爷爷为了慎重就没有签字（因为爷爷也是中医师，曾在多家医院做过临床医疗质量保障管理工作，经历过不少医疗失误事例），并请两位医生再认真地参考一下我以前的病历。出来后，爷爷便立即查阅“丙种球蛋白”资料，经查“丙种球蛋白”用在我当前的病况下不是对症必须之药，而且有资料注明：“大量注射可造成脱水及体循环过度负担、心力衰竭和肺水肿，有发热、严重心脏病等情况者忌用”。爷爷立即把有关资料情况向张主任和董医生报告，并将当天检验结果和拍的X线片拿给二位看（检验、胸片并没有严重肺炎现状），请求二位医生再三考虑用“丙种球蛋白”之事。然而二位医生还是在我亲人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在我爷爷不在医院，在我已输了好几组（壹仟多元的西药）后又加输了二瓶共5克的丙种球蛋白（每天药费2000多）。我体重只有11公斤（进院12公斤）在一天之内（不到6小时），一下进入体内这么多药我真难以承受。在输“丙球”不到几分钟，我便发闭、蹬脚、眼直、手抖，但几秒钟就过去了，奶奶便立即把情况告诉护士和医生，医生和护士说是正常反应（其实这是对医生的警告），输完液后，爷爷才回来了。输完球蛋白后当天夜里我不知有多难受，翻来覆去，口渴得要命，想哭又怕影响爷爷、奶奶休息和伤心，我忍不住只好又自己抓自己的头发，挖自己的眼睛和脸，可奶奶还是睡不着，给我喂了几次白天水（我不想吃奶，只想喝水）。
5月8日，人间的五一长假过完了，大家也都上班了，我本来早就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自5月5日开始我真有说不出的痛苦，每天输液都要扎3-6针，因我的头扎了不少针，留置针会被我拔掉，一般的护士都很难扎上，后请来护士长为我扎，还请来麻醉科的人想在我股静脉上埋留置针但都没有成功，因为输了球蛋白后我的血凝固得很快，一出来就凝固）。但想起我的亲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我，我如果就这么离开，他（她）们一定会内疚、遗憾。为了不给我的亲人和医生们留下遗憾，我便咬紧牙关，一定要挺到5月8日全部医生正常上班时，好让亲人们和医生们再努力一次来救我（一个活着的人如果背上内疚、遗憾、后悔的精神负担其一生都会感到痛苦，且这种痛苦一定比疾病痛苦更难受难熬，如果亲人和医生都尽全力救我而最终无奈，他们就不会内疚、遗憾、后悔、痛苦难熬了）。上午一上班，爷爷便就去找郭主任，把这几天我的情况介绍后并请求：一、请组织一次心脏内科、儿科等有关专家会诊；二、请预备一套抢救方案，必要时请强行手术。郭主任说：“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希望太少……”，然而， 没有组织会诊，董医生又送来再做一次彩超的检查单（做检查灌肠又加损心脏），护士便来灌肠，第一次没有成功我拉屎拉了，接着又重新灌，不一会我就被镇静了。爷爷、奶奶抱我去彩超室，回来后又输液，输的药跟昨天差不多，“丙球”照样输，到下午大约四点钟输完液后，爷爷看到我精神更差，便立即找到值班医生，值班医生看到我情况很严重，便立即打电话通知董医生，董医生来后，叫我转往儿科。之后董医生便去了儿科，回来后说：“儿科没有床，要在走廊上加铺”，爷爷请求住在心胸外科由儿科治疗可否（因两个科室在一层楼，只相距不到10米，心胸外科都是空房，我住的房也就我一个病人），董医生又去与儿科商量，回来后说：“儿科医生说治疗不方便，经商量可以先暂在儿科监护室住，等有空床位再换室”。爷爷只好同意，于下午大约5点半便抱我去了儿科。
在儿科，妈妈、奶奶、爷爷流着泪强行把我交给医生，我拼命挣扎并不停的喊妈妈（这种生死离别的惨状没有经历的人是想象不出来）。进去后不到十分钟医生把我镇静了（又用镇静剂）。儿科科室主任赵主任就叫妈妈把我吃的奶粉和尿布给护士，并叫妈妈、爷爷留下手机号码，放心回去休息。但爷爷、奶奶、妈妈没有走，一会到监护室门口，一会又在走廊上扒着墙、隔着玻璃看我。为了随时可以看到我，爷爷曾向心胸外科要求保留床位，可护士认为不妥。亲人们只好收拾东西住到招待所去，东西收拾好以后，大约到了晚上7点左右，临走前爷爷、奶奶、妈妈又来看我，这时我已经快不行了，我睡在新生儿一块的房间，头上罩着面罩，腹部一吸一抽把整个床都晃动起来了，爷爷赶紧叫护士通知医生来，值班医生看后对爷爷说：“不要紧，过了这一阵子就没事”。爷爷不放心，恳求说，请麻烦通知一下赵主任来一下吧，医生说：“赵主任已下班回家了，没有必要叫她来”。并劝说爷爷回去休息，有事她们会打电话通知的（爷爷根据自己判断处于危险期，但医生说没事，又没有下病危通知书，医院规定不是陪护就不能逗留在医院，故只好离开）。就这样亲人们回到距离医院几百米处的招待所。回招待所亲人们虽十分疲乏，但提心吊胆怎么也睡不下，大约二个小时，首先我妈妈手机响了，是医生打来说我正在抢救，妈妈和奶奶跌跌撞撞地跑去儿科，接着在招待所另一头房间的爷爷手机响了，便跟着跑去儿科，到儿科时医生们说还在抢救我，过一会儿科赵主任也赶来了，看了我后便对我的亲人们说：“孩子已经死亡了”。这时妈妈和奶奶抱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为了不影响医院声誉和住院病人休息，爷爷强忍着眼泪往肚里咽并劝说妈妈和奶奶。 爷爷叫赵主任打电话给太平间。过一会太平间来人，护士把我遗体抱给爷爷，可怜的爷爷一只手抱着我遗体，一只手又要连拉带拖+劝说把奶奶、妈妈拖出了医院。这次住院检查结果（见附件十三至十六）。
我原以为，我走了之后不仅我自己摆脱了悲惨痛苦，也会使亲人们解脱忧虑和痛苦。但没有想到我走后反而给亲人们带来更大悲哀。我走后，亲人们回到招待所也不便大声哭（因招待所是公共场地），奶奶只有抓自己的头发、拍胸、顿脚，致使晕倒过几次，幸亏爷爷带了备用药。我走后近一年奶奶都是以泪洗脸，睡不着觉，一睡就做梦抱我玩，整天神志模糊，拿东西颠倒不分、解大小便分不清房间与卫生间，整天吵着要爷爷带她去石家庄到抛撒我骨灰的地方自尽与我团聚（因我一直是由奶奶用奶粉喂养)，我爷爷除了背负精神愧疚外、并因我操劳筋疲力尽，我父母整天郁闷也积出病......
不知大家看了我的经历之后有何感想。为了减少人间痛苦，我在天堂建议玉皇大帝到人间微服私访，为百姓解难, 也希望人世间某些官员们自己也反省, 你和你的家人也有生病的时候......。我也尽心尽力保佑我的家人一生健康平安，希望我在人间的哥哥弟弟们(后面父母生了两个弟弟, 我伯父生了一个哥哥和两个小弟弟)能为父母和爷爷奶奶带来欢笑幸福。
我虽然在人间时间很短， 我不怪罪我爷爷。但我爷爷认为我的死亡“主要”责任不在医生......。再认为打官司受害的又只能是医生和患者家人更伤心，并会在今后使更多的患者遭“厄运”，更多的医护人员违心自保；再说，若赢官司得到经济补偿，但在用这笔钱时又会引起家人伤痛，所以爷爷在该院相关医护人员悔悟和医务处领导热情接待下, 放弃申请医疗纠纷处理，只希望该院全体医务人员认真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争取做一名“不负初心”的白衣天使。今提供一些建议供所有现世之人参考：
思考与建议：
1. 我爷爷认为我短暂的人生爷爷负有主要责任，因为是爷爷把高科技的“科学”材料装修的新房子给我父母结婚住的，我是在装修没多久的新房子落户到我母亲子宫的。虽然爷爷当时不让我父母住，叫他住乡下老房，但爷爷没有严厉阻止我父母不准住新房，待爷爷走后我父母便入住怀上我，所以爷爷自认该负害子害孙的主要责任（希望世人吸取我爷爷的教训，一生操劳为儿女着想，但好心办坏事，不该用科技材料装修的新房子.......）。
2. 仅从医疗经过分析，我爷爷认为医疗改革把医院推向市场而监管又不到位, 从而导致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为了“自保”不得不重复检查、过度医疗......, 所以部分医护人员只能负次要责任。这些医院“主任、专家”们都知道小孩检查须用镇静药(水合氯醛等)毒性对心脏危害很大（爷爷分析，任何检查都有副作用，重复检查并且使用镇静药这是促进死亡第一原因，过度用药以及误用丙种球蛋白是第2原因），为什么还要在只时隔几天的时间内就重复做检查，而且所有检查的结果大小医院都基本上一样（各大权威医院心脏彩超等检查跟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基本一致）。但我想，不是“特殊”原因，作为医生是不会这样“违心”明知故犯的。
如果我们的卫生行政部门早制定全国检查, 病历通用，不要听信某些洋奴专家权威制定那些“祸国殃民”、忽悠老百姓、捆绑广大医护人员手脚的“西洋”法规，而是让广大医护人员减少顾虑, 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检查/过度医疗“谋财害命”的情况。
但是，我们这些医务人员也要醒悟，要知道不管有任何压力, 我们也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医生誓言、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 全心全意、精益求精“救助”患者， 广大患者、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定会尊敬、理解和拥护我们，就不会导致昔日的白衣天使被广大患者误解为“隐形杀手”而上班时提心吊胆, 并且一生都良心不安......）。
3.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知名权威医院，又是解放军医院，根据本人了解, 不应该在该院内部实行业务收入提成。所有医疗机构, 每一位医务人员一定要站在患者的角度，不管任何诱惑和压力也要守住底线，都应该知道患者就如病鸟, 更不该为了业绩在生病的鸟身上再拔毛。因为, 医生不是商人, 奸商坑蒙拐骗，要钱还不要命, 而医生没有医德又不认真钻研医术其后果必要钱又要了人家的命的。虽然我是在这所医院离开人世的，虽然医护人员多少也有过错，然而，我爷爷和全家都能凉解。
4. 作为病人也要认真反省自救，不能只要求医生要有医德医术，而自己毫无病德又愚昧无知。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更要站在医生的角度思考，要知道绝大多数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想做良医良护, 都想争取让每一患者治病达到“安全，有效，结果满意”,医界败类只是极少数。但是，根据我爷爷管理多家公私医院的经历深知，实际上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跟农民工一样, 只是打工仔, 内心的煎熬与痛苦你们是不知道的。再不要愚昧的把同一个战壕共同战胜病魔的医生（战友）当做敌人而在背后放冷枪.......。大家想想, 当今老百姓买不起房即都知道不是搞建筑的农民工的问题, 他们辛苦建造的房子自己也买不起。而看不起病即找跟农民工一样的医护人员做替罪羊, 这样的患者和家属实在是愚蠢至极，因为医院所有的收费不是医生定的，医生只是和农民工一样辛苦拿工资。患者和医生本是一个战壕里共同战胜疾病的战友，应该团结互助，共同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战友相残！如今医患关系对立，我们老百姓和某些医生都上了国内外某些利益集团利用贪官污吏把自己的同胞推向“东亚病夫”的当！
而且广大民众应该要知道、而且一定要醒悟, 从纯医学角度分析，误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活人不是死机器, “活”着的人体奥妙无穷，并存在个体差异，而医学其实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缺乏固定条件的科学，更准确地说是一项“实践”活动。其实我国在临床一线工作的广大的医务人员是值得骄傲的， 误诊误治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根据近年在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诊断学教学改革暨学术会议”披露的专家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33.8%--39.6%)，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为40%，肺外结核误诊率在40%以上，器官异位误诊率高达60%以上，而临床常见病以肠道病和妇科病的误诊率最高。
所以, 只有广大民众日常关注健康，争取少生病、不生大病, 才能确保全民健康, 国家健康, 自己也一生健康平安。如果生病在求医之前更要认真慎重，对于某些病情并不是上大医院就一定能达到治病“安全、有效、结果满意”，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医生。就像我这个病，各大医院检查和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样，北京儿童医院不如沧州市中心医院，选对了花小钱治大病，小医院胜似大医院，选错了花钱越多死得更惨更快, 人财两空又使家人连带遭殃，并且导致我们的国家医疗开支也不堪重负......
(以上是我的托梦, 由我爷爷代言)
于2003年3月21日，我顺利地降生，体重3﹒1公斤。出生后我跟正常婴儿一样标准的生长着，长得人见人爱，只要我一出家门，邻居们都抢着抱我玩（后来在治病过程中我会叫医生、护士为阿姨、大妈、奶奶、叔叔、大伯、爷爷，她们都特别喜欢我）。但，我在半岁后有时出现“感冒”症状，开始医生给我用点药也就好了。但是后来越发越频，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差......
第一次住入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2003年刚过完春节后，我又“感冒”了，在旁边诊所治疗几天还是不见效，而且越来越重。于2004年阳历2月17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爷爷打来电话，我当时难受正在哭，我的小姨便抱着我接电话(因为我父母都要上班)，爷爷在电话中听见我的哭声异常，便叫我父母赶紧抱我去市人民医院检查，在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一边给我用药，一边让我做有关检查，经过彩超检查，医生说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说我的病只有动手术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手术要到大医院去做。我住了5天院，用的都是“普通药”，没有花什么费用，临床症状也就基本好了。这样的医院才是真正的人民医院。这次彩超检查结果（见附件一）。
第二次住入江西省儿童医院：
为了尽快治好我的病，爷爷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来把我抱去省儿童医院。2月29日我住进了江西省儿童医院的心脏病中心，省儿童医院又做了彩超、X光拍片、心电图、生化等检查，报告出来后和医院的检查基本是一样的，医生说:“疑难先天性心脏病”，他们医院因条件有限做不了这个手术，建议去上海治疗。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三）。
第三次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在省儿童医院出院的当天下午，爷爷、妈妈、小姨就连夜乘火车抱我去上海，到上海后找到最权威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爷爷给我挂了几个120-180元一次的“特需门诊”专家号，并又重新做了彩超、X线拍片、心电图三种检查。结果出来后，几位专家说：“这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高，而且一次手术不行，要分二次到三次做，每次手术的风险都很高，建议我们如果家庭条件有限选择放弃。并告诫我们要尽量少用药，因为用药不当将加重病情”。这样的医院和专家值得广大患者信任。因为我们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如果选择在上海手术治疗，每次都要花十几万，爷爷故只好先抱我回家，给我过个周岁生日，然后再看能不能筹到钱。这次在上海住了5天没有用药。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五、六、七）。
第四次到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从上海回家后，全家人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宴会，各路亲戚好友前来祝贺，我那天精神也特别好、没病似的，亲戚朋友得知我患病的情况后，大家都很沉重，一边含泪逗我玩，一边劝说我父母一定争取把我治好，大家都慷慨解囊资助经济。在各位亲朋的支持下，爷爷想再去国内最权威的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了解。我随爷爷、奶奶一同乘火车到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在阜外医院爷爷花200元一次的“特需门诊”挂号请儿外科心血管教授给我诊治，教授看过我及参阅了以前病历后，也让我先做三个检查，爷爷为了尽快把我治好，花比常规门诊高几倍的价格在特需门诊做检查。检查出来后，教授的说法跟以前各医院专家说法差不多，检查结果、建议也基本相同。爷爷、奶奶为了不留遗憾，决定一试，便找教授了解手术方案，教授说：“因为有肺动脉高压，第一次手术做肺动脉环缩术及切除三房心”。爷爷问：何时可以手术，教授说一般交款后三天内就可做手术，但是小儿现在还在咳嗽，须先把咳嗽治好才能手术”。教授又说：“他们医院没有儿内科病房，建议我去北京儿童医院先治疗咳嗽”。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八、九、十）。
第五次在北京儿童医院：
3月24日上午，爷爷、奶奶、小姨随我一同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爷爷挂了儿科专家号，进入诊室，奶奶很想详细介绍一下我的病史，但专家很忙，坐下就用听诊器在我胸部听诊后说：“孩子是心脏病，要住院治疗”。奶奶问要多少钱，专家说：“先交五千”。奶奶说我们没带那些钱（因当时身边信用卡上只有三千），便请先给在门诊治几天，专家随后就开了一张化验单去验血。化验回来后，专家看了化验单就开处方，这时爷爷说：请麻烦您参考一下以前的病历，专家便拿起我们放在桌角上的病历看了二分钟，随后开给了我们二份处方，爷爷交完款后（当天费用298元）带我先做雾化，接着输液。第二天我感到更难受，精神更差，奶奶和小姨又抱我来这里，专家们还是照般昨天的处方给我治疗，上午输完液，到第二天爷爷看我不但一点没好，反而精神越来越差，便决定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治疗。
第六次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3月26日 ，爷爷抱我到该院挂了心外科，我们上午大约八点半到诊室，可诊室没有医生，一直等到约九点半还没来，爷爷找导医处了解，导医说：“医生可能在查房”，过了一会儿来了二位年轻医生问了问情况，又看了以前的病历说：“我们对此病经验不足，你们最好找主任看”，爷爷问主任什么时间上班，医生查了一下表说：“要到下个星期”。（由于医院门诊病人太多，连诊室候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通风，光线又不好，爷爷都闷得有些头晕，我更难受，主任又不上班，便离开了该院）。回来后，爷爷、奶奶、小姨抱着我眼泪汪汪，经商量还是先回沧州（因爷爷受聘在河北省沧州一家医院工作）。
第七次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3月26日，我们连夜赶回爷爷工作的沧州，直奔沧州市中心医院，住入儿科住院部重症病房（当时我自己也感到要离开这个世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在该院刘主任等医护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只住了6天院便完全好了。这次住院没有做任何有损身体的检查，花钱才几百元，我就又象正常人没病似的。这样的医护人员才是真正的白衣天使。
第八次住入河北医科大学一院：
我病好了以后，爷爷便准备选择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或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给我做手术，便打电话通知了我的父母，我父母便请了假再次前往北京找到阜外医院给我诊病的教授了解情况并商定手术日期，爷爷也在日夜查找，搜寻更佳医疗信息。于4月19日深夜，爷爷在互联网上的《健康报》网站上看到了一例类似我的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一次性手术成功的报导。第二天早上，我爷爷便前往石家庄找到该院心脏外科主任张毓平（据了解，张主任已确实成功做了二例，近期效果很好，还有三例和我同样的病儿正在住院准备手术，而且费用只要2万左右，所以我爷爷决定来石家庄，爷爷立即打电话叫奶奶抱我去石家庄，下午5点我到了该院，张主任接待了我们，并把我先安排到儿科病房。
4月20日下午6点，我住入该院后，张主任和儿科的几位医生对我进行听诊并详细、认真地了解了我的病史后，便试探着给我用药。张主任于22日又请彩超室一名老主任（据说是老院长）为我做彩超，这名老主任一丝不苟地用了半个多小时才做完。在彩超、X线诊断结果出来后，张主任说：“最好再做一次导管造影，看看肺动脉压力到底怎样，便好决定做哪种手术为最佳”。并建议说：因自己医院虽然可以做导管造影，但条件没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好，由于小儿很小，为了更安全还是去和平医院做为好。在河北一院住了7天观察，我又象正常人一样。这次检查结果（见附件十一、十二）。
第九次住入河北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号ID号415172）：
4月27日，河北医大一院心脏外科的张主任写了一封信交给我爷爷，叫我们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诊先找门诊心胸外科的安医生办住院，我们于上午12点办好住院手续，到心脏外科住院部已下班，护士先安排床位让我们住下。下午上班后，一名年轻的住院董医生来看我，用听诊器给我听了一会，问了我亲人一些情况就走了，我爷爷随后就把我以前所有的病历送到办公室交给了董医生，希望他参考。过了约半个小时，董医生开来了彩超、X线、心电图检查单，我爷爷看后找董医生商量着说，孩子于前3天在河北一院做了这些检查（以前各个医院的检查结果也基本相同），是否可以暂时不要重复检查，因为年龄太小，本身又是心脏病，检查必须要用镇静剂对心脏危害更大，董医生说：“那不行，在我们医院治疗就要依据我们的检查结果”。说完就走了，爷爷又去找科室主任，科室郭主任说：“你把以前的检查报告单和X线拍片交给董医生”，我爷爷说已经把所有的病历交给董医生了。当天下午就没有检查。
28日（第二天），爷爷去找董医生问要不要检查，董医生说：“X线片可以暂时不拍，彩超、心电图必须做”。随后护士来给我往肛门里灌药，灌后约半个小时，我还是没有睡意，护士又来再灌一次，这样我才朦朦胧胧想睡，奶奶、爷爷便抱着我到彩超室，在彩超室我睡了约半个小时就知道有人往我身上涂东西，我就不让涂，就左右翻身，最后我听医生说差不多了。从进去到出来奶奶、爷爷又赶紧抱我去心电图室，到那里我已能睁开眼睛，他们往我身上夹夹子我不让......。爷爷下午去拿彩超报告，彩超医生叫我爷爷拿以前的检查给他参考，爷爷便到董医生那里把病历交到彩超室，心电图报告当时就给了爷爷。这天没有给我用药，只在上午在我颈脉上抽了二次血（因第一次抽的血医护人员没有及时送检而凝固不能用），这一天我确实很难过，重复二次灌肠加倍损害心脏，二次抽颈动脉血太痛苦啊。
29日（第三天），由于昨天我被折腾，今天开始又很难受，护士拿了一些药给我吃，爷爷找董医生问彩超结果，董医生说跟以前做的差不多，并告诉爷爷已联系好了30日（明天）给我做导管造影，并让爷爷在检查前总结书上签了字。叫爷爷在30日上午9点准时抱我去介入治疗科。
30日（第四天），上班后护士给我打了一针，9点前我随爷爷、奶奶到达介入科，因麻醉医生还没有来，一直等到快10点。后来麻醉医生来了，我被抱入造影室，爷爷便跟麻醉医生去隔三层楼的另一个科室搬氧气瓶，氧气搬来后，医生要麻醉我, 扒我衣服我就哭，有二个年纪大的可做我奶奶的医生看到我扒光衣服更好看，就又唱又跳逗我玩。过一会儿，奶奶、爷爷就都出去了，医生就把我麻醉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医生们给我做完了检查，叫来了爷爷、奶奶给我穿衣服，这时我爷爷、奶奶悬着的心才定下来，我当时睁开眼看见两个老人眼睛发红，知道二老偷偷地流过不少眼泪，（因为爷爷、奶奶知道我这么小做这种检查很危险，曾经目睹过有不少小儿就这样走了，有的成了植物人等）。穿好衣服后，奶奶抱着我从门诊走回住院部（当时要担架车没有叫到）。回到住院部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完全醒过来了，奶奶开始给我喂奶。下午护士给我输液，爷爷、奶奶看我没有一点痛苦表情就放心了。过了一会董医生来看我，并告诉爷爷、奶奶说：“经过造影，可以做手术”，爷爷叫董医生拿造影报告给看一下，董医生说：“造影检查不出报告单”，而我爷爷去拿时，造影医生又不给。爷爷又找到郭主任了解，郭主任说：“他到介入科了解，没有肺动脉高压，可以做手术，但有二种手术方法，一种是分二次做，先做上腔静脉与肺动脉连接，这种手术不需开胸，只是在侧边开一个口子，这期手术没有什么危险，过一至二年再做二期，做二期手术时小儿年龄也大、手术时间也短、也没有什么危险。这期手术可减轻一半症状，小儿就好养得多。一种是一次根治，上、下静脉同时连接，但小儿小，要开胸停跳心脏进行体外循环，而且手术时间长，故危险性和后遗症很难估计”。当时爷爷就决定分二期做，并请郭主任尽快安排，郭主任说：“待过完五一假期我们就安排”。爷爷把此事告诉奶奶后，奶奶内心无比高兴，一扫以前饭也吃不下，抱着我就偷偷掉眼泪的痛苦心情，便开始强迫自己一定要多吃点东西，一定要把自己身体养好以便有体力、有精力在我手术后更好地护理我。爷爷打电话告诉我父母，母亲又请假从数千里之外赶到我身边。
5月1日、2日因做造影我输了三天液。 从医大一院出院以来至5月3日住入该院，每天爷爷、奶奶都要带上我到对面儿科去坐“木马”，我也喜欢看电视，下午我怕爷爷、奶奶太累，我就自己坐在床上看电视或睡一会儿。
5月4日早上，我又有些咳嗽、发烧 （因沧州医院要爷爷回去，2号爷爷回沧州医院了，奶奶一个人可能太累太累没照看好我），奶奶叫来护士量体温，体温达 38.9C，医生又开始用药，护士拿来冰袋放在我脑后。
5月5日，昨天用药体温降了一些，在37.8c-38.2c之间，但咳嗽依旧，医生又给我用药加冰袋降温。
5月6日，用了两天药还是效果不好，并且我的精神也不好，吃不下东西，爷爷便从沧州赶回来找到护士，请护士打电话请郭主任来一下，护士说：“她们不好直接给郭主任打电话，要先通知董医生”。护士当时就打了二次找董医生的电话都没有打通，爷爷请护士一定要联系上董医生，下午董医生来了，爷爷请求董医生邀请儿科、心脏内科和郭主任一起进行一次会诊，董医生看了我后便到儿科叫来张副主任，张副主任看了我的病说：“小孩得的是严重肺炎，必须要用好药”。
5月7日，今天我精神更差，什么也不想吃，几天来一直低热 37.6c-38.3c,咳嗽不止,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我怕爷爷、奶奶、妈妈难受就不敢哭，我就只好自己抓自己的头发，挖自己的眼睛和脸面，真想自杀。奶奶和妈妈见我抓光了头发，挖烂了眼睛和脸面就死劲的抓着我的手不让我抓自己，并不断地掉眼泪。爷爷便把我的情况报告给董医生并再次请求儿科、心脏内科来会诊，董医生又只是请来儿科张主任，并又叫我做急诊抽血检验和X线拍片，张主任看了我的情况说：“还是肺炎”。之后便和董医生一同走了，过了一会儿董医生叫我妈妈去办公室，这时爷爷到楼下跟医大一院的张毓平主任打电话，请他帮忙把情况向休假的郭斌主任说一下（张主任和郭主任以前是同事），请求郭主任一定要来看一下我，打完电话后回到董医生的办公室，这时儿科张主任正在写治疗方案，董医生便向爷爷、妈妈介绍用好药“丙种球蛋白”的情况。董医生说完，接着张主任作了一下说明，强调必须用“丙种球蛋白”才能使病情好转，并说用这种药须征得家属同意并签字，当时爷爷为了慎重就没有签字（因为爷爷也是中医师，曾在多家医院做过临床医疗质量保障管理工作，经历过不少医疗失误事例），并请两位医生再认真地参考一下我以前的病历。出来后，爷爷便立即查阅“丙种球蛋白”资料，经查“丙种球蛋白”用在我当前的病况下不是对症必须之药，而且有资料注明：“大量注射可造成脱水及体循环过度负担、心力衰竭和肺水肿，有发热、严重心脏病等情况者忌用”。爷爷立即把有关资料情况向张主任和董医生报告，并将当天检验结果和拍的X线片拿给二位看（检验、胸片并没有严重肺炎现状），请求二位医生再三考虑用“丙种球蛋白”之事。然而二位医生还是在我亲人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在我爷爷不在医院，在我已输了好几组（壹仟多元的西药）后又加输了二瓶共5克的丙种球蛋白（每天药费2000多）。我体重只有11公斤（进院12公斤）在一天之内（不到6小时），一下进入体内这么多药我真难以承受。在输“丙球”不到几分钟，我便发闭、蹬脚、眼直、手抖，但几秒钟就过去了，奶奶便立即把情况告诉护士和医生，医生和护士说是正常反应（其实这是对医生的警告），输完液后，爷爷才回来了。输完球蛋白后当天夜里我不知有多难受，翻来覆去，口渴得要命，想哭又怕影响爷爷、奶奶休息和伤心，我忍不住只好又自己抓自己的头发，挖自己的眼睛和脸，可奶奶还是睡不着，给我喂了几次白天水（我不想吃奶，只想喝水）。
5月8日，人间的五一长假过完了，大家也都上班了，我本来早就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自5月5日开始我真有说不出的痛苦，每天输液都要扎3-6针，因我的头扎了不少针，留置针会被我拔掉，一般的护士都很难扎上，后请来护士长为我扎，还请来麻醉科的人想在我股静脉上埋留置针但都没有成功，因为输了球蛋白后我的血凝固得很快，一出来就凝固）。但想起我的亲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我，我如果就这么离开，他（她）们一定会内疚、遗憾。为了不给我的亲人和医生们留下遗憾，我便咬紧牙关，一定要挺到5月8日全部医生正常上班时，好让亲人们和医生们再努力一次来救我（一个活着的人如果背上内疚、遗憾、后悔的精神负担其一生都会感到痛苦，且这种痛苦一定比疾病痛苦更难受难熬，如果亲人和医生都尽全力救我而最终无奈，他们就不会内疚、遗憾、后悔、痛苦难熬了）。上午一上班，爷爷便就去找郭主任，把这几天我的情况介绍后并请求：一、请组织一次心脏内科、儿科等有关专家会诊；二、请预备一套抢救方案，必要时请强行手术。郭主任说：“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希望太少……”，然而， 没有组织会诊，董医生又送来再做一次彩超的检查单（做检查灌肠又加损心脏），护士便来灌肠，第一次没有成功我拉屎拉了，接着又重新灌，不一会我就被镇静了。爷爷、奶奶抱我去彩超室，回来后又输液，输的药跟昨天差不多，“丙球”照样输，到下午大约四点钟输完液后，爷爷看到我精神更差，便立即找到值班医生，值班医生看到我情况很严重，便立即打电话通知董医生，董医生来后，叫我转往儿科。之后董医生便去了儿科，回来后说：“儿科没有床，要在走廊上加铺”，爷爷请求住在心胸外科由儿科治疗可否（因两个科室在一层楼，只相距不到10米，心胸外科都是空房，我住的房也就我一个病人），董医生又去与儿科商量，回来后说：“儿科医生说治疗不方便，经商量可以先暂在儿科监护室住，等有空床位再换室”。爷爷只好同意，于下午大约5点半便抱我去了儿科。
在儿科，妈妈、奶奶、爷爷流着泪强行把我交给医生，我拼命挣扎并不停的喊妈妈（这种生死离别的惨状没有经历的人是想象不出来）。进去后不到十分钟医生把我镇静了（又用镇静剂）。儿科科室主任赵主任就叫妈妈把我吃的奶粉和尿布给护士，并叫妈妈、爷爷留下手机号码，放心回去休息。但爷爷、奶奶、妈妈没有走，一会到监护室门口，一会又在走廊上扒着墙、隔着玻璃看我。为了随时可以看到我，爷爷曾向心胸外科要求保留床位，可护士认为不妥。亲人们只好收拾东西住到招待所去，东西收拾好以后，大约到了晚上7点左右，临走前爷爷、奶奶、妈妈又来看我，这时我已经快不行了，我睡在新生儿一块的房间，头上罩着面罩，腹部一吸一抽把整个床都晃动起来了，爷爷赶紧叫护士通知医生来，值班医生看后对爷爷说：“不要紧，过了这一阵子就没事”。爷爷不放心，恳求说，请麻烦通知一下赵主任来一下吧，医生说：“赵主任已下班回家了，没有必要叫她来”。并劝说爷爷回去休息，有事她们会打电话通知的（爷爷根据自己判断处于危险期，但医生说没事，又没有下病危通知书，医院规定不是陪护就不能逗留在医院，故只好离开）。就这样亲人们回到距离医院几百米处的招待所。回招待所亲人们虽十分疲乏，但提心吊胆怎么也睡不下，大约二个小时，首先我妈妈手机响了，是医生打来说我正在抢救，妈妈和奶奶跌跌撞撞地跑去儿科，接着在招待所另一头房间的爷爷手机响了，便跟着跑去儿科，到儿科时医生们说还在抢救我，过一会儿科赵主任也赶来了，看了我后便对我的亲人们说：“孩子已经死亡了”。这时妈妈和奶奶抱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为了不影响医院声誉和住院病人休息，爷爷强忍着眼泪往肚里咽并劝说妈妈和奶奶。 爷爷叫赵主任打电话给太平间。过一会太平间来人，护士把我遗体抱给爷爷，可怜的爷爷一只手抱着我遗体，一只手又要连拉带拖+劝说把奶奶、妈妈拖出了医院。这次住院检查结果（见附件十三至十六）。
我原以为，我走了之后不仅我自己摆脱了悲惨痛苦，也会使亲人们解脱忧虑和痛苦。但没有想到我走后反而给亲人们带来更大悲哀。我走后，亲人们回到招待所也不便大声哭（因招待所是公共场地），奶奶只有抓自己的头发、拍胸、顿脚，致使晕倒过几次，幸亏爷爷带了备用药。我走后近一年奶奶都是以泪洗脸，睡不着觉，一睡就做梦抱我玩，整天神志模糊，拿东西颠倒不分、解大小便分不清房间与卫生间，整天吵着要爷爷带她去石家庄到抛撒我骨灰的地方自尽与我团聚（因我一直是由奶奶用奶粉喂养)，我爷爷除了背负精神愧疚外、并因我操劳筋疲力尽，我父母整天郁闷也积出病......
不知大家看了我的经历之后有何感想。为了减少人间痛苦，我在天堂建议玉皇大帝到人间微服私访，为百姓解难, 也希望人世间某些官员们自己也反省, 你和你的家人也有生病的时候......。我也尽心尽力保佑我的家人一生健康平安，希望我在人间的哥哥弟弟们(后面父母生了两个弟弟, 我伯父生了一个哥哥和两个小弟弟)能为父母和爷爷奶奶带来欢笑幸福。
我虽然在人间时间很短， 我不怪罪我爷爷。但我爷爷认为我的死亡“主要”责任不在医生......。再认为打官司受害的又只能是医生和患者家人更伤心，并会在今后使更多的患者遭“厄运”，更多的医护人员违心自保；再说，若赢官司得到经济补偿，但在用这笔钱时又会引起家人伤痛，所以爷爷在该院相关医护人员悔悟和医务处领导热情接待下, 放弃申请医疗纠纷处理，只希望该院全体医务人员认真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争取做一名“不负初心”的白衣天使。今提供一些建议供所有现世之人参考：
思考与建议：
1. 我爷爷认为我短暂的人生爷爷负有主要责任，因为是爷爷把高科技的“科学”材料装修的新房子给我父母结婚住的，我是在装修没多久的新房子落户到我母亲子宫的。虽然爷爷当时不让我父母住，叫他住乡下老房，但爷爷没有严厉阻止我父母不准住新房，待爷爷走后我父母便入住怀上我，所以爷爷自认该负害子害孙的主要责任（希望世人吸取我爷爷的教训，一生操劳为儿女着想，但好心办坏事，不该用科技材料装修的新房子.......）。
2. 仅从医疗经过分析，我爷爷认为医疗改革把医院推向市场而监管又不到位, 从而导致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为了“自保”不得不重复检查、过度医疗......, 所以部分医护人员只能负次要责任。这些医院“主任、专家”们都知道小孩检查须用镇静药(水合氯醛等)毒性对心脏危害很大（爷爷分析，任何检查都有副作用，重复检查并且使用镇静药这是促进死亡第一原因，过度用药以及误用丙种球蛋白是第2原因），为什么还要在只时隔几天的时间内就重复做检查，而且所有检查的结果大小医院都基本上一样（各大权威医院心脏彩超等检查跟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基本一致）。但我想，不是“特殊”原因，作为医生是不会这样“违心”明知故犯的。
如果我们的卫生行政部门早制定全国检查, 病历通用，不要听信某些洋奴专家权威制定那些“祸国殃民”、忽悠老百姓、捆绑广大医护人员手脚的“西洋”法规，而是让广大医护人员减少顾虑, 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检查/过度医疗“谋财害命”的情况。
但是，我们这些医务人员也要醒悟，要知道不管有任何压力, 我们也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医生誓言、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 全心全意、精益求精“救助”患者， 广大患者、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定会尊敬、理解和拥护我们，就不会导致昔日的白衣天使被广大患者误解为“隐形杀手”而上班时提心吊胆, 并且一生都良心不安......）。
3.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知名权威医院，又是解放军医院，根据本人了解, 不应该在该院内部实行业务收入提成。所有医疗机构, 每一位医务人员一定要站在患者的角度，不管任何诱惑和压力也要守住底线，都应该知道患者就如病鸟, 更不该为了业绩在生病的鸟身上再拔毛。因为, 医生不是商人, 奸商坑蒙拐骗，要钱还不要命, 而医生没有医德又不认真钻研医术其后果必要钱又要了人家的命的。虽然我是在这所医院离开人世的，虽然医护人员多少也有过错，然而，我爷爷和全家都能凉解。
4. 作为病人也要认真反省自救，不能只要求医生要有医德医术，而自己毫无病德又愚昧无知。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更要站在医生的角度思考，要知道绝大多数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想做良医良护, 都想争取让每一患者治病达到“安全，有效，结果满意”,医界败类只是极少数。但是，根据我爷爷管理多家公私医院的经历深知，实际上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跟农民工一样, 只是打工仔, 内心的煎熬与痛苦你们是不知道的。再不要愚昧的把同一个战壕共同战胜病魔的医生（战友）当做敌人而在背后放冷枪.......。大家想想, 当今老百姓买不起房即都知道不是搞建筑的农民工的问题, 他们辛苦建造的房子自己也买不起。而看不起病即找跟农民工一样的医护人员做替罪羊, 这样的患者和家属实在是愚蠢至极，因为医院所有的收费不是医生定的，医生只是和农民工一样辛苦拿工资。患者和医生本是一个战壕里共同战胜疾病的战友，应该团结互助，共同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战友相残！如今医患关系对立，我们老百姓和某些医生都上了国内外某些利益集团利用贪官污吏把自己的同胞推向“东亚病夫”的当！
而且广大民众应该要知道、而且一定要醒悟, 从纯医学角度分析，误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活人不是死机器, “活”着的人体奥妙无穷，并存在个体差异，而医学其实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缺乏固定条件的科学，更准确地说是一项“实践”活动。其实我国在临床一线工作的广大的医务人员是值得骄傲的， 误诊误治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根据近年在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诊断学教学改革暨学术会议”披露的专家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33.8%--39.6%)，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为40%，肺外结核误诊率在40%以上，器官异位误诊率高达60%以上，而临床常见病以肠道病和妇科病的误诊率最高。
所以, 只有广大民众日常关注健康，争取少生病、不生大病, 才能确保全民健康, 国家健康, 自己也一生健康平安。如果生病在求医之前更要认真慎重，对于某些病情并不是上大医院就一定能达到治病“安全、有效、结果满意”，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医生。就像我这个病，各大医院检查和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样，北京儿童医院不如沧州市中心医院，选对了花小钱治大病，小医院胜似大医院，选错了花钱越多死得更惨更快, 人财两空又使家人连带遭殃，并且导致我们的国家医疗开支也不堪重负......
(以上是我的托梦, 由我爷爷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