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

    汤钊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主任，1954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任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理事。

    1969年起，汤钊猷开始从事肝癌研究至今，先后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编《原发性肝癌》等中英文著作5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及中国医学科学奖、何梁何利奖、医药成果金杯奖等多项。

    由1969年开始担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肝肿瘤组组长算起，今年恰好是汤钊猷从事肝癌研究30周年。30年，从风华正茂的血管外科医师到成就斐然的国际肝癌权威，已是69岁的汤钊猷说自己只做了两件半事：第一件事是指他和他的课题组在国际医学界开创的“小肝癌研究”。汤钊猷最早系统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的概念与理论，指出：肝癌有着一个相对长的发生发展阶段，其自然病程在两年以上而非以前认为的6个月以内。通过甲胎蛋白(AFP)较低浓度指标或超声显像在肝癌高危人群中的定期筛查，可以在病人症状出现前的6至12个月内检出尚无症状体征的小肝癌。以手术切除是小肝癌治疗的首选方法，以局部切除代替传统的肝叶切除，术后定期随访AFP与超声可发现亚临床期复发并再切除，从而有效延长病人生存期或获根治希望。同时肝癌既有单中心发生又有多中心发生，肝癌再不是不治之症，关键在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1985年，汤钊猷主编的英文版《亚临床肝癌》出版，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帕波誉其为“人类对肝癌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该项目一举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80年代起，汤钊猷将注意力集中在无根治希望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的有效治疗上，他在小肝癌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再切除”的崭新命题。又一个十年的探索，汤钊猷做成了他肝癌研究生涯中的第二件事——提出了“导向综合治疗方案，”获得了有效缩小疗法模式，同时系统地提出了适合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的对象、时机和方法。1991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30年、两件事，汤钊猷把因小肝癌切除的5年生存率提升到65?1％，把肝癌手术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由1959至1978年的24?6％提高到了1978至1998年的51?5％，把不能切除肝癌的5年生存率由1959至1978年的仅1?7％提高到了1978至1998年的26?1％!

    1994年起，汤钊猷又选择了“肝癌复发转移的研究与防治”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第三个研究方向。目前，这一课题已经取得了部分阶段性成果。1995年，他的课题组建成了国内外首例裸鼠人肝癌高转移模型，1998年，又建成了难度更大的高转移人肝癌细胞株。只因这一课题还未完成，汤教授才将之称做“半件事”。

    其实汤钊猷还作了一件大事，就是由于汤钊猷等中国学者的探索，把我国的肝癌研究推向了世界的前列。1979年，汤钊猷荣获了美国癌症研究所颁发的“早治早愈”金奖；1982年，国际肝病大会召开时，他已经成为主席团7名成员之一。此后的第15届、16届国际肝癌会议上，汤钊猷都被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或共同主席。1998年，第17届国际肝癌会议上，他又被指定为3个大会发言人之一。尤其是，在有万余人出席的世界肠胃病大会上，他应邀作了一个小时的肝癌回顾与展望报告，这是国际学术会议能够给予一个学者的最高礼遇。　

    汤钊猷把自己的经历归纳成了四个字，即“识变”、“促变”。他坚持认为，惟有变革，方有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前人的结论和原则，既要遵循，又要敢于怀疑、敢于改革!的确，正是经历了由等病人到找病人、由依靠传统方法诊断到利用甲胎蛋白和超声诊断、由肝叶切除到局部切除等观念和方法的革新，才使肝癌的预后由不治，变为部分可治；正是由于将肝癌由大变小的“促变”，才有了不可切除肝癌的有效治疗可能；也正是由于我们坚持变革，才使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由低到高。当然，如果我们不抓紧，也有可能重新由高到低。为此，汤钊猷强调要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对自己的学生，汤钊猷则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好两点：一必须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二要形成辩证思维，敢于创新。

    时常有人问汤钊猷是什么促使他几十年如一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登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今年初在接受“东方之子”栏目专访时，汤钊猷作了这样的回答——“是人民的培养、国家的信任和国际的挑战!”