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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大师与中日医学交流

2017-04-18 22:18正中堂正中堂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0月下旬,扬州城里来了一批风尘仆仆的僧徒,其中有两个名叫荣睿、普照的日本僧徒,他们专程从长安来扬州,准备邀请大明寺的高僧鉴真去日本传授戒律。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两位日本僧徒不避艰险远涉重洋来扬州聘请鉴真和尚?公元六、七世纪之际,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日本人民迫切要求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与生产技术知识。隋唐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达到高度发展。这就强烈地吸引了日本人民,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团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派遗了大批的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朝28年内,日本政府三次派出遣隋使;唐代二百多年间(公元630~894年)先后十九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可见当时的盛况。  
    佛教自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以来,至公元七、八世纪也达于鼎盛时期,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日本统治阶级为了把佛教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认识到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来制定授戒制度。从佛教界来说,也深感日本佛门戒法不全,切需从唐土聘请传戒高僧,以建立如法的僧伽制度。日本佛教界领袖隆尊长老向日本政府提议,并推荐荣睿、普照这两位年青的僧徒去唐土聘请传戒高僧。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荣睿、普照肩负着日本政府与法门的重任,于唐玄宗开元21年(公元733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荣睿、普照来唐后,在洛阳、长安学习佛学达十年之久。这期间虽然在长安聘得了一位名叫道璇的僧徒去日本传戒,由于道璇的学问资历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仍不克完成正规的受戒仪式。荣睿、普照从大安国寺的一位名叫道肮的僧徒那里,得知道道航的老师扬州的鉴真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高僧。荣睿、普照为了完成来唐的使命,终于在唐天宝元年约同了长安的僧人道航、澄观,洛阳的僧人德清,高丽的僧人如海一起来扬州拜竭鉴真,邀请鉴真并请他推荐德学兼备的传戒师同去日本传授戒律。当荣睿、普照来大明寺拜竭鉴真时,看到鉴真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并世无二”的大名高僧,他们怀着虔敬的心情向鉴真陈述了来意,并向他顶礼说:“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难缀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可乎?”鉴真平时已传闻日本的情况,今看到他们一片诚意,深感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当时就问待众说:“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可是在场的徒众一个也不啃声,一位叫祥彦的僧徒出来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表明祥彦对东渡日本的自然障碍有很大的顾虑。不等祥彦说完,鉴真又开口道:“另谁有愿意去者?”仍旧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大师的回答,语气是如此的坚决,在座的弟子不禁为师父的决心所感动,于是祥彦等17位僧徒纷纷表示态度,随师东渡传戒。那时,鉴真已有55岁,从此开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伟大事业。
出生入死—六次东渡
自从鉴真接受日僧的邀请,他不仅要克服“沧海淼漫”的自然障碍,而且还要对付更为复杂的社会阻力,在十一年的时间里,前后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唐天宝2年(公元743年)3月,鉴真作好了一切东渡的准备,正待启行,不意浙东一带出现了海盗,随行的僧徒中间又发生了意见纠纷,道航认为高丽僧人如海学行欠缺,不应带他同行,如海遂向官府诬告,说道航等私通海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立即将荣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后真相大白,荣睿等人已饱尝了四个月的铁窗风味,当释放时准南采访使仍认为“今海贼大动,不须过海!”没收了他们的船只,第一次东渡计划失败了。同年12月下旬,鉴真出钱80贯,买了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一艘军船,准备了大批物资,一行85人,在12下旬的一个月明之夜从扬州悄悄开航,但船到浪沟浦即遇风暴,浪击船破,停留1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扬子江口,又遇风浪,停泊1月,再次启航,不幸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船上东西全被海浪卷走,全体人员登上一个荒岛,后被官船送回明州(宁波),大部分人遣送回乡,17位僧人被送到贸山(浙江鄞县)阿育王寺。每二次东渡又告吹了。第二年春,鉴真一行受聘到越州(绍兴)龙兴寺讲律授戒,天宝3年(公元744年)秋归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理解鉴真东渡的意义,向官府控告说荣睿引诱鉴真,官府随即逮捕了荣睿,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荣睿在押送解京途中,在杭州得病,假称病死,才得脱难,第三次东渡计划又夭折了。天宝3年冬,鉴真派人先去福建购买船只,备办海粮自己率徒众30余人,声称巡礼圣迹,秘密从浙江小路往福州取齐。但扬州龙兴寺的弟子灵祜不忍老师远适异域,发起僧徒阻止鉴真赴日,江东道采访使遂下牒诸州,追踪拦截,鉴真一行在黄岩禅林寺被官差截获,强行押解回扬州,第四次东渡计划又成了泡影。在这样的形势下,荣睿、普照感到再留在扬州龙兴寺使得官厅对鉴真的监视不放松,为了回避风潮,他们遂移居同安郡(安徽安庆附近),在那里足足等待了三年。唐天宝7年(公元748年)两位日僧来到扬州崇福寺,鉴真又悄悄作第5次东渡准备,“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鉴真及其弟子,加上荣睿、普照共有14位僧徒,其他尚有申请同行的35人,船员18人,共计60多人,他们在6月26日夜从扬州新河秘密登船,尚未出海,即遇风浪,飘到浙江海面,先后在三塔山、署风山各停住一月,10月16日登程后又遇狂风怒涛,在大海中整整漂流了14天,最后漂到了海南岛西南角的振州(今广东崖县南)。然后辗转从雷州海峡,经由广西、广东、江西、安徽、返回扬州,一路上历尽艰辛,前后历时二年。日僧荣睿在路过端州(广东肇庆市)不幸逝世,他把自已的骨肉埋葬在中国土地上。跟随鉴真始终如一的学生祥彦,在途经吉州时也病死了。鉴真因受暑热得了眼疾,治疗无效,不幸双目失明,鉴真虽遭受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了解到日本人民热切愿望,明确到中国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时代的使命,因此,始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持着他,以“不遂本愿”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又准备作第六次东渡壮举。   
最后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天宝12年(公元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前,特来扬州拜访鉴真,鉴真决意乘遣唐使船渡日。为了避开官府及僧徒的阻拦,鉴真及其弟子于10月19日夜秘密趁船离工扬州,普照从阿育王寺赶来,大家在黄浦会合,一行24人搭上了遣唐使船,于11月15日夜启锚,这样,鉴真一行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征途。次年(公元754年)2月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时鉴真已经是66岁失明的老人了。
    鉴真在日本居留十年,于公元763年6月21日圆寂于奈良唐招提寺,享年76年。鉴真逝世前一年,由他的弟子思旋根据鉴真的形象,制成等身大小的乾漆夹坐像一尊,即是现存唐如提寺开山堂内的鉴真像。这是日本最早的以真实人物作为对象的优秀塑象,是中日美术史上的一件重宝。鉴真东渡日本,不仅缔结了两国人民的牢固友谊,而且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人民,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书法、工艺技术以及医药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人民因此称他为过海大师。这里仅就鉴真东渡日本后在医药上的影响与贡献作简要的介绍。
过海大师—医药始祖  
    鉴真是盛唐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人物。鉴真生于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扬州人,俗姓谆于,自幼便喜欢钻研各种学问。他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潜心研究沸教经典,对佛典里的“五明学”下过很大功夫,尤其是对其中的“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巧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药物及治疗疾病的)作过深入钻研。鉴真20岁时,随他的老师道岸律师游学二京(洛阳、长官),当时,道岸的师父文纲、师兄弘景均应召来到京城,鉴真跟随这些名师学习佛学知识。鉴真从学的融济、文纲律师是律学始祖道宣的弟子,道宣与唐代医药大师孙思邈有极深的友谊。他们两人在医学和佛学方面是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现今治疗神经衰弱的天王补心丸,是道宣自己患心气不足时创制的。鉴真从这些老师那里获得许多验方,鉴真后来带往日本的药方,其中日本佛都界常用“奇效丸”,据说,此方是鉴真通过弘景而得自道宣。鉴真的知医,更主要的是他曾经参予了广泛的医疗实践。鉴真随师进京参观时,有机会到“太医署”、“药园”等地参观学习;到“弘文馆”查阅古今图书。鉴真自二京回扬州后,主持龙兴寺、大明寺工作,这些寺院均设有悲田、福田等院,这是寺庙里附设的医疗慈善机构,鉴真积极参予其事,自制丸散膏丹,为广大贫苦人民送诊施药,从而积累了临床经验。鉴真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通点,是当时中外交流的国际城市,鉴真在那里不仅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人物,而且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和药材,因此,掌握了药材市场上那套鉴别的道地、品种、规格、真伪和加工等方面知识。后来,鉴真在历次东渡过程中,特别是第五次东渡失败从海南岛回到扬州的旅途中,看到了许多南方的植物和药物。通过这些经历,不仅增长了医药知识,同时也积累了辨识药物的经验。鉴真抵日后,除讲律授戒,传授其他技外,积极进行医药活动。他初到日本后,因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皇室把备前国水田一百町赐给了鉴真。当时日本寺院也置有敬田、悲田、疗病、施经四院,隋唐年间,虽中国医药知识及医药典籍相继传入日本,但日本人民对于鉴别药物品种的真伪、规格、好坏尚缺乏经验。鉴真抵日后,尽管双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将有关药物的知识传授给日本人民,矫正了过去不少错误;同时对于药物的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识,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民。据传鉴真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可惜早已失传。但在《医心方》里,还能找出三、四个方来。鉴真逝世后,他的弟子法进在日本继续讲授医药,后来传其术的徒孙有东大寺的惠山、元兴寺的圣一、山田寺的行潜等。通过这些门徒,对日本医药继续发挥积极的影响。隋唐以前,中国医药学通过朝鲜传入日本。雄略天皇、钦明天皇曾多次向朝鲜聘请医药师,雄略天皇时代应征去日本的百济医师德来,抵日后定居难波(今大阪),后来子孙世代业医,世称难波药师。公元561年,中国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医药书约160卷到日本,这是中国医籍正式传入日本的开端。隋唐年间,日本政府派遣的使团中,均有医师随行,其中也有专程来中国留学的医药生。由此可见,鉴真东渡以前,中日两国的医药交流已有悠久的历史。自鉴真东渡日本面授医药知识,使日本人民真正掌握辨认药品之知识,从此日本“医道益辟”。14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直到德川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象,可见其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